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陆续有媒体报道美国杜克大学富科（Fuqua）商学院在四月底对三十四名作弊的MBA一年级学生做出处罚决定, 包括九人被开除，十五名学生停学一年，十名学生必须重修相关的课程。 这三十四名学生大概占富科2008级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左右。

我上网查了一下相关的外电报道，确有其事。 美国主流媒体Business Week 网站于四月三十日以“Duke MBAs fail ehtics test”， CNN于五月一日以“Duke's business school punishes 34 graduate students for cheating”为题分别报道了这一事件。 根据美国联邦隐私权保护条例，杜克大学和美国媒体都没有披露这三十四名学生的姓名和国籍，但是某些中文媒体根据非官方消息来源，指出这其中有若干中国学生。在没有官方消息证实的情况下，无论真实情况如何，笔者不愿传播这种小道消息。

杜克大学的事件起源于三月初一门决策模型必修课。这门课的考试允许学生回家做，但是条件必须由自己独立完成。这种考试体系叫诚实系统 “Honor Code”，要求学生自己监督自己。 富科很多考试和作业都是学生带回家完成，靠学生自我约束。

大概富科的诚实体系一直以来都没问题。但是这次却意外地受到挑战。评卷的时候，一名教授发现很多答卷的答案出奇地相似 （Business Week 以“unusual consistencies” 形容答案之间关系），学校由此展开调查。 调查对象包括三十八名学生。 学校不仅询问学生，而且还重新审阅了他们平时的作业。 最后，学校判定除其中四人外，其余的均有不同程度的作弊行为。

这是杜克大学富科商学院建院三十多年来最大的丑闻，也是北美近年来少见的学生作弊案件。在过去五年中，比较著名的学生舞弊丑闻是二零零二年佛基尼亚大学物 理课作弊和二零零五年哈佛商学院拒绝119名以黑客手段侵入学校录取网页的申请者。自从安然案件后，美国社会重提公司的社会责任和管理人员的道德守则问题。 所以，这次杜克大学富科商学院的学生作弊事件引人关注就不足为奇了。

这次杜克大学富科商学院事件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焦点是不少亚裔学生， 特别是中国学生，涉及其中。虽然美国主流媒体对学生的国籍问题没有穷追猛打，但是海外的中文媒体却有不少报道。 其中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是作弊与亚裔学生的母国文化是否有关？如果只是一两个外国学生卷入这桩丑闻，我们可以归结为个别案件（前不久发生在维园的枪击案， 虽然枪手是韩裔，但是总体上，美国人认为是个别人的心理问题与其国籍或者国籍代表的母国文化无关）。如果涉及此案的亚裔学生人数明显占多数，人们很自然会 把这个群体的行为与他们的文化背景连接在一起。

作弊，英文对应的单词是cheating，有‘诈骗’‘欺瞒’等多种含义。美国卡勒汉写过一本书，叫《作弊的文化》（The Cheating Culture）。 作者指出，当上焉者徇私舞弊，以诈取胜致富，则下焉者必有样学样，最后将是一个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忠实、诚信、善良等要素全告荡然。当一个社会上行下效，大 家都相信不作弊就不可能成功， 每个人都以别人作弊为自己作弊的理由以及原谅自己作弊的借口，那么，作弊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文化或者亚文化。这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会缺乏互信，也缺乏相 互义务感和责任感。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定律：劣币驱除良币， 是对一种历史现象的归纳：在铸币时代，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铸币——“劣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人们就倾向于将那些足值货币——“良币”收藏起 来。最后，良币将被驱逐，市场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币了。

如果用这个定律来解释作弊行为， 那么那些作弊者和作弊人群就是体制中的劣币。要注意的是：作弊不仅在于通过欺瞒手段通过考试，而且包括行贿和造假等其他不正当的竞争方法。作弊者通过这些不正当手段来赢得竞争或者取得有限的资源。对作弊行为如果不打击或者坚决加以制止，诚实行为就会逐渐减少甚至消失。这么说不等于认定社会上没有诚实的人。的确会有少数人哪怕面临声明威胁也会坚守诚实，但是这不等于普罗大众也一定这样做。大众在多数情况下，会根据自己对利益得失的计算选择取得最大利益的方式交易。坚持信仰的毕竟只是少数。

