宇宙唯物主义哲学暨自动化加工厂的大脑的最初产生之源

（中国天津汽车齿轮厂退休工人）董忠华

我说过，在我所创立的《宇宙唯物主义哲学》中，《宇宙唯物主义哲学》同《我的自动化加工厂的大脑》二者实际上是一回事。这是因为我之所以能够创立一门全新的完整的（覆盖一切的）《宇宙唯物主义哲学》，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因为我的大脑是一个“自动化加工厂的大脑”。

那么我所出来的这一门全新的完整的（覆盖一切的）《宇宙唯物主义哲学》暨我的“自动化加工厂的大脑”这二者的最初产生之源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本文要向大家说明的问题。

（1）据我研究发现，

学问太大的人（比如中国学派老师们，包括这几年来给最高领导人讲课的老师们，）大脑里装的实际上都是一本本的书。所以，无论他们要做什么学问，实际上都只能通过寻找一本本的书去找答案。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没有这根拐棍（寻章摘句）根本就走不了路（搞不了理论创新）。对此谁要不服的话，可以摸一摸自己的良心，问问自己到底提出了什么理论创新研究成果。

所以，无论他们做什么学问，都只能并必然都只会采取寻章摘句的研究方法来做学问。而这一本本的书，又都是前人的研究成果。所以不论他们的学问看起来有多大：大脑里所包含的前人的书有多多，表现在他们所列出来的参考文章有多少篇，无非是想（并只能）说明他们的学问有多大：“学富五车”这一成语实际上就是为表扬他们而产生的。君不见，历代的状元可有几人成为理论创新尖子人才的？一个也没有，足以证明这一点。

所以，他们所做的学问实际上都超越不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局限。所以他们实际上都研究不出来真正的“理论创新尖子”的研究成果。所以我说过，一个人的学问太大了，他的大脑就被学问所累了，这是我的又一个发现。

《宇宙唯物主义哲学》的新发现也实在是太多了。可以这样说，《宇宙唯物主义哲学》的全部内容实际上都是由他的一个又一个的新发现组成的。

总之一句话，所以他们都没有能力独创一门《宇宙唯物主义哲学》，他们的大脑也都形成不了一个“自动化加工厂的大脑”。他们实际上连《宇宙唯物主义哲学》和“自动化加工厂的大脑”这两个新名词也想不出来。

（2）而我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我的大脑里实际上什么学问也没有：我本一张白纸。由于我的《宇宙唯物主义哲学》的全部内容都来自于生活实际总结。这就造成了我的大脑里只有《宇宙唯物主义哲学》创立过程中的一个个触发点。这是我的大脑同天下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有大学问老师们）的大脑的最大区别。所以我说过，大脑科学研究应以我的大脑的思维方式作为研究对象。而我的“自动化加工厂的大脑”实际上就是这样形成的。

总之一句话，我所创立的《宇宙唯物主义哲学》暨我的“自动化加工厂的大脑”的最初产生之源实际上都是因为我的全部研究都源自于生活实际总结。这是我的又一个发现。

这一发现我最初提出于1981年4月。当时我曾写《文化大革命总结》一书（五万字）。据我所见和研究体会，这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总结文化大革命的一本书。这一点我在《文化大革命总结》一书中第一句话就说了。

我在文革后期（儒法斗争。因受毛主席提出的学一点《天演论》的启示）就向毛主席许愿，文革结束后一定要写一本书，把他老人家的文革思想总结出来。由于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我的《文化大革命总结》这本书的经历，可以写一篇文化大革命总结奇遇记。

现在想起来，每一个人的一切经历实际上都是缘分：我把他称之为宇宙之缘。当然每一个人的宇宙之缘是不一样的。我说过，我对天下每一个人的宇宙之缘都是一样大小的。至于天下每一个人同我的缘分有多大我是不考虑的。当然后者的宇宙之缘是可以发展变化的。不论天下每一个人同我的宇宙之缘怎样发展变化，我对天下每一个人的宇宙之缘都是一样大小的。所以宇宙唯物主义哲学实际上是一本专门研究宇宙之缘的书。

所以我说过，宇宙唯物主义哲学的每一句话都是大家所没有研究到的。这句话不是谁想说（编）就能随便说（编）得出来的。都是有足够研究根据的。（2024-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