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野无人》新浪连载：http://vip.book.sina.com.cn/book/index_64907.html

李兰妮：

  为什么请田惠平和李媚给我完成后记，这里都有我的打算和想法，因为我觉得对抑郁症的关注和对这种疾病的述说，不仅仅应该由我李兰妮来做，而应该是我开一个头。书的后记是开放式的后记，我从她们的后记中又得到了很多启示。我觉得我们对中国人的精神健康，或者是全世界人们对人类精神层面的关注，应该能够和谐地接力下去，所以我今天也请了她们二位来。因为在我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就跟她们交谈过，我跟她们讲，我并不想写一个文学作品，最早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病例”，因为人们对这方面的知识懂得很少很少。得这个病的人其实很多，却不愿意出来说。所以有精神疾患的人，包括抑郁症患者，他都没有在社会上真正发出他的声音。我为这一点感到遗憾。

    我当时心想写这书很好，自救救人，但是没想到写到二分之一的时候，我自己重新抑郁复发，几乎写不完，很多回我都跟我的两位朋友说，我说我不行了，很多后事都交代了。

今天我首先要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这种感谢很具体，因为他们直接给我激励，鼓励我写下去，而且把它认真地完成。我特别感谢潘凯雄。我这个人不喜欢说感谢的话，我曾经托我的朋友说，潘凯雄谢谢你，因为我没想到我活着的时候看到这本书。因为我写到后面三分之一的时候已经疯狂了，不断地自残，不断地抽自己的血，半夜站在雨夜16楼的天台上，我那个时候很明白为什么抑郁症病人不能发出声音来。好在我有很多好朋友，这里的田惠平、李媚，后来的刘稚、杨柳、潘凯雄，对我不断的支持。在自救的过程中，还有一些辅助疗法，需要这种环境。陈志红是著名的评论家，又是文学博士，她的散文本身也写得非常漂亮，又是《南方日报》文体中心的主任，在这方面她给我做认知治疗，我们就可以互动。你们也知道广州作家中其实不少人有轻度的抑郁倾向，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知识，早点自救、互救，最后就可能避免自杀事件。所以我这本书，也是写给这些人。

    我别感谢责编把这句话提出来放在封底，我曾经引用过特雷莎修女领诺贝尔奖时候的话，她说我领这个奖是代表那些病人、穷人和孤独的人。我想这本书，不是给一般意义上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因为中国很多人哪怕有多少亿，但实际上精神上是一个“穷人”，当他有这种精神疾病的时候，实际上他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不知道怎么自救，也不知道怎么求救，或者即使他呼救也没有人怎么知道去帮助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管他当到总统、首相，还是什么亲王、王子，他患上了抑郁症，实际上他就是一个穷人、病人，另外也是一个彻底孤独的人。

    我为什么感激人民文学出版社呢？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会愿意出这本书，我当时出这本书的时候，人文社说这本书报重点选题吧，我说我太个人化了，不会有人愿意看的。后来作家协会也很关注。写的过程中，我觉得找科技出版社出吗？不可能，文学出版社吗？我觉得我写的时候就不是拿它当文学作品来写的，这实际上是一个精神病历。为什么取名精神档案，我想精神病例好像不容易表达，而其我后来逐渐认识到。其实我1986年已经开始有抑郁的记录，我1988年得癌症的时候，我就反复地存在着癌症、抑郁症的反复。后来李媚问我，她说兰妮，你是这么好的人，但为什么总是有这么大的灾难降临在你身上。因为我所看到的中译本写到外国的抑郁症的时候，抑郁症患者经常问，我不知道癌症是什么滋味，但是我们想，我们在最抑郁的时候，它可能比癌症还要恐怖吧。从目前来说，已经翻译过来的抑郁症的书里，癌症和抑郁症双料身份的作者，我不敢说唯一，但可能是极少的，有没有其他的，我还不知道。

  6月深圳有一个市民大讲堂，要我去讲抑郁症、讲作家的精神档案，我当时以为没有人来看，都谈养生，人家怎么对抑郁感兴趣呢？进去一看，有电视录播，也有宣传部的官员在，报告厅300多人上上下下都坐得满满的，墙边还站了一圈，楼上的台阶上都有人。连我们宣传部的人都说，没想到会这么爆棚，有这么多人关注这个问题。

我讲，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抑郁症方面最基本的知识，但是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滞后的。我很感激《南方日报》在4月20号的时候就发了四个专版来探讨这个问题，我觉得做得非常棒，我也很想听一听陈志红她谈谈她当时是怎么想的。她的这四个版出来以后，很震撼，包括钟南山最后跟我通电话，我并不认识他，但是要摘他的这个话，他说国外对抑郁心理方面的研究，是占这个国家整个学科研究的前二三位的，但是中国是严重滞后的。就连钟南山都说不出百分之百具体的数字，说中国抑郁症比例是多少，但是我看过报纸上，报纸上说印度是12.8％，还不是说印度的穷人，印度由于高速发展，大都市里有些非常有钱的人，但是得抑郁症的比例是12.8％。还有德国、英国、瑞士的专家说，越是大城市，像伦敦、纽约这样的大城市，成年人重度抑郁的比例越高，在我们的癌症病人、心血管病人、心梗、脑中风、糖尿病还有酗酒、吸毒的人里头，很多病人的根是抑郁症，而且有些死亡不是死于癌症，不是死于脑中风和心血梗，其实是死于抑郁症，只不过大家不知道。