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把一个社会分为高信任(high trust) 和低信任(low trust)两种体制而且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低信任环境。例如，著名的社会学家福山（Fukuyama）断定， 对比日本、德国和美国，中国社会是一个低信任的社会。 在低信任社会，人们之间不容建立相互的信任，特别是信任陌生人。同样，他们也不信任制度或者除熟人以外任何人和事。在这种社会的经济交换更多地体现了社会 交换关系， 因此家族企业、小企业特别发达，而做成大企业比较难。 低信任造成很大的交易成本。造成低信任环境的因素很多，其中传统和习俗发挥很大作用。

的确，西方宗教中的绝对正义来自上帝或者主的判决。圣经当中的摩西“十戒”实际上是上帝对人类行为立下的绝对法则。 而在中国，正义在某种条件下成为相对的准则。 孔夫子就说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对国人来说，正义具有相对性， 要看何人在何种环境下对谁作出何种事情。在亲情和法律面前，传统的儒教学说教育我们选择亲情。 虽然，古人也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是秉持绝对正义的人毕竟是少数。 我们成语中“大义灭亲”，彷佛超出亲情的正义值得大肆赞扬。这正好说明“大义灭亲”实行起来多么困难。这种“法律相对正义”的传统观念显然不适合现代化社会。

这样说并不是有偏见地认为低信任环境社会必定会导致人在任何情况下作弊。 但是不能否认，人在低信任环境下生活久了，会把‘劣币’当成‘良币’而不自觉， 自控能力会减弱。 即便有时候可能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妥，也会找各种理由原谅自己。 最近在香港大学里面比较严重的学生舞弊事件也涉及到一名内地学生。事情发生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六号。 当时香港城市大学一名从内地来港的数学系女研究生试图向一名考试出题的教授行贿索取试题和答案。 该教授向廉政公署举报， 人赃俱获。十二月十四号，这个女生向香港九龙城裁判法院承认行贿罪。 考虑到其初犯，法院判她监禁六个月，其行贿的一万元被充公。 事发后，很多香港媒体到大学调查，发现内地来的学生比较喜欢与教授搞好关系，送些小礼品之类的。 这些虽然算不上什么道德上的大问题，但是有违教师与所有学生必须保持同等距离的原则。 学生这么做，有时候可能是担心不这么做， 教师对自己有偏见。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虽然在评判卷子的时候可能会有主观判断的误差，但是职业道德要求教师只能根据学生的专业表现打分，而不能由其他特别是教师自己的个人喜恶等因素影响自己判断。

学校出了学生作弊这种事是没有赢家的，学校、学生统统都是输家。  所以，这种事要防患于未然； 一旦发生，必须尽快严肃处理。

作为一名教师，为了保证对学生客观公正和综合评价，我一般把MBA学生的考核分为四部分： 当堂开卷考试、个人作业（一般写一篇有课程内容有关的短文）、小组报告和个人课堂表现。 在个人作业和小组报告中，学生必须申明‘本作业（或报告）由本人独立完成。如果引用他人的文献、研究成果或者获得他人的帮助，均在作业中注明’。 香港的学生还是非常守则和敬业的。 至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此外，大学的学生守则也有非常详细的规定。

另一方面，战略管理这门课想作弊也很难，全是应用概念的问题。例如，学生的作业要写实际发生在公司中的故事。如果有两个或者多个学生选择同一公司，要么后来者改换其他题目或者规定学生不能写同一事件。战略管理的事情太多了，从竞争到多元化到国际化，很难有两个学生写的一模一样。 所以，学生如果有抄袭，也很容易界定。 最后，我判分完毕后，会选择一份或者两份作业考卷作为标准答案，对全班公开。学生如果有疑问，可以直接查阅判分细节，也可以与我争论。这样做当然比较累，但是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而且我尽力希望给学生一个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学术环境。

(Business Week有关报道的相关连接：http: //www.businessweek.com/bschools/content/apr2007/bs20070430_110466.htm?chan=top+news_top+news+index_businessweek+exclusives
CNN报道的相关连接： http://www.cnn.com/2007/EDUCATION/05/01/duke.cheating.students.ap/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