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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2 09: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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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诗与数字 可以说古代诗人对数字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爱昧的。 对于古诗人来说数字也不过是“字”，最重要的是为了切合平仄，必要时必须更换实际的数字顺序才能合乎韵律。 如：十，百，万是一组仄韵数字，一，三，七，八，千又是平韵数字，加上入声字等，如果使用数字不严格遵守平仄规律就无法作出好诗。 所以苏轼只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与习惯口语中的“两三枝”相比很拗口。 “万水千山总是情”等比“千山万水总是情”更符合平仄规律。 苏轼《惠州一绝》中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 都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数字。 无论李白多么喜欢喝酒，如果一天喝上三百杯，不得急性酒精中毒也会腹胀得无法动弹。就按他所说的，大打折扣地“一成”（十分之一）计算，三千六百日，每天三十杯，其肝脏功能不失常才怪。不是肝癌就是肝硬化，是无法活下去了。 无论苏东坡多么喜欢荔枝，一天吃上三百颗荔枝，保不准口舌生疮，是无法啖下去的！ 日本社会对中国有一种先天、天然的“不信感”,许多负面印象多来自对中国古代诗人的杰作，他们囫囵吞枣地误认中国人“言过其实”。 日本人说中国人喜欢夸张、嘘突（撒谎），什么都是“白发三千丈”——只是夸夸其谈。所以在企业的事业谈判中，中方越是拍胸脯、做保证如何如何只会让日方越会引来怀疑。因为夸张的说法让精打细算的日本人无法跟上脚步。 所以如果让古代诗人打麻将可能是不喜欢记过张，让古诗炒股不会看大盘，不会割肉清仓，也不会囤积居奇，搞政治不懂隐忍，往往犯“方向路线错误”。无论给李白，杜甫，苏东坡等诗人多大的官位，他们很难与“领导”保持高度一致，不被打成“野心家”，“阴谋家”就不错了，“天子呼来”居然“不上船”起码是严量“失职”…… 少年李白“观奇书”、“乐仙游”、“好剑术”，才能与兴趣广泛，贺之章誉其为“天上谪仙人”。唐玄宗时，李白只不过是一个待诏翰林。李白性格傲岸不群，根本不能忍受这等“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生活，自请还山，离开长安，开始了他的漂泊……。 诗人李白的眼中数字就是一种工具：“千山飞鸟绝，万径人踪灭。”运用数字使诗对仗工整，富有韵律美；进行对比；“千里江陵一日还”除非是坐动车或高铁，否则无法实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白发三千丈，缘愁似千长”。表示比喻：“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这些数字主要是古诗独特艺术之处理，为了达到一种盎然的情趣，千万不能当真、认真、更不能较真。 日本的徘句也好，短歌也好，惜字如金，一个字代表很多思想考量，如果用数字反而局限其意识境界。所以不能将诗人的数字当数据，立论，论证，导出结论。郑燮《咏雪》 “一片两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都不见”。简直就是数字的堆砌多用。邵康节《山村咏怀》：“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用数字巧妙地将烟村、人家、亭台、鲜花等景象排列在一起，构成一幅静谧柔美的田园风光图，表达出诗人对大自然的喜爱与赞美之情。 李峤《风》“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写风的小诗，很有浪漫主义情怀。风无影无形，却可秋风扫落叶；春风开百花；激起千层浪；吹斜万竹林。无形的风，在诗人笔下，不仅有形，甚至有性格，有力量，有脾气。 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写出了杜甫当时的复杂心情——说船来自“东吴”，此句表战乱平定，交通恢复，诗人睹物生情，想念故乡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梅花 陆游 “闻道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朝阳路八千”、“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古诗中可谓不缺少数字，特别是格律诗和绝句更愿意使用数字。 古诗，犹如川菜中的花椒海椒，是调味料，是刺激味蕾的药品。任何一个诗人都会使用数字来“背书”。日本的短歌，长歌，俳句就像日本料理一样讲究的是清淡、新鲜，没有任何调味料都可以“料理”。在日本是个文学中数字是少见的……(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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