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说：莫言《蛙》

    今天读完了莫言的长篇小说《蛙》。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四封长信和一部话剧构成，讲述了一个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新中国近60年的农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姑姑”的父亲是八路军的军医，在胶东一带名气很大。“姑姑”继承父亲衣钵，开始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们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个又一个婴儿。“姑姑”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可丧生于“姑姑”之手的未及出世的婴儿也遍布高密东北乡。姑姑一面行医，一面带领着自己的徒弟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让已经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经生育的怀孕的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

     《蛙》是一部小说，但从形式上来说，又不仅仅是一部小说，这部作品融合书信、小说、话剧等各种艺术形式，在形式上做足了文章。书信体的使用，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形式上，这部小说是作者把故事讲给给杉谷义人先生，是两个人的对话，但这是一部小说，读者绝非杉谷义人一个人，而是众多读者阅读莫言跟杉谷义人的对话，其实只有莫言的单向讲述。杉谷义人也许是作者虚构的一个故事中人，即便他是真的存在，也不影响莫言的单向叙述。这样所有的读者被置于阅读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信件的过程，这个书信体一下就把读者拉入现实之中。
　　小说最后的话剧承载着故事的结尾，也是莫言给杉谷义人承若的最终展现。一方面完成了书信中的交代，即莫言跟杉谷义人一直承若的剧作；另一方面，这几幕话剧也完成了整个故事的叙述，将同一时空内的人与故事统一到小说中来，完成了书信中未及出现的场面。这样，话剧既是书信的附着产物，又是与之并列着的艺术形式，话剧嵌套在书信体中，有独立于书信体，并与书信一起完成结构整篇故事。书信体的小说叙事方式断非莫言所创，但是这种多体式嵌套式叙事模式，莫言应该是最先使用。姑且不论这种叙事模式的优劣，至少莫言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小说叙事的新的可能性。
   《蛙》这部作品是暗含了作者的批判倾向的，这种倾向深深的隐藏在作品之中。作者用第一人称叙事，而且“我”在故事中承担了很大的分量，这就很难以第三人称视角的客观性来批判“我”所看到的社会的不合理性，这可能是作者故意设置的隐性叙事，将批判暗含于整体的叙事，很难从单一的事件与个人视角读出。再就是姑姑的主体性位置，作为“我”的姑姑，姑姑在故事中是绝对的核心，她既是叙事的中心，整个故事叙事要围绕她进行，而且，她也是作者创造的艺术世界的核心，整个高密东北乡的计划生育都在她的掌控之下，她掌控着这个有限世界的生生死死。
　　作者的批判现实通过姑姑表现出来。而这种批判不是通过对姑姑的否定，而是通过姑姑的自我忏悔。姑姑是计划生育的执行者，实际上就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在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上，在涉及到人的生育的权力时，作为计划生育政策和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姑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她掌控着这片土地上的生生死死。姑姑就是人格化了的国家意志，当个人生育意识与国家意志发生冲突时，只能是个人悲剧的上演，因为个人无法与强大的国家权力对抗，姑姑正因为自觉代表国家，所以在执行时有种自我崇高化，觉得一切都是理直气壮，毫无人情可言。于是，一个个孕妇死于姑姑的威逼，最大的悲剧自然是“我”的妻子。“我”的姑姑逼死“我”的妻子，“我”们之间都是亲属，“我”们之间有血缘关系，“我”与姑姑都是姓万，然而没有亲情可言，死亡就在这血缘、亲情、同祖同宗的亲密关系中血淋淋的展现，横亘在其间的是法律，是国家政策，是国家权力。这是血与火的缠绵，最终血被大火烘干，连一丝腥味都不会留下，只有残忍的回忆。
　 “我”的妻子死去了，但姑姑依然故我的坚持她的强硬的政策。就这样，她一直坚持着，直到她年老退休，她停止了扼杀。在她晚年，她终于开始忏悔，忏悔一个个未及出生的小生命被她扼杀在母腹，甚至连同母体一起死去，姑姑手上沾满了父老乡亲的鲜血。姑姑自然是作者的一个艺术符号，姑姑的忏悔，代表着作者心中的一种价值判断，是对残忍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满？还是工作人员工作方式的残忍？总之，姑姑是国家权力的化身，姑姑的忏悔，是作者隐含的自我认识的一种表露。很明显的直刺现实的精神。

      （赵爱玲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