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

1，钟嵘以及《诗品》

钟嵘，生卒年大约从公元四八六年——五一八年，字仲伟，祖籍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永嘉之乱时徙居江南。七世祖和父亲曾为官，自己有在南齐和梁时在朝廷里担任官职，但是官职不高。所以钟嵘自幼成长在一个有良好文化教养的家庭。

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它评论汉魏以讫齐梁的五言诗人，总共有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再加上汉代无名氏所作的《古诗》。钟嵘在文中品评他们五言诗的优劣，并把他们分成了上中下三品。

 《诗品序》本是《诗品》中上中下三品之前的序，后来的人把他们合在以前，成为一篇序言。

据统计，在《诗品》中钟嵘共品评了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其中六位上品者有12家（其中的《古诗十九首》作为一家），列入中品的有39人，列入下品的有71人。其中列入上品的：汉朝有3家（《古诗十九首》、李陵、班婕妤），魏有四家（曹植、刘桢、王粲、阮籍），西晋也有四家（陆机、潘岳、张协、左思），刘宋只有1家，即谢灵运。

（分类品评人物的风气，自汉代开始就已经出现，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就分九品论人，刘歆在《七略》中则分流派来叙述介绍。在汉末的时候清谈，品评人物之风气渐渐流行起来，曹魏的九品中正制更是助长了社会上的这种品评人物的风气。到了南朝的时候，形成了一种品评人物的标准就是从道德品质，政治才能方面来品评人物。我们看《世说新语》中有很多关于这品评人物方面的记载，甚至在官方所编的史书中在介绍某个人物之前，都有那么一段关于他被某个人物所品评的话。为大家熟悉的就是在《三国志》中某位名流乔玄（类似仙人）对曹操的品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种品评往往称为某人成名的重要手段。这种品评风气还不仅仅局限在人物方面，还发展到各个领域中，诗书棋画都有人品评，在文章方面，有曹丕的《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品评建安七子各自文章的优劣，梁武帝有《书评》，南齐谢赫有《古画品录》分画为六品。这些品评虽然是一些比较随笔性的，但是他们能够通过品评形成一定的品评标准，这些标准往往会以某个人物为最佳标准。）

关于此书的成因，在《总序》中也有介绍：

首先是不满于齐梁时代的华靡文风，堆垛典故，刻意追求声律，无病呻吟

其二，是对于前代批评著作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批评的不满

其三，是不满意于当时的批评界的“随其嗜欲”“标准无依，为品评诗歌成就树立一个品评的标准。

   这篇序言主要介绍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述了诗的特征和作用：吟咏性情和感天地动鬼神，主要是第一段。第二部分介绍了五言诗的历史，从上古、两汉到魏、晋的五言诗的发展。第三部分总论了五言诗创作的方法：兴、比、赋的手法以及风力与丹采相结合。

1， 注解：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①，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②。照烛三才③，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①刘勰《文心雕龙》中“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亦即此意。

②刘勰《文心雕龙》中“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③三才：天，地，人。

   气候触动万物，万物感召人，所以才使人的情感激动，用舞蹈和诗歌表现出来。（诗歌）能烛照天地人，辉耀宇宙万物，天地神灵等它来上供祭品，幽冥界靠他来明白的祭告；（在古时候，我们祭祀的时候，都要有祭司来朗颂一些诗歌。大意都是召唤祖先和部落英雄来行享的。但是我们今天似乎没有这些仪式啦，但是在一些原始的部落中，仍然是存在的。）动天地，感鬼神，其效果没有比诗更直接的啦。

