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中回首，雾已散尽

 

 

采访人：散文家、书法家张立勤

被访人:作家于卓

采访地点：廊坊白鹭园茶馆

采访时间：2007年3月7日

 

张立勤：前几天你在电话里说，你的长篇小说《挂职干部》作家出版社五月份出版，在这里提前祝贺了。

 

于卓：谢谢！

 

张立勤：我们共同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我对你的了解，相对是多一些的。这些年来你对文学的持守令人敬佩。当年你从报社副总编的位子上退下来，辞去公职，专门从事文学写作，你当时是怎么想的？这是否使你的写作姿态更加纯粹？

 

于卓：人不比别的动物，人是了不起的高级动物，怎么喘气都能活，别别扭扭能活，磨磨叽叽能活，吆五喝六能活，风风光光能活，窝窝囊囊能活，抽抽噎噎能活，一摇三晃能活，乐乐呵呵能活，自由自在能活，说到我自己当年把自己的老窝端了，并不是吃饱了撑的瞎折腾，也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样于卓缺心眼儿，又干了一件缺心眼儿的事，我那会儿把自己从公家人炒成了自由人，无非是过了一把自己拿下自己的瘾，往绝路上玩了自己一回。

至于说写作姿态是否更加纯粹，我想说的是做了自由人后，我可以有更好的心情和更充裕的时间来满足自己的写作欲望。再说挣辛苦钱养活自己的人，一般都不跟自己扯淡，我就是缺点心眼也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张立勤：这么多年来，单纯靠稿酬维生，你感到压力大吗？

 

于卓：在中国做个纳税人确实不大容易，花你钱过日子的那些人，有时并不买你是他们衣食父母这个账，还跟你梗梗的。不过等你习惯了不给国家和人民添麻烦，你就是想不高尚也不行了，你会蔫不悄声地把生存压力转换成活下去的动力，吃自己的，喝自己的，玩自己的，省心不说，还不怕鬼敲门呀。

 

张立勤：你是文学圈里的美男，几乎所以见过你的女作家都对你颇有好感，甚至有人说，你对中国文学事业的贡献在如下两方面：一是文本上的；二就是你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女作家的创作热情。你怎么看？

 

于卓：天呐，事大了，这要是嚷嚷开啦，往后我还怎么踏踏实实写字啊！

我在小说文本上的追求，可以用我的作品说话，这里就不多说了。而激发女作家这个事，我就是把舌头捋直了，怕也说不明道不白，你让我往哪儿靠谱啊，靠不贴实了，还不就剩下找抽了呀？我倒是总觉得，有时来自异性的一些好感是给你面子，有时又是跟你虚头巴脑的客套客套，这年头谁肯一门心思地让你激发啊，你又不是大官大款大腕，让你激发不是浪费资源嘛，充其量是姐妹们闲着没事忽悠忽悠，恶搞恶搞，当下时兴这个玩法，轻松，还不得罪人。

 

张立勤：你对爱情有什么看法？你认为爱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吗？

 

于卓：爱情应该是动感的、冒险的、冲撞的、吸收的、有空间的、有对接能力的，有物资和精神双重储备的。我不相信流芳百世的经典爱情，那样的爱情经过了后人太多的理想演绎，那样的爱情是用来欣赏和教育人的，鼓捣得早就没有了人间的烟火气息，信到死，你都借不上一丁点劲儿。

我觉得爱情可遇也可求，关键是遇的时间地点，求的手法以及方式。爱情不光是缘分的事儿，缘分还有长有短、有脆有软呢。况且现在的爱情，花钱买的太多，嘴上哄的太多，骗来骗去的太多，所以说呀，这新时期的爱情，呼唤的就是个心疼，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不会心疼人了，你要是有疼人的耐心和疼人的品质，再抓上一个机遇，一家伙疼到地方，你就爱情了，走哪儿带哪儿，一直带到老，带到坟墓里！当然了，这很难，坟墓那地方，毕竟是有去无回啊！

 

张立勤：你成名很早。九十年代从你的中篇小说《七千万》《八千万》《九千万》发表在《人民文学》《十月》《长城》头条开始，全国的文学读者都认识了你，接着你又有了长篇小说《互动圈》和《红色关系》，本来已在高处的你，这些年来却非常低调，文坛上所有的喧嚣、炒作、是非，都与你无关，一些人认为你是一个一直在进行自我完善的人，你怎么想的？

 

于卓：其实，不论你写好写坏，写长写短，你在文坛上都能整点所谓的事出来，比如脱也行，卖也行，吵也行，骂也行，找人包养也行，装神弄鬼也行，偷人半斤八两的还行。只是，这种种的行，短时间内可以左右媒体的话语权，可以在市场上刮风下雨，但是终归无益你与读者沟通，无益你品质的自然展现，陷得大发了，就玩尴尬了，甚至是玩到了死胡同里。

