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到巷口倒垃圾的时候，看到我的房东正在垃圾堆里找东西，我以为他有什么贵重的物品遗失，后来才知道他是翻寻一些旧报纸、硬纸板、酒瓶、宝特瓶，要卖给收破烂的人，他微笑着告诉我：“一天可以捡到三十几元呢！”

    那是我刚刚租了新居不久，后来我常和房东聊天，才慢慢了解了这位看起来十分贫穷，实际是非常富有的都市乡下人，

    房东原来在安和路有一块不小的地，他从小就在那里辛勤的种稻，抚育着几个子女成长，子女长大以后纷纷出国了，只留下这个孤独的老人。都市的脚步有点像汽车疾驶，一路从忠孝东路、仁爱路、信义路、新生南路、复兴南路、敦化南路开过来了，在房地产最旺之时，连安和路的稻田都一日数涨，涨到房东都瞠目结舌的天文数字。时常有土地掮客跑来打他的主意，劝他把土地卖了，可以好好安享晚年。

    房东原来还坚持着耕种土地，理由很简单：“卖了地要做什么工作呢？”但是由不得他，他的土地四周，一栋栋高楼霸气地围绕起来，到最后，他站在地里几乎已经见不到外界的阳光了，加上稻作一年的辛苦耕耘也快不能维持生计了。

    他对我说：“我的土地还是不卖，给建筑公司盖分。”根据估计，房东的土地可以盖两栋七层的大楼，每层四间，共二十八户，他独独分到一栋楼的三层，总共六户。这些楼房目前的售价，一户是三百万左右，也就是说，他的不动产将近二千万元。

    我去租房子的时候，很不能相信眼前这位穿旧衣、趿拖鞋的老头儿是这大楼一半的主人，他把房子全租给别人，每户一万五左右，每个月的收入近十万元。

    我们的房东并不住在自己的新房子里，而是每月花二千元在大楼对面租了一间低矮的平房，内部黝黝暗暗，大约只有五坪大。我原先以为他不习惯住大厦，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省钱，他说：“我只有一个人，住这样的房子尽够了。”

    更妙的是，我们几家住户为了安全起见，想要请一个大楼管理员，这事被房东知道了，他不允，原因到后来我们才知道，是他自己想当管理员。“这楼有一半是我的，当然由我自己当管理员。”于是，这位“当然管理员”自订管理费，举凡大楼的清洁、公共电费、更换抽水马达，全是他一手包办，从不经过住户同意，先执行以后再来收费，住户虽有怨言也懒得与他争辩，因为他最后总是说；“这大楼有一半是我的。”

    房东先生的日据时代没有机会受教育，除了算钱方面非常清楚，其他大字一个不识。有一天他来我家敲门，说要请我帮忙，支支吾吾半天才搞清楚，他要请我帮他写一级贫民的申请书，他不知从哪里听说没有职业的人，可以申请市政府的社会补助。我听了不免大笑，对他说：“如果你也算是一级贫民，那我们都要到街上去当乞丐了。”他才打消了做一级贫民的念头。

    说起来，我们的房东并没有错，而是我们的社会突然之间转变得快速，令他无以适应，由于五六十年俭省的生活，要说他舍不得花钱也不尽然，有时是无从用起。他失去了土地，每天仿若游魂一样在垃圾堆里捡拾可出售的字纸，到了夜里，则自己搬一张椅子坐在幽黝的马路旁边挥着纸扇，尤其是夏天，他时常呆坐一夜。有时我夜里回家，看到角落里又瘦又长的一具黑影，竟如同翻开一张上一个时代的老相簿，看到一个时代的流光余影。

    房东的房东，则是比房东贫穷的一家，才从乡下搬迁来都市不久的农人。他们花月租五千元租到一个平房，大约有三十坪大小，本来一家祖孙三代人口住起来已经勉强，为了俭省，硬是划出五坪来租给我的房东。