这一段在钟嵘的《诗品》中具有提纲挈领的地位，一方面，“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阐明了诗是如何产生的。诗是人们对自然四季变化的体认，当这种对事物的认识触动了人之后，在人的心里酝酿，不断的激荡人的性情（七情）的时候，最后人不能抑制自己内心这种强烈的情感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发泄表达的渠道——舞蹈与诗歌。在这里提出了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诗要反映“自然美”。诗是来源于人的情感的厚积薄发，因此诗的最大性质和特征就是吟咏性情，即抒情。而能引起人的性情积累的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自然四时的运转，景物的变迁。二是个人社会中的不寻常的生活遭遇。在《总序》的第二部分中有论述。

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夐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谣曰：“名予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着五言之目矣①。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

①《文章缘起》：五言诗，创于汉都尉李陵《与苏武诗》。

  从前有关《南风》的诗歌，对于卿云的颂词，它们的含义深远了。夏代的歌谣说：“郁陶乎予心！”《楚辞》说：“名余曰则正。”虽则诗体未算完备，但是这是五言诗的幼芽。到了汉代的李陵，已开始标出五言诗的名称了。上古诗歌的产生渺茫悠远，人的世事难以考详。推断那种诗体，当然是以火德的汉代的制作，不是衰落的周世所始创。

  （对于五言诗是否是起源于李陵是有争议的。在此钟嵘是认为五言诗起源于李陵，其理由是李陵在《与苏武诗》三首诗中，每一句均采用了五个字，所以从形式上看，这是五言诗的最初起源。但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对《与苏武诗》所谓真实性表示怀疑，他认为从西汉当时整个文坛的文风来看，该诗与当时文风不符合，疑是后人伪作，后来有人考证认为大概是晋人的伪作。刘勰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现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苏轼同样对五言诗起源于李陵表示怀疑，苏轼怀疑的理由是从《与苏武诗》中所出现的内容上的错误。他在《答刘沔都曹书》中也说道：李陵、苏轼赠别长安，而诗有江汉之语。及陵与武书，辞句儇（xuan）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绝非西汉文，而统不悟。

  另一方面，钟嵘在《诗品》中将李陵列入上品，并且说“其源出于《楚辞》。”从钟嵘妇人《诗品》中，我们可以发现钟嵘将诗的来源大致的分为两个源头：一是《楚辞》，如在品评李陵诗时所言；另一个源头乃是《诗经》，例如在品评《古诗十九首》中说“其体源出于《国风》”，在品评他最为推崇的曹植时他也说“其源出于《国风》”。其他的人物不是直接出于《楚辞》和《国风》，也是出于源于这两个源头的某位诗人，如班婕妤、王璨出于李陵，张协又出于王璨。所以钟嵘将诗的起源大致是追溯到《楚辞》与《诗经》。对于钟嵘妇人这个观点，也是有人质疑的，认为五言诗并不是起源于《楚辞》与《国风》这两个源头，而是一个独立发展起来的与《楚辞》和《诗经》并列的第三种文学形式。逯钦立在《汉魏六朝文学论集·汉诗别录》中考证五言诗起源诗立下三条标准：凡称五言诗，须通篇皆为五言，一言。凡称五言诗，不得含有兮字，二也。一体彩之成，须经长期之酝酿，今故不以某一人之有此作，定其原始，而分别以一般时间为其发生期及成立期，三也。从逯钦立的第一条来看，就否定了《诗经》能成为五言诗的起源说，从第二条来看，就否定了《楚辞》为五言诗的起源。在五言诗中，须有五字这是形式上最为最要的标志，《诗经》中固然有一些诗中偶有几句出现了五个字，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诗经》是以四言为主，而且四言是符合汉以前人们对韵律的看法和使用习惯的。再说《楚辞》中的“兮”字，乃是一个语气助词，并没有实际的意义，我们在很多的场合下是可以去掉“兮”，而不会影响诗的整个意思的，但是五言诗里每一个字都是实词，而是对于整个诗的意境来说是不可缺的。所以从形式上，可以否定《诗经》为五言诗的起源，从内衣或意义上，可以否定《楚辞》作为五言诗的起源。