文学不是亩产多少斤的事，不是导弹防空的事，也不是科技兴国的事，文学只琢磨人，活着的人，死去的人，远远近近的各种人，各种人的善恶和生死。就算文学具备一些功能，文学的社会功能也是潜在的，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历来有它自身的动作轨迹，随便搬道岔不行，那还能不出事？我个人认为，文学的底线在于写作者得为文学感动，得为人性付出真言，得为历史拷贝良知，得为大众的呼吸找到一种舒适的节奏。

 

张立勤：在你的写作中文体和形式与内容和故事相比，那一个更重要？你是如何看待形式与内容二者的关系？

 

于卓：早期比较注重文本和形式，这在当初的诗歌写作中表现得明显一些，从事小说创作，尤其是过了而立之年后，和谐的文本表现形式逐渐被重视。

故事是小说的衣，形式是小说的钮扣，语言是把钮扣缝到衣上的针，这就恰到好处了。

 

张立勤：有人说，六十年代作家的写作从表面看多是表现个人，注重成长中的个人记忆，而实际上作家在文本之中却往往是对社会、历史或时代的宏大主题的阐释，或是对人性的深刻剖析。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你想在自己的写作中表达怎样的一种东西？

 

于卓：这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得因人而议，具体一点说，得因人的文化修养和生活经历而论。我们这一代人，算是酸甜苦辣管够了，赶上了文革，赶上了饥荒，赶上了一次次的重大历史变革，我们的成长记忆，总是与苦难和伤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以说，我们这一代人思想和情感的背景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我们自觉与不自觉地就把个人的感受公有化了，这就很容易成为现实生活中弱者的代言人，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给自己的个性和意识保留太多的释放空间，换句话说，是社会给了我们一双放大镜似的眼睛，就算你不想看到的东西，有时候也照样可以看得见，不然哪来的那些忧患意识？大家都好好的比啥不强，谁愿意没事到处去忧患啊！

 

张立勤：你是如何看待文学的？你对当下文学的现状有何看法？

 

于卓：文学的存在，证明了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后在每个时期，对其生存环境和存在的意义都抱有不解的困惑与猜疑，因此我想说，文学其实是我们的精神与昨天、今天，还有明天对话的一种特殊途径，是灵与肉的沟通桥梁。

当下的文学现状是不言而喻的，但文坛上覆盖旧痕的煽情语言、创新手法与未来意识张扬，好像也总能听到或是看到，加之本土以外的文学理念和观点不断刷新，文学似乎还能喘出几口大气来，就算是纸上人缘不济，网络上也还总有些是是非非，长长短短，虚虚实实。

面对眼下的文学现状，有人说文学是弃儿是寡妇，听着就像是那些人解了几十年怨气似的。也罢，就算时下的文学是弃儿是寡妇，我想总归还是有权力生存下去的，谁敢说弃儿就找不到他的亲爹老娘？寡妇就不可以再找一个续写姻缘过好日子的人家？说一千道一万，文学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就在于文学的阅读市场有多大，为了寻找丢失的读者，我们除了再坦诚一些外，不妨把有个性和情趣的民众拉进我们的作品中，让他们讲讲自己的人生故事，体验一把当主要人物的感觉，别总是让普通人远离他们亲近的生活。时代的定位，不容写家们的思想和情感一再借位。

 

张立勤：你认为文学会死吗？

 

于卓：一下子弄死，不大好吧？人还可以缓期执行呢！不过我想说的是：毫无疑问，文学死一次，就会再生一回。

 

张立勤：一直说文学，换个话题说说吧。我知道你是个孝子，你对多病母亲的孝敬令人敬佩。还有对家庭的责任感。一个人怎样在写作和家庭之间进行选择？

 

于卓：母亲是我的天空。

一个人对母亲的回报是没有期限和终极目标的。母亲的病我无能为力，但母亲的精神我可以支撑。

你在家庭里是一个角色，什么样的角色有什么样的责任。至于说怎样去演好这个或是那个角色，那就不好说了，清官都难断家务事呢。在家庭这个小舞台上，你作喜剧演员还是悲剧演员，有时并不是你能左右的，家庭里的麻烦往往都是看不见的，细菌那样侵蚀你。承受和支撑，可以把你在家庭中的责任感立住。

写作空间与家庭生活既是对立的也是互动的。因为幸福的家庭能让人写出小说，不幸福的家庭也能让人写出小说，幸福和不幸福对开的家庭依然能让人写出小说。

 

张立勤：你的小说写作方向，是否想有新的考虑去调整，每一篇小说与每一篇的不同，目前我从你的小说中看到了这种走向，尤其是看了你刚发表在《中国作家》第三期上的长篇小说《花色牌底》，你具体怎么想的？

 