英国的心理学家和德国的心理学家讲，抑郁达到极致的时候只有两个通道，一个通道就是杀人，另一个通道就是自杀，一个对外一个对内释放。所以人们常常觉得很奇怪，这个人看起来很正常，比如像张国荣等其他人，上个星期还开了会，但是自杀了，名人自杀人们知道，但是有多少不是名人自杀的那些人，死了就白死了，人们不知道他是抑郁而死。但是自杀的人里面，80％是存在着抑郁症的。这个常识，其实老百姓都不知道，包括我们的知识分子里头，知道的少而又少。潘凯雄曾经跟我打电话说，这是生命的呼喊、呐喊，但是我写到最后，是我灵魂的嚎叫，我觉得这不是我写的，是那些死去的抑郁症病人，是死去的精神疾患的人从来没发出过声音，其实他们求救，人家没有听见，他们伸手要求人们救援，人家看不见。广东省曾经有一个专门搞防止自杀的心理热线的负责人，他是义务做，做了九年以后，他抑郁了，他要自杀的那一天，他不知道给四个还是六个朋友打过电话，说我觉得不太好，我的心情有点不对，你们有没有时间来跟我聊一聊。但是那些朋友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常识，都告诉说没空，然后就了断了。我觉得他的这四个朋友，他们一辈子都会觉得非常内疚，而且我觉得他们会存在一种抑郁的症状。现在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在向你呼救？只不过你听不见、也看不见。

    我要谢谢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是我个人感谢，我觉得我在这里可以代表全世界的既患癌症又患抑郁症精神疾患的人，向人民文学出版社表示感谢。（鞠躬）！

    我还要感谢，原来他们叫我来，我真的很害怕，英国的病理学家讲过，抑郁症病人有一个问题，不能够回到原来，他本来就钻牛角尖，喜欢冥思苦想，一旦落入某个想法中的时候，他会复发、爆发，他会被吞没，如果拽不出来，他会死的。

我曾经看地震救灾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人好心，以为那些孩子、包括死去亲人的人，让他们说出来，让他们回忆，以为他们说出来了就好了，其实不是的，我在那里看了以后，我觉得很残忍。因为其实他们麻木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自己心理在做治疗，他需要一个空间，他需要时间，他不是说他就能说出来，而不能说的时候，不给他空间和时间，那时候让他说的话，他会疯的。而且他本来可以不死，但是这个伤痕可以让他在痛定思痛之后选择死亡。

我们要具备这方面的常识，另外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现在在中国，很多人不知道抑郁症是分两种，有生理的抑郁症，也有心理的。心理只要看心理咨询师，但生理的病理的必须吃药，必须是要专科的精神科医生介入，给他化学药物。抑郁症患者抵抗灾害的时候已经很坚强了，他们认为我已经够坚强了，我已经比你坚强得多了，你没有资格再叫我坚强了，而且我无法更坚强了，你还叫我坚强，我就只有跳楼了，因为我别无选择。

在国外，心理科的医生是没有处方权的，只有心理疏导的作用。但是精神病学家，精神科医生是有处方权的。有个新西兰很著名的心理学家，他就不肯吃药，用尽所有心理学的方法，辅助方法都用尽了，过了一年以后他要崩溃了，他只好告诉心理科医生说，我自己不能拯救自己了。然后那个心理科医生说，是啊，早就叫你吃药了。他放声大哭，他觉得自己很失败，自己这么著名的心理学家，居然不能拯救自己，还有什么脸拯救别人。后来等他吃了药以后好了以后，再来看得病的这些病人的时候，他就很懂得心理医生解决不了的问题，一定要去看精神专科，一定要去吃药。这时候，他对病人的沟通和交流，他的观念就转变了，而且他更懂得应该怎么去疗救这些人。

    你们都是公众人士，中国的这些启蒙的东西是要靠你们发出来的，所以我在这里拜托大家、请求大家。我原来说很怕看到人，听说要开这个会，我在深圳的家里头，我一紧张就胃痛。我现在都在吃抑郁症的药，我每天要吃赛乐特、奇比特，还有癌症的优甲乐，我吃了很多药以后在深圳的家里发呆的时候，韩小蕙打了电话说媒体的朋友都是好朋友，都是在帮助抑郁症病人的，不要怕他们，我们来就是为了给抑郁症病人发出声音的。所以我就来了。刚才她还抱着我说，兰妮你要很坚强地面对。所以我咧着嘴，我微笑，起码我活着。所以我对媒体的朋友，包括深圳也派媒体来了，所以我跟大家鞠一个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