但是钟嵘为什么会把李陵和那个班婕妤看作诗的起源呢？我猜想钟嵘大概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即五言诗的“吟咏性情”的特征。在第一段中，我们介绍了钟嵘对五言诗创作上的要求，“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就是说五言诗要表现自己对自然对人生的真实的感悟。归结起来有两点：一是要表现怨情，二是要抒发切身的感受，而不是抒发“假情”“矫揉造作”之情。而在这两点上李陵与班婕妤是符合的，在《诗品·上品》中品评李陵和班婕妤的时候，钟嵘说李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幸苦，其文亦何能至此。”品评班婕妤说她“词旨清捷，怨深文绮。”所以他们的诗符合“吟咏性情”的特征。钟嵘非常的重视五言诗的“怨”以及“怨情”的抒发，但是对于怨也是有相对的，我们知道过于的强调诗的“怨情”就会使文章充满了“靡靡之声”，教导人们学坏。所以他一面强调“怨”的同时，也强调“雅”，强调“怨而不靡。”强调在怨中显出雅来。在《诗品》中品评曹植时，就是他的诗是“情兼雅怨”。钟嵘在《诗品》中多次的使用这个“情兼雅怨”的标准去品评其他的诗人：评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王璨“发楸怆之词”，评阮籍“颇多感慨之词”。）

自王、扬、枚、马①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②笃好斯文，平原兄弟③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④。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①王，扬，枚，马：王褒，扬雄，枚皋，枚乘，司马相如，均为汉赋作家。

②曹公父子：曹操，曹植，曹丕。刘勰《文心雕龙》：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揖。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词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才俊云蒸。

（

③    平原兄弟：陆机，陆云。

④    《文心雕龙》：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跃。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

西汉虽则王褒、扬雄、枚皋、枚乘、司马相如这些作家们，词赋竞相明丽，可是诗歌的制作吟咏，却鲜少听闻。从李陵到班捷妤，近百年间，有五言诗的女作家可是志友一人罢了。诗人的诗作风气，顷刻之间已经丧失了。东汉两百年中，，诗歌创作只有班固的《咏史诗》，可是语言质朴，没有文采。下及建安时期，曹氏父子，深爱文学；陆机，陆云，蔚为文学作家中的栋梁，刘桢、王璨，是他们的羽翼。接着有的攀龙附凤，自愿做他们的随从的，大约将以百计。文学作品中的丰富。当时大为完备了。

（汉末及建安的时候，五言诗大为发达，如钟嵘所说的是由于曹家父子大力的提倡五言诗，其他文人争相附会。在整个的建安文学时期，建安七子中，钟嵘最为的推崇的是曹植，虽然在这里只说“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对于曹操、曹丕、曹植三人，在五言诗优劣上的排列与他们的政治上的顺序是恰好相反的。钟嵘把曹植列入《诗品·商品》，把曹丕列入《诗品·中品》，将曹操列入《诗品·下品》。钟嵘不仅把列入上品，而且还把他最为整个《诗品》的“模范”“榜样”，树立起曹植这个“典型”，来品评其他所有的诗人。所以，我们要重点的介绍一下曹植，从钟嵘对曹植的品评中，我们能够看出钟嵘的审美趣味与审美标准。钟嵘品评曹植说

“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其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嗟乎！陈思於文章，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风，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斡可以升堂，思王可以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芜之间矣。”

