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祥要出新书，然而书未出新闻先至。媒体爆料他将在以后的书中讲述与饶颖的官司。为此，记者前日与赵忠祥长聊了这事的前因后果。他解释新书《岁月缤纷》是一部自己多年学习诗、书、画的集成，并愿意提供后记在本报提前发表。他还否定了先前媒体报道的真实性，谈到以后写书，赵忠祥说：“我凭什么让我将来的著作中出现一个我非常不喜欢的人的名字呢？”

　　　作为文化人是很看中名分的怎么会让不喜欢的人名留在著作中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青周”)：媒体又提起饶颖的事。怎么会这样呢？

　　赵忠祥(以下简称“赵”)：我接到上海一位记者的电话。他第一句就问我，听说你新出一本书，书里提没提你跟饶颖打官司的事？我说我的书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没考虑写这事。他就问我以后还有什么创作，我说我会有一部回忆录。他一听回忆录就很敏感，说回忆录会不会提她？我跟他用一种比较虚的回答方式，说我回忆录既有我人生的成功，也有我人生的欠缺，既有我胜利的喜悦，也有我的坎坷和辛酸。总而言之，我人生的成就辉煌，以及我的风风雨雨，我都会在我的回忆录当中去直面它。

　　我想这应该很含蓄地把我想说什么和不说什么讲清楚了。借着我的叙述，揣测我可能会写什么我没有意见，但是你不可以说，我说了我要写饶颖和我的官司问题。要知道一个人写一本书，特别是作为一个

文化人，他是很重名分的。在我书里出现的故事、情节是由人物组成的，这些人物无论是我的朋友，抑或是我的“敌人”(强调加引号)，或是有恩于我，或是曾经很深地伤害过我的人，只要我觉得他们有尊严和人生价值，我就会提到他们。有一些人不值得我把他记录在我的书里，我干嘛要给他们去树碑立传？我凭什么在我将来的著作当中，出现一个我非常不喜欢的人的名字呢？我有必要这样做吗？你用一个正常人的思维来想都会持我这样一种心理。如果你是我很亲近的朋友，也会告诉我，你的书里不要提谁谁谁。我现在不能去说我将来一定会写什么不写什么。我不高兴的就是我没有说的话你不能给我编造出来说是我说的。

　　还有人提问说“你既然曾经声明过你不认识饶颖为什么还去写饶颖？”第一我没有说去写，这都是记者给我带来的麻烦。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认识的人难道就不可以写吗？这种问法在逻辑上站不住，很荒唐。

　　媒体企图伤害我我不愿意对簿公堂

　　青周：说你新书中将写与饶颖的官司内容，是这个上海记者写的吗？

　　赵：我查了一下，是陕西的一个记者写的，太离谱了，他没采访我。上海记者写的稿子虽然有的语句描述重了一些，但他没有提饶颖两个字。陕西那家媒体，他的标题就很恶毒，标题是《赵忠祥出书讲述性丑闻》，说我将把自己的性丑闻和与饶颖官司的来龙去脉，写进新书里。这完全不是一个记者应该做的事儿了。如果你说你觉得赵忠祥可能会这样我都不去怪你。但他说是采访我，从我嘴里说出来，你想作为任何正常人的思维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吗？

　　我今天给那家媒体发了一个函质询。我说你得给我一个说法，你采访了我没有，我不记得你采访我。如果你没有采访我，这个言论从哪来的？如果你确实采访我了，我做梦似的不知道，那现在都很好办。电话局都能调得出记录，你哪怕有记录，至于我说没说都好办，连这个都没有那你怎么交待这事呢？如果你没有依据，自己编造的你也得给我一个说法。为什么要这样？我不是一个太找事的人，但是也不能太这么任人蹂躏了，这样太过份了。

　　在去年前年纷纷扰扰的舆论环境中，我个人很坦率的讲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我什么风浪没见过呀？这算什么呀？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只要你没砸到我们家门来没给我这儿放炸药，我都可以容忍。你没怎么着我，你也不能怎么着我，但是他企图伤害我就可恶。我绝对不会看了这篇文章就跳楼的。但我可以坦率地说，很多的报道都是很离奇很离谱，匪夷所思的。这样的情况我都容忍了。我没有跟任何一家媒体对簿公堂，而且我都觉得这非常无聊。跟他们进行这些事情的理论显得我也很无聊。我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我要写书写文章要画画，我有那么多朋友要来往要谈创作，真的是很忙。

　　舆论纷扰官司缠身没有改变我诗情画意的心境

　　青周：你的《岁月随想》是1996年出版的，《岁月情缘》是2000年出版的，为什么隔了这么长时间才写出第三本书？

　　赵：说实话，就是因为前几年我除了工作以外，折腾在舆论的分辩中，还有官司的缠身，我哪有心绪坐下来写东西呀？但是我没有时间动笔并不等于我没有时间去构思。这本书不是几个月的突击作品，它是布满了一个时期的文化思考，并不由于外界有所纷扰，而改变我这种诗情画意的心境，但是有一些事物的缠身使得你写作的时间有所缩小。现代社会各种纷扰，包括我自己的各种私人事务，真的很缠身，没有办法把自己百分之百的精力都搁在爱好和创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