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是要等到亡羊才想起补牢

    □邵水清/文

发生在西南五省市（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及重庆）的特大旱灾已蔓延至广东、湖南乃至东南亚湄公河流域。据报道，截至 3月30日，西南五省（区、市）耕地受旱面积9716万亩，占全国的84%，有1939万人、1189万头大牲畜因旱饮水困难，分别占全国的80%和75%。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对于这样一场给人们生产和生活造成巨大损失的灾难，有关方面包括当地政府部门竟然连一点检讨或反思的意思都没有，在分析干旱的原因时还在引用气象部门或气候专家的“专业”说辞，简单地归结为“降水少、气温高，两重原因共同作用，加上持续时间很长”；或者说，是由于“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加剧破坏了大气结构，造成海洋季风无法登陆形成降雨”形成的。有些专家甚至斩钉截铁地担保：“可以说，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大，是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

倒是水利部的一位官员道出了其中的某些实情。这位官员在最近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西南地区大旱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降雨少、气温高；二是江河来水偏枯；三是工程蓄水不足；四是水资源利用率低”。

水资源本来相当丰富的西南地区为什么会干旱、缺水？直接的原因固然是气候造成的，但正如一些专家坦言，“人祸”更是造成这次“百年不遇”的旱灾的主因。据了解实情的媒体记者披露，这些主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上片面追求GDP的增长，盲目发展水电工程，而忽视对水利等基础建施的投入。据有关资料，目前全国大概有75%的水电工程已集中到西南地区。这些年，西南地区的水电站建设密集上马，水电开发的总装机容量预计将达到几十个三峡大坝的水平，仅金沙江上游现在就有“一库八级”电站在修建中和将要修建。云南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已经成了水电行业“跑马圈水”的乐园。有报道说，仅水城县已建成投入使用的电站就有雾龙河电站和加克电站，正在加紧施工的还有顺场电站、何家寨电站、金狮子电站、乌图河二级电站、猴场电站等6个电站。有专家说，一座水电站的建成，意味着一个流域的生态将重大改变。上游对江水的蓄积，不仅让下游的河道干枯，也会使地下水位降低。如此巨大规模的水电开发，将造成怎样的生态影响？

既然如此，那么地方政府为何对水电开发乐此不疲？以位于云南省鹤庆县的龙开口水电站为例：这个水电站的建设，被视为鹤庆县“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据透露，在两年建设期间，华能集团已为鹤庆县贡献了超过7000万元的地方税收。而据保守估计，在水电站建成后，每年至少将为地方财政贡献5亿元税收，这对于原来每年税收仅过亿元鹤庆县政府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当然，开发商和投资商不是慈善家，对于开发方来讲，水电站建成后是一本万利的事。而正是基于此，银行对于水电项目的贷款也很慷慨。有资料显示，在金沙江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开发项目中，银行给开发方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的贷款高达200亿元。

事实上，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省一窝蜂似的水电开发，已经给当地生态环
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不仅引起了国内环保组织的抗议，甚至引起了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公开质疑。上个月《曼谷邮报》就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扼杀了湄公河”的社论。一个设立在泰国清迈的非营利性组织，更是呼吁泰国政府“立即停止所有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水电站工程与河流开发。”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贵州省已建成的蓄水工程有17893处，但中型水库仅有34座，99.9%都是小型水库，总蓄水量不到20亿立方米。“天干塘库干”，抗旱能力自然不强。而在云南省，多年以来，小型水库几乎没有进行过修缮，而比小型水库规模还要小的一些地方水塘，不仅缺乏资金修缮，更谈不上没有相应的科学管理。水利部副部长刘宁上周就坦言，西南地区水利工程长期欠账，病险水库多，农田水利设施老化、损坏严重，在大旱面前不堪一击。以问题突出的云南省为例，该省有效灌溉只占耕地面积的37%。让人担心的是，农村水利设施年久失修，调配水资源能力不强，不仅仅是西南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范围内的非常普遍的现象。

    其次，为了经济效益，西南一些省份一直在砍伐原生态林，大力种植被称为“抽水机”的橡胶林和桉树林，大量消耗水资源，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据说桉树是“霸王树”，它生长了，其他物种会慢慢地退缩，造成生态遭受颠覆性的破坏。但据报道，云南某地为了“引进外资”，引进了全球最大的造纸企业---印尼的金光纸业集团（APP），结果这家公司在云南焚毁毁灭了3千多万亩的原始森林，改种桉树林。现在，云南省的橡胶林面积已达300万亩，桉树林的规划面积更达到3000万亩。

第三，大规模的矿产开发特别是乱采滥挖，污染了水源。笔者曾到贵州省的产煤县纳雍采访，就听到一个新名词“河煤”，说的是当地居民从河水中捞起淤泥晒干后可当煤炭用。事实上，在贵州纳雍一带，你站在河流边上举目一望，绵延数十里都是一片“漆黑”。

俗话说，是灾躲不开。灾难固然不可避免，但反思这场旱灾，除却思考灾难中的“天”的因素外，我们的一些好大喜功的地方官员是否也应当好好反思和检讨一下自己的责任：为什么在中央三令五申强调科学发展的情况下，自己还在管辖的地方不计社会与环境资源代价，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经济效益较低或回报较慢的水利工程却乏人问津，最终使社会、环境都不堪重负，结构性矛盾不断暴露？试想，如果水利工程没有荒废，如果生态环境没有被破坏……旱区灾民的生产与生活是不是可以少受或不受缺水之苦？而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水利设施不堪重负，一些地方在乾旱面前束手无策，这绝不是云南独有的问题，我们的“有关部门”可以把它归结为财政投入不足，但全国18亿2600万亩耕地中，有半数是没有灌溉条件的“望天田”，即使是建成的8亿6700万亩灌溉耕地，也普遍存在灌溉设施标准低、配套差、老化失修、功能退化等问题，灌溉水利用率只有46%。作为职能部门，应当做何感想？ 

报道说，中央财政已为这次大旱灾难安排特大抗旱经费1.55亿元，近日再次安排综合抗旱资金8亿元，提前拨付农村饮水安全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建设资金64亿元。目前，西南旱区已新建抗旱应急调水工程4307处，“五小”水利工程7万处，铺设输水管线2万多公里，新打抗旱水源井1．8万眼，累计为群众送水941万吨。由此以及通过这些年来发生的无数次的天灾人祸，让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只有在每一次天灾人祸之后，我们才会发现一个个被忽略的领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2008年的南方雪灾，因为有大批农民工滞留火车站无法回家过年，我们才发现铁路运力严重不足；四川地震后，面对一个个被压在满目疮痍的废墟瓦砾的弱小的宝贵生命，我们才发现我们修建的校舍原本不堪一击；而正是因为这场大旱，才让我们终于想起，原来我们已经多年忽视甚至忘记了水利工程建设。

恩格斯说过：“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事实上，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人类进行了报复”。说到底，不论是社会的、还是环境的代价，欠账迟早要还的。笔者只是提醒，在大灾过后，我们应当好好想想上面的问题，不要总是等到“羊亡”了才想起“补牢”，抑或，连“补牢”都懒得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