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对于苏轼，不只是喜欢，而是膜拜与向往。狂放、豁达、深情，这种为人处世的方式，俨然就是自己想要成为的目标。

现在人到中年，对于苏词依然喜欢，但对于其所透露的为人处世的风格却不太认同，甚至有些排斥了。其原因在于，我觉得，苏词中的那种狂放更多的是幼稚，而豁达更多的是无奈，深情则更多的是囿于亲情。

文学性首先是感性，理想性、情感性是第一位的，但我觉得好的文学作品依然要有深度、广度和高度。

我觉得苏词是缺乏深度、广度和高度的。比如说，未能深刻认识到时代危机，或者说，对于时代植根于社会基础或深层的矛盾，对于普通百姓困苦、无助无奈、绝望缺乏深度认识。又如，很少想过要去改变国家、社会，更没有想过要去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想的更多是自己如何应对所谓不幸的遭遇。再如，即便有些改变国家和社会的想法，也是流于浅陋，就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中那样，完全是文人孩童式的梦想，空有忧患意识，但却只有不切实际的方法（如《教战守策》）。即便宏观策略而言，比如富国强兵，苏词中也是鲜见的，至于要扩大统治阶级的基层力量、改善民生的想法，就更是少见了。

当然，对于一个近千年前的人来说，我说的这些有些苛刻了。然而对比那个时代一些改革家来说，苏轼的格局依然是有些小的。但这是很关键的问题，关键是：我们今天崇尚苏词，在教育的各个阶段都植入苏词，这种缺乏高度、广度和深度的处事风格难免对于培养真实的家国情怀是不利的。

我的观点在于：厚植家国情怀，首先是要重视民生。文学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当植根于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