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女性主义的无意识回归

                                     ——以《浮途》为例

    我不认识作者，也没有接受指定的阅读任务,只是收到了一封诚恳的来信和分为上下卷的《浮途》（花城出版社），作者郭严隶。出于好奇，有一天翻开了《浮途》，却在不经意中进入了，先是消遣式地，后来是津津有味地，断续间把一部长达七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读完了。这真是意外的收获。遂写下这些笔记式的感想。

    女性主义话题，自新时期以来就在文学界不断轮回上演，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愈演愈烈，近年来，有关它的学理性研究固然在不断深入，但种种繁复现象似乎又将人们带入了一片迷惘。究竟怎样的女性视角才是理性的，文化化的，有深度的，是与这个大时代相宜的？我每读女性作家的小说都会有此种心理反应，这部《浮途》同样将我带入深思。但是，它带给我的却是与当下女性写作迥然有异的感受，那便是被文坛已经忽视了的传统女性的精神出路问题。我所说的传统，并非“五四”之前封建礼教禁锢下的那种“女性传统”，而是指自“五四”以来不断追求进步与美的、独立与自尊自重自强的“传统”。在这部书中，作者发出了她对她所认可的传统女性美的坚守的呐喊。也许是无意识的。

    一部作品的内在精神与其叙述风格往往是互相选择的。这部小说的叙事方式相当传统，也许是为了适应作品庄重的并带有几分“守旧”的主题，也许只有传统的结结实实的梁柱方能托得起它的沉重和广涵。这也有点像女人穿衣服，一个轻薄女子若穿起古拙典雅的服饰会显得不伦不类，而