在对曹植的品评中，钟嵘提出了“骨气其高，词采兼备，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个五言诗品评的标准，同时也是诗歌创作的艺术的标准。“骨气其高”与“体被文质”其实要求诗歌创作时要讲究“风骨”。对于“风骨”我们在钟嵘最后最后一段话中再结合“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来一起分析。“情兼雅怨”我们上文以有分析。下面我们主要的是介绍一下“词采兼备”，看看钟嵘对词藻的看法与要求。在钟嵘的《诗品》中，品评诗人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提到某位诗人的词藻问题，有称赞其词藻华丽的，例如品评陆机的时候，称赞他“才高词赡，举体华美”。称赞张协时说他“词采葱倩”意即词采华茂；称赞谢灵运说他“丽典新声”，即他的文词优美，用典准确而富有深意，所以陈为“丽典”。曹操为什么会沦落到下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五言诗的文词不够华丽优美，而是“古直”，即古朴纯正，没有“艳词”。可见在钟嵘心目中词藻是品评一个好诗所必须关注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白，汉赋被后人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的词藻过于的艳丽，而显出“为文造词”的毛病，过于注重词采而导致了文章内容的空洞，有矫揉造作之的感觉。钟嵘在词藻方面是注意吸取汉赋的经验教训的，他提倡诗歌的自然美。

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①、二陆②、两潘③、一左④，勃尔复兴，踵武前王⑤，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㈠。爰及江表，微波尚传㈡，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⑥

 ①三张：张载、张协、张华

 ②二陆：陆机、陆云

 ③两潘：潘岳、潘尼

 ④一左：左思

⑤    前王：指的是魏王曹操、魏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

⑥    《世说新语》：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焉。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

此后诗作逐步衰落，以至晋代。太康年间，张载、张协、张华、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诗歌创作蓬蓬勃勃地复兴了，他们承继魏武帝父子地步伐，流风余韵没有停滞，也是文学事业地中兴。永嘉时，文人尊奉道家，逐渐崇尚清谈。那时的诗章，说理超过它的文辞，淡然无味。因而到了东晋，残余的影响仍然继续流传。孙绰、许询、桓温、庾亮各位作家，诗作都平凡典实似是《道德经》的言论：建安时期诗作风力消失了。

 （西晋时代，出现了一批有才华的诗人，扭转了曹魏后期的诗歌下降的趋势。在《诗品》中钟嵘将西晋的诗人列入上品的有四个人，即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这几个重要的人物使得西晋的诗歌创作蓬勃的复兴起来，“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在钟嵘看来，建安时期，以曹植为代表，出现了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顶峰，并且在评论后人的五言诗中多从曹植的标准去评价，指出他们与曹植相比差在哪一方面，例如评同是被列入上品王粲时说他“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评刘桢的时候说他“然自陈思已下，桢称独步”，说刘桢在曹植之下。）

先是郭景纯①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②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③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④，凌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⑤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⑥为辅。谢客⑦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①景纯：郭璞的字 ②越石：刘琨的字 ③谢益寿：谢琨 ④刘，郭：刘桢，郭璞 ⑤ 公斡，仲宣：刘桢，王璨。⑥安仁，景阳：潘岳，张载 ⑦谢客：谢灵运

在这之前，郭璞凭他杰出的才华，革新那种风格；刘琨靠他清刚的气质，助成其美。但他们人多，我们人少，没有改变世俗的风气。到了义熙年间，谢益寿继续革新风格进行创作，成绩斐然。元嘉年间，又有谢灵运，才华卓越，诗章崛起，富丽的风格，别人难以跟踪，当然已是同时超越刘桢、郭璞，压倒潘岳、左思了。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曹植是建安时期的俊杰，刘桢，王璨是辅弼；陆机是太康时期的精英，潘岳，张载是伴随；谢灵运是元嘉时期的雄才，颜延年是陪衬；这些诗人的诗作，都是五言诗的冠冕，是文学创作名高一世的杰作。