    这家人原在嘉义务农，因农村生活不易，才来都市谋生，他们姓简，简单的简。简老先生仗着自己和儿子在农田锻炼的强健体魄，到都市新建大楼的工地游牧似的打着零工，生活对他们仍是艰困的，因此不得不教老伴和媳妇夜里到通化街上卖沙茶牛肉，白日里，那勤勉的媳妇则为人洗涤衣裳，我们附近的大楼，所有家庭的衣服全由他的媳妇收洗。

    每天早晨，简老先生和儿子出门上工地，简老太太开始把砧板、椅子搬到门口的马路边，将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切成细片，并且熟练地切着成捆成捆的菠菜，以及剁碎辣椒、葱蒜等等。她的媳妇则就着水龙头洗着堆积如山的衣服，四个儿女则在附近的停车场玩耍。是一幅都市角落里真实生活的图绘。

    夜间，简老先生和儿子下工回来，一家人推着摊车到通化街去，要忙到深宵才回来。他们在那样坚强沉默的生活着，常常几天里听不见一家人就一句话，尤其是那个年轻的媳妇令我印象最深刻。她早上洗衣，下午帮婆婆准备牛肉摊子的事，晚上则在摊边掌厨；她只有一只眼睛，皮肤红里泛黑，是典型的农村壮妇。每次看到她的辛劳，我总感觉到自己的卑微，深知许多小人物的伟大是不用一言就散发出来的。

    有时候，媳妇把衣服送来我家，随便坐坐，也会逗我们的孩子玩耍，她会在无意间谈起他们的乡间生活，一家人贫穷而安详的过去。有一回谈着谈着竟落了泪，不是因为不能适应都市，而是说到：“我们一家人在乡下，因为耕田的缘故，根本是不吃牛肉的，没想到来了台北，却靠卖牛肉为生，我担家（公公）常为这事而痛心。”忍不住泪就糊了眼睛。

    那时从一个媳妇的口中，我真体会到曾在乡下疼惜过耕牛的老人，如今却卖起牛肉的心情。

    她的先生是几年来仿佛没有开过口的，中年有力气的身躯，放工的时候则蹲在门口一口一口地吞吐着香烟，他蹲踞的姿势还是非常乡间的，就像围在庙口蹲在地上和人下象棋的样子，只是眼前没有象棋，而村人与庙则在他的烟里，升进屋顶的一角。偶尔打起自己的孩子像泄气，一个巴掌五条红印，我在都市就没有见人那样的打过孩子，他是那种爱着孩子也不能表达的人。有一次看他打得孩子嚎啕，自己就在墙角揉着眼睛，原因后来他的太太才告诉我：“他是气孩子，不像在乡下那样单纯了。”

    我想，他如果用乡下的标准来看这个变动的城市，来衡量自己的孩子，他恐怕永远要蹲在门口沉默地抽烟了。

    在我们的巷口另有一间小屋，由于它的土地太小又呈不规则的三角形，所以不 能像一般的土地盖起大楼。屋中住了一家四口，以洗车为业，家长是退伍军人。显然与妻子的年龄相差不少，一对儿女各在国中国小就读，他们每天天不亮时就沿着整条街洗过来，儿女一起帮忙，一直工作到天亮，小孩子去上学，父母则继续在小屋门口洗那些零星的车，直到天黑才收起水桶回家。不要小看这洗车的行业，有一次家长告诉我，他们辛苦工作，一家人合起来也有五万元收入，远远超过一般的职员，他感叹地说：“有车子的人自己都是不洗车的。”过了几年，他们搬迁新家，就住在街对角的大楼里，全是洗车钱买下来的，那里的地价一坪接近九万，可是他们每天来是出来洗车，工作是那样辛劳，但想起他们得到的回报，使我觉得在这寂寞都市中，还有很多充满热力工作着的人。

    对于住在我家附近，生活劳苦卑微的人，我有较多的了解，但与我住在同一大楼里的人家，我就所知很少了，住了四年多，我只认识了三户，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家每天都大门深锁，偶尔见面是招呼都不打的，反而不如住在平房的人那么亲切。