于卓：这些年里，我写官场的小说比较多，获过奖，也挨过骂。要说这人的写作与人的食欲有一比，天天老是吃一样东西你会倒胃口，长年累月老是写一种题材你也腻歪，好在我多年的石油生活储备基本没有开掘，搁心底沉着呢，这将成为我改变一下的可靠资源，给《作品》的这篇《一杯之遥》，还有你刚刚看到发在《中国作家》杂志第三期上的长篇《花色牌底》（单行本的名字叫《挂职干部》，作家出版），就已经启动了我的石油生活储备。然而，不论在题材上怎样转变，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人格和写作本色，这两种本色不大好变。如果说把一个作家的这两种本色捏到一块儿讲，那本色就应该是一个作家耐力、信心、品德、积累、智商、悟性的综合体现。

其实所谓变，也是万变不离其中，作品质量决定一切。

 

张立勤：虚构小说是否边缘于写实，是否更有市场？

 

于卓：虚构的文本，着重于故事也许发生，可能发生，即将发生和必定发生这些不确定因素，富有寓言和推测，因此所承载的空间相对要比写实的空间大一些。而写实的功力在骨头和血肉上，一针扎哪儿，哪儿有感觉的事，而虚构则可能在这一针或是那一针上没有感觉，留出空白。至于说到市场，话就不好讲了，市场是动态的，变化的，尤其是当下的阅读市场，已经板块化了，层次化了，读者喜欢看谁的东西不喜欢看谁的东西，读者自己说了算。虚构和写实哪个更有市场，还得看东西过不过硬，谁过硬谁领风骚呗。

 

张立勤：你想过没有通过生活八卦，让更多的读者知道你的经典文本？

 

于卓：玩不起，咱还是挣多少花多少吧，别到时一出手弄出个兰花指就麻烦了，或是弄出个戴礼帽穿西服光膀子扎领带的形象也够丢人现眼的了，咱还是一边呆着好，留出场地来，让那些拳脚好的人练吧。

 

张立勤：你对谁都可以八卦有什么看法？

 

于卓：网络厉害，娱乐起来，疯狂起来，奔要人命的份上去。看到一些人一些事遭到恶搞，眼晕！

 

张立勤：咱们廊坊赵丽华的诗歌我是很喜欢的。但是去年她被网络恶搞得不轻。你怎么看这件事？你最早也写过诗歌，你对赵丽华的诗歌，以及赋予她的梨花体怎么看？

 

于卓：我手头上有一本赵丽华送的诗集《我将侧身走过》，里面的诗大都读过了。我认为她的诗通达，明了，直率，一反八股诗文的陈腐气息，直接从生活中提取感受，这种无拘无束的艺术探索，这种大胆自由的创作风格，申张了诗人的探索理念。不落俗套，是丽华诗歌的个性，也是她诗歌的灵魂所在。

至于说梨花体，我觉得那是一种超越传统文本的诗体，它颠覆了传统赋予人们的习惯阅读方式，以轻盈直率的姿态，让文学去掉了粉饰，去掉的面纱，去掉了迂腐的意象，直接从口语中还原了人们的情感和思想，用简捷找回诗歌明快的本质。梨花体诗歌，不依附掩饰文本的华丽诗句，没有拐弯抹角的抒情，也不借势营造夸张的气氛，更不沾染拖泥带水的意象，这样的文本较之传统诗歌无疑增加了写作难度，因此说，梨花体是在让一切迂腐的诗歌理论归零的同时，让这流派那帮派的诗歌无力拯救诗歌命运的关口，于平淡中发力，于直白中深刻，于接近中互动，把诗歌的高尚还给普通人的心灵，这样直逼事物本质的诗风，最能揭示事物被扭曲的痛苦过程。

 

张立勤：大家都在相继开博，博客可以作为你通往世界的一扇窗口。你为什么一直迟迟不肯做博客？

 

于卓：穿衣戴帽，萝卜白菜，各有所好。再者说了，既然是一扇窗口，春风可以吹进来，阳光可以照进来，那苍蝇和蚊子什么的也能飞进来。咱还是省点时间写写小说，翻翻书，看看老娘，琢磨琢磨中老年恋爱，喝点小酒，聚个小会什么的，这些也就够忙碌了，忙乎多了可就要从睡眠里往外掐时间了。不过呢，也没准，考虑新书推广等事宜，赶在新书出来前，我或许会在新浪开博。新浪厉害，《挂职干部》也不含糊，到时两好并一好，大家都好，双赢的事就可以干一家伙。

 

张立勤：你近期内在阅读什么书？

 

于卓：抢读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看了美国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和《心是孤独的猎手》、重读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传《马背上的水手》、还有美国作家房龙的《宽容》、冯梦龙的《情史类略》、《卓别林传》、《美食图说》、铁凝的《笨花》和雪小禅的最新短篇小说精品集《一地相思两处凉》等。

 

张立勤：你最近看了哪些影片和电视剧？

 

于卓：这阵子还真没怎么在屏幕和银幕上费眼神，只看了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听朋友讲了《疯狂的石头》。

 

张立勤：从省作协得到消息，你的中篇小说《小狗博美》获得了2006河北省年度优秀中篇小说奖，在这里向你祝贺。

 

于卓：谢谢。

 

 

注：此访谈《作品》杂志第六期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