（从这一段中，钟嵘终结了五言诗的大致的兴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人：曹植——“陈思为建安之杰”；陆机——“为太康之英”；谢灵运——“谢客为元嘉之雄。”钟嵘在品评陆机的时候说“其源出于陈思”，也就是说陆机的五言诗还是从曹植那里流传下来的；品评谢灵运的时候也说“其源出于陈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钟嵘对曹植的诗歌的赞赏，及他所赋予曹植的五言诗坛的领袖的地位）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四言诗，每句字数太少而所要表达意义的面广。向《诗经》《楚辞》学习，就可以学得很多，但常常苦于文字繁芜而意思很少，所以是人很少学习。五言诗是诗歌创作主要之体，这是众多的诗作中有滋味的诗体，所以说合乎流俗的嗜好，难道不是因为它叙述事件，塑造形象，表达情感，描写物态，最为深刻细致的吗？《诗经》中的写作方法有三种体例：一叫做兴，二叫作比，三叫做赋。写得言已尽而意无余，就是兴；凭物态来借喻人的思想感情，就是比；直述其事，寄言写物，就是赋。发扬这三种体例，斟酌使用，以风力为骨干，以文采为润饰，使玩味它的人意味无穷，听到吟诵的人心情动荡；这就是诗歌最高的造诣了。如果专用比兴，就患在内容深奥，内容深奥词句就会摔跤。如果只用赋体，就患在内容肤浅，内容肤浅文字就会松散。成了耍滑头，文字没有归宿，有杂乱的累赘了。

   （这一段在钟嵘的《诗品》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段，因为在这一段里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诗学理论，对后世诗歌创作以及诗歌鉴赏都有重要的影响，对于五言诗的理论总结和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首先，他对四言诗和五言诗作了一个比较，并且说明了自己为什么要推崇五言诗，或者说五言诗有什么重要的优势。他说“夫四言，文约而意广”“每苦文繁而意少”。这里揭示了四言诗的两个弊病：一个是四言诗，只用四个字，从意思的表达上来说，“言不达意”四个字对于所要表达的意思来说不能涵盖整个的意思。确实相对于五言来说，四言所能传达的意思要少于五言诗，而且五言在韵律方面要比四言，更加的优音乐的节奏感，例如我们在朗诵“关关雎鸠，在河之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时，基本上是采取平声，而不会有人会刻意的提高前两个字的音，作为上声来朗读，也不会把后两个字作为去声来读。但是我们在朗读五言诗时，则会有个上声与去声的交替，例如“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由于多了一个字，对于一句诗来说，正如多了一个节拍，所以平仄的搭配就有个比较大的灵活性，对于整首诗的节奏来说，更有起伏，从而能够通过声调的变化来传达作者内心深处更为细腻的感情，有时我们说情感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诉诸最为原始也是最为有效的形式——声调。所以钟嵘说五言诗于“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更为的详切，这不仅指五言多一个描状词，更重要的是它所传达的意思。四言诗的第二毛病是就《诗经》和《楚辞》来言的“文繁而意少”，由于《诗经》里多数是四言诗。其实这个毛病正是第一个毛病的后果，由于四言所能传达的意思少，而为了表达出整个诗的意境，就必须多写几句话，多用几句话来描述，所以会增加诗的词句。

