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强的户口解决了吗?
　　
　　乐之史
　　
　　这几天，外面的“媒体”好象开始在热炒一个名字——王宝强。尽管这种炒作带有“春晚”后遗症的色彩，或者有意无意在为“春晚”以及一些王参拍的影片做托，但是，也未尝不是与“王宝强”的特殊性有关。什么特殊性，可能不少人冲着一个疑惑来的：一个农民工，或者一个农村来的几乎是一无所有的，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楞少年”是如何在城里发达成名的？也正因为此，几乎所有的报道，都会强调这个小伙子的原身份——河北农村里的穷小孩、北京城里的“艺术”小流民，然后呢，就是突遇有地位有身份的城里“贵人”相助，慢慢用他“傻劲”与“质朴”（当然这些特质背后仍然是他身上烙印的两个大写的字——“农民”）去获得一步步的成绩，最终大获成功。
　　
　　然而，乐之偶然间翻到这些报道，大脑中不禁浮出一个重大疑问：王宝强的户口解决了吗？
　　
　　为什么会有这种疑问，其实在今天，“王宝强”现象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新闻，其背后隐含着的是一条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整整50年的深深人口阶级鸿沟——二元户口制。1958年1月9日，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个条例实际上就宣告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迁徙自由与居住自由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对许多人来说，甚至可以说已经丧失了这方面的自由。不过，在1954的宪法中，第九十条曾经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因此，1958年的这个户口登记条例其实是与此发生冲突的。因为“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就意味着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流动就业居住，享有一切公民权利，并且有不受歧视的权利。但是按照至今有效的户口登记条例，农村人口要迁到城里居住，必须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要拿到这三种证明，对于“擅自”跑到城里来“寻梦”的农村少年来说，无疑是不大可能的事。
　　
　　对于习惯了自由流动的中国人来说，自从二元户口制度出台后，一切都开始变化了。原来在中国社会中，乡下穷小子一无所有，跑到城里依靠自己的努力与能力终于发达，这种故事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新闻。旧上海有过这种经历的“大老板”与“名文人”或“名演员”数不胜数。随便打开一本写得再烂的现代史，你都可以看到那些“革命家”、那些“伟人”，实际上许多人早年都曾受惠于自由迁徙制。乐之以前也曾经提到过，所谓“流民”甚至“难民”，往往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人群，这些不甘于被“命运”摆布的“漂流一族”，无论在文化界，还是经济界，甚至政治界，都构成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后备军。更重要的是，自由迁徙与居住本来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府都承认的一项基本人权，因此，尽管目前中国宪法至今没有恢复1975年被删除的“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这一条款，但是中国政府仍然在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当然，今天中国比起50年前似乎已经开放一些了，当年出台“户口登记条例”时的一些背景动因今天也多半失效，比如控制坏分子、避免城市民生物资供应困难、私营企业消亡…………，今天城乡间的人口流动每年都数以亿计，然而，城市与农村二元制户口管理仍然存在。“农民工”与其他许多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在城市里基本上不能与“城里人”享有相同的权利保障。也正是在这种现实下，王宝强这个曾经非常普通的个人奋斗发达的故事成了一则难得的“传奇” 与“新闻”。但是，王宝强，这个于来自河北省南和县大会塔村的“乡下打工仔”，他的城市户口解决了吗？
　　
　　
乐之史，2008年3月2日

 

附旧文两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