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说，姥爷说，妈妈说

——评电影《唐山大地震》

“那天特别热。入伏以来没那么热过。热得邪乎。”——我姥爷说。
“半夜两点多，总算睡着了。地光特别亮，当时我还跟你姥姥说：‘妈，开灯干啥呀？’你姥姥说了句‘地震了’，抱着我就往床底下钻。这时候就已经都（塌）下来了。”——我妈妈说。
“地声跟打雷似的，比打雷响。我还想：咋下这么大雨呢？”——我姥姥说。
“整一面墙把我拍在下面了。”——我姥爷说。
“根本来不及跑。几秒钟的事儿。”——我妈妈说。
“床边儿不是有角铁吗？断了，又把我大腿根卡住了。动不了了。我就只能抱着你妈。一块砖头就砸我脑袋上了。当时就是个大窟窿。你看，现在还有疤呢吧。”——我姥姥说。
“我琢磨着我肯定没希望了。跟你妈、你姥姥喊：别管我了！”——我姥爷说。
“当时（地上的东西）一蹦多老高。咱家的屋顶整个甩到隔壁去了，我跟你姥姥抬头能看见天。是，嗯，天是露着的，万幸。都塌完了之后，周围一点儿声儿没有。静着呢。”——我妈妈说。
“后来又震，角铁越卡越紧。你姥爷更动不了，整个都压下头了。后来幸亏邻居把你姥爷挖出来了。”——我姥姥说。
“几乎每家都死人了。就当时咱们住的那条街，家家都死人了。隔壁一家子都砸死了。当时我还听见隔壁的姑娘喊：‘妈，救我！妈，救我！’后来就没声儿了。”——我姥姥说。
“担架？哪儿用担架啊！死人都流汤了，装在死尸袋里，用叉子一插，就往装死尸的大卡车上一扔——”——我姥爷说。
“那是24万人啊。出来之后根本不知道害怕，地上都是死尸，大夏天的，全都烂了、臭了。人人在尸体上迈着走。你知道在尸体上迈着走是啥感觉吗？”——我妈妈说。
“从飞机上往下扔面包。摔在地上哪儿还有整的，都碎了。还有外地的人给烙的饼。饼在飞机上捂得都发毛了。人家地震还给发水喝，我们那时候哪有人给你水喝？刚开始都是喝地沟里的水。后来有人分水了，得抢，使劲抢，晚了就没有了。”——我姥姥说。
那年我妈十岁，姥姥、姥爷正当年。
记事以来，他们在各种场合给我讲上面的故事——这些是我亲耳听到的。
每年清明、7·28，全唐山市都是烧纸的烟味儿，呛人。路口一堆一堆烦躁不安地跳跃着的火苗。从路的尽头望去，路的两边是无数闪动的光点。年年如此，年年如此。——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从记事开始，几乎每年都有一两次小地震，最严重的一次，我面前的水杯晃出去了半杯水。——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唐山人多数活得安逸、踏实，因为他们都死过一次了。
观影诸君，你们看的是电影，而我们唐山人看的是自己的过去。
那天，我姥姥唯一的儿子，我妈妈唯一的哥哥，我唯一的亲舅舅——我的从没见过面的舅舅——没有住在家里，他就那样永远睡在了他同学的家里，没有再醒过来。
只有一次，我姥姥在谈到舅舅的时候流了泪，然而她最后还是擦干了眼泪，盯着地面，跟我说：嗨，都这么多年了。
一位唐山的老者亲口这样跟我说过：姑娘啊，死的人死了，活的人就得使劲儿活着。
有人说：我旁边的人看到一开始蜻蜓出来的时候就开始哭了。
我想问：他为什么不可以哭？这为什么可以被你用讽刺的语气说出？
那些慌乱奔逃的蜻蜓知道将发生什么，可是那些无辜的人呢？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就这样如往常一样躺下陷入酣睡，可是再也没能看到第二天的阳光。
所以，所以请你们评论的时候，稍微考虑一下这部作品最重要的一群观众：那24万亡灵的亲属——这是关于生命和死亡的命题，请不要用一句“拍得跟电视剧似的”或者一个“烂片”就一笔带过，好吗。
好吗？
我7月23日在唐山市新华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
在那个大厅我曾经看过无数场电影，然而——我用性命担保——没有一场，观众会比看这一场的时候更安静。
我始终忘不了在过道里那些一直默默扶着轮椅扶手的截瘫病人，他们特意过来看这部电影，在这大厅里，他们显得分外苍老、沉默。
姥姥、姥爷、妈妈都说：“这电影我不看。我看不了。”
是的，他们看不了，因为太痛。
当我看到片头的特效时，姥姥姥爷和妈妈曾经讲过的所有的镜头都在我脑子里迅速复原归位——房子怎样坍塌、城市怎样在转瞬间夷为平地、无数生命如何无知无觉就失去了生命。在安坐在椅子上之前，我曾经试图用唐山人的目光来感动，用影评人的目光来吹毛求疵——然而从头到尾我的情绪都没有从电影中出来。我找不到任何方法来平复自己的心情。
难受。
观影后，我又回头梳理了电影的剧情，发现它确实有些失真和烂俗，张静初最后在墓地不断重复嘶吼“对不起”的那一段也有些过火。但我还是发自内心地爱着这部写唐山的电影。
唐山不是“魔都”也不是“帝都”，她只有那么一丁点大，她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唐山人深深熟悉。我们在电影屏幕上看到百货大楼和南湖时的情感，永远不可能和北京人看到中关村或者天安门时相同。
如果我的一生中只能有一部影片，是我不能从其中跳出来冷静客观地列举着一二三四的，那么只能是这一部——对不起，我真的做不到。
因为我是唐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