   其次，是钟嵘在这里对赋比兴的看法，在此，我们细心一点的人会看出来，钟嵘说“故诗有三义：曰兴，二曰比，三曰赋”，他将兴放在了第一位。是不是钟嵘搞错了？难道他不知道《毛诗序》里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我们姑且不论“风雅颂”这三义，只看“赋比兴”可以看出，《毛诗序》中是将赋放在了第一位。钟嵘刚刚将“赋比兴”的位置与《毛诗序》中的颠倒了过来。难道是钟嵘不知古人之意？实则不然，钟嵘将这个顺序颠倒过来是有他特殊的用意的，其实说特殊，也并不特殊，与《毛诗序》中一样，只为了一个强调突出的作用。只不过《毛诗序》中突出的是“赋”，钟嵘强调的是“兴”。“兴”为什么能够值得钟嵘这样刻意的强调呢？我们来看看钟嵘对“兴”的解释，他说：“文有尽而意有余，兴也。”就是说兴是文章中“意在言外”，的境界。“意在言外”与四言诗的“言不达意”是有区别的。钟嵘将兴解释成“文有尽而意有余”，是一个新的见解。陈衍在《钟嵘诗品平议》中说“钟记室以‘文有尽而意有余’为‘兴’，殊与诗人因所见而起兴之旨不合”。大致上来说，前人解释兴都从“喻”这个角度来说。“喻”就是借某物为中介来指向某种感情，“兴”中所用的事物，并没有实际的意义，是典型的“言此而意彼”，例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诗人借“雎鸠”来起兴，但是他并没有简单的描述他对雎鸠这种鸟有多么的喜爱，只是看到这一物而生发出后面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感伤，感伤自己未遇佳偶的落寞。所以在此我们可以将“兴”看成一种“心里的导火线”，它起的作用是“引发”“触发”的作用。所以在这“兴”可以说仅仅作为一种表现手法，更直白的说，它只是一种手段，一种表现手段。但是钟嵘在这里并不是将兴看作一种表现手法，而是看成一种效果，更进一步说是一种诗的境界，“文有尽而意有余”的境界，或者说是“象在言外”“境在言外”。就是说，诗要达到的一种“意在言外”的境界，自己的志向和趣味都要超越甚至超脱文字的束缚，达到一种更高的境界，这种境界是用文字无法确切的描述的，而通过什么呢？通过“比”与“赋”来描摹，只是“描摹”，更重要的是心的体会。钟嵘解释“因物喻志”为比；“寓言写物”『物，即为诗人的情志。』为赋，表明诗人不仅要描写事物的外貌，而要表达自己的情志。在这里“比”与“赋”反而成为了两种手段，以便达到“文有尽而意有余”的境界的手段。

 在此，钟嵘同样指出了对与“兴”“比”“赋”要合理的运用，即“斯宏三义，酌而用之”。 对于“兴”“比”“赋”在文中的使用不当，他提出了严重的后果“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假如我们专用“比兴”，虽然文章体现自己的深度，但是这种深是过头啦，深得不见底，令人不知所云，比兴了半天，都不知道你到底要说些什么。在《诗品·上品》中对阮籍得品评中，钟嵘就指出了一个范例，他批评阮籍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就是说阮籍的诗的主旨深沉而奔放，最后的意趣难以找寻（其实阮籍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深沉难以捉摸）。

最后，论述一下钟嵘的诗歌要求“风力”与“丹采”相结合的观点。钟嵘在论述诗歌创作的时候，说“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以风力为骨干，以文采为润饰，使玩味它的人意味无穷，听到吟诵的人心情动荡）。“风力”即是风骨，关于风骨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篇中认为“风力”就文章的教化而言，要求文章的要表现作者的情感，而且兼有移风化俗的教化作用。《文心雕龙·风骨》篇，一开篇就言：《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苻应也。而要达到了移风化俗的作用，就要使诗歌的思想感情表现得鲜明爽朗，语言要刚健有力；丹采就是指华美的词藻，上文我们已经介绍了钟嵘对词藻的要求，总的来说，华丽的词藻乃是要出于“吟咏性情”的需要，并不是“为文造词”的矫揉造作。能最好的体现“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的诗人要数曹植，我们已经说过了钟嵘对曹植最为推崇，评他的诗“骨气其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个评价其实可以看成是钟嵘对诗歌艺术标准和艺术境界的描绘。其中的“骨气其高”，就是从风骨的角度来品评曹植，认为他的诗的风格感情真挚，鲜明爽朗，语言刚健有力。而“词采华茂”则是从丹采方面来评价，认为曹植的诗的语言比较的华丽，生动。在刚建中蕴含着轻柔，达到了“刚而不直，柔而不媚”。思想感情的爽朗与语言的刚建有力属于“质”的一面，词藻的华茂，则属于“文”的一面，当“文”与“质”，即“风力”与“丹采”相结合的时候，就能达到“体被文质”，即“文质彬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