    我认识的第一个邻居，是住在我对门的夫妇，到现在我还不清楚他们的职业。只见邻人太太每天牵着北京狗在附近散步，不管什么时候她都是盛妆的，脸上整洁、衣着光鲜，仿佛随时准备赴宴，他们夫妻还算亲切，但是问起在何处工作则全是神秘地笑笑。

    我想他们不论做何工作，麻将一定是他们的副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有三百六十天隔壁会传来吵人的麻将声，夜里固然是打麻将的好时间，常常清晨或中午也是麻将声不断。他们的牌搭都是陌生的面孔，川流不息，一个家庭打麻将到这种地步，还是我所仅见。

    深夜工作时，听到隔墙传来的麻将声，我总为这整个都市深深地悲哀。难道除了麻将，没有别的事可以做了吗？问题是，我从来不知道他们除了麻将还有什么别的事，也许，将来也不能知道。

    住在我楼上的一位歌星，是我住了两年才知道。我过去总为楼上的弦歌不断感到纳闷，以为住了一位热衷于歌唱的少女。夜里独坐阳台就如同在欣赏流行歌的表演，唯一不同的是，这表演一再重复，有时一首歌唱了百次。

    有一回看完周末下午无聊的电视综艺节目，坐电梯时才赫然看见楼上的少女，她的脸孔是在刚刚的电视里看见的，这时才知道她是一位歌星，而且名气还不算小。

    “刚刚在电视上看见你唱歌，你的歌唱得不错。”我说。

    她嫣然地笑起来，颇以能被邻人认出而高兴的样子，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

    和一般的歌星相同，她的脸时常都是五彩缤纷，像是刚从舞台归来，或正要上台的样子，身上的香水足以令意志薄弱的人窒息——我每次独坐电梯闻到浓浓的香水味，就知道我的歌星邻居刚刚出门了。

    歌星开着一部深蓝色的BMW大轿车，她的作息时间不定，唯一知道的是她每天练歌不辍。听说她来自东部一个偏远的乡下（是在报纸上知道的），已经在这个复杂的圈子里唱了十几年了，报纸上还刊出她刚出道不久清纯的相片，那张相片与现在的样子简直无法联想了。

    看到歌星，我脑子里就浮起无以数计的乡下少女，她们做着明星的美梦，依据着电影来改变自己，脸上的化妆和电视上一样，身上的衣服依据电视剪裁，甚而一举手一投足全是模仿着电视，有一天，她终于上了电视，就和原来的自己远远不同了，我的邻居歌星算是幸运的，虽然没有机会出唱片，没有机会成为红的歌星，或没有自己的歌，但听说她也是秀约不断的能在灯红酒绿的舞台上演唱了。

    第三户我认识的邻居最近搬走了。他原来是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每天西装革履，开着一部意大利的法拉利跑车，是白色的，车身上还喷了一只振翅的老鹰，和他的人一样的飞扬。前几年房地产好的时候，他拥有不少房子，也挣了很多钱，不知道为什么，短短一年不但钱赔光了，房子让给别人，连唯一的住家也廉价卖掉，不知搬往何方。

    我大楼的邻人们是目前典型的台北人，他们打一圈麻将，踩一下油门，唱一首歌，可能是住在对门矮房子的邻居苦苦工作一个月的代价。那些矮屋中的人是“都市的乡下人”，他们住在都市，心情还是乡间的，甚至生活方式也简单一如乡下。大家住在同一个巷子里，生活却天差地别，我有时很能体会对面坐在阴暗角落的邻人，他们生活的实质，有时又仿佛知道住在大楼中的人生活的无奈。

    如果我们愿意留心，在这个都会中，到处都是“阴阳巷”，都是与生活挣扎搏斗的痕迹。走在都市里其实像走在一本书架上的相簿，有时是黑白的，翻了几页突然看到一页彩色，黑白自有其美，彩色也有虚妄的一面。

    问题是，黑白页里的人往往向往着彩色，而有了彩色的人又都忘记了他们黑白照片中的一段日子。

    这是台北，而且是一九八四年的台北。

    欧威尔正躲在一个黑暗的地方，冷冷的微笑。    1984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