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快乐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说，不快乐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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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没发生》，陈冠中《香港三部曲之二》。

小说通过一个漂泊香港人的一生悲欢，传递了这个时代下一部分人（我觉得这个数量是越来越多的）所持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若要总结，便是四个字：及时行乐。

主人公说：

“想不到的事，义勇军和安妮对我找到自己的人生观很有贡献。

首先，义勇军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不抽烟不喝酒，每天运动，开朗又乐观，竟然生这样的大病，不能再过他喜欢的户外运动，四十岁不到就死掉，怎么可能？如何解释？人生有什么意义？

其次，爱情是什么？有还是没有，似乎都在一念之间，不论有没有，那烦恼都是自己找来的。就算有，也会过去，以我的情形，会过去得很快。对那些爱情消失速度没我快的人，我会伤害她们，所以最好不要挑起。年纪大后，我甚至肯定爱情都是幻觉。”

他对待爱情是典型的“四不”：不主动、不拒绝、不承诺、不负责。

他与沈交往，没有动真心，同时他也希望沈明白游戏规则，做爱前知道女的已经吃药避孕，顿时加深了好感。

他当然不喜欢女的动感情，然后婆婆妈妈不依不扰。

享受当下，才是正经事。

“活在这一刻后，我感到莫大的喜悦。我不再强求未来，也不沉溺在追忆。身边有好东西，固然最好，我就好好享受。身边没有好东西，我就睡觉，呼吸，反正一刻就中是一刻，那是平等的。我不会像妈妈那样郁死，屠家伯伯那样活在过去，爸爸那样抱怨去不成外国。他们没没有活在这一刻，才有这么多不快乐。义勇军是另一种提示。世事难料，不能太寄望将来，要活，就现在活。”

其实，他对人生看得还是很通透的，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

“当然，我不会像那些嬉皮般鄙视物质生活。我这一代人是贫穷过的，是住尾房长大的，我不要再回去。我讨厌没冲水的马桶，没水压的花洒，或任何的脏。我明白最终一切是幻象，不可能永久，不需要眷恋，时间一到我可以什么都抛弃，但当我有的时候，我不想作践自己。心智上，我如出家僧，行为上，我是享乐主义。

我想，如果我二十多年来一直在香港，不到处走，会怎样？我可以想象自己好则住在洪岛南区浅水湾，每天早上由司机开着黑色戴姆勒房车，送我到中环上班，沿途我看《南华早报》……不知为何，我想来想去，只有这些分别而已，其它的生活我现在也不缺。

看其它同龄的人，步入中年后，烦恼堪多。 

他们活在两难中。有时候想想，人生苦短，青春易逝，不如及时行乐，嬉戏度日，但午夜梦回，又怕浪费时间，蹉跎岁月，到头来一事无成，晚景堪怜；一边觉得自己玩得不够彻底，为实务纠缠未能放纵尽欢实现理想，一边怨自己未能尽力工作，经常贪逸乐而没榨干自己投在事业上；同时尽做尽玩，有这样精力的有几人？要透支精力，就是做运动打坐，结果每天花时间去搞好身体使自己能减少休息时间换取多点时间去做去玩；还不能暴饮暴食，否则前功尽弃；这时候有人会说，我们中国人讲中庸之道，但大伙的问题正因为太中庸，想玩的东西太多没精力去玩，想做的事情太多没时间去做。”

这，就是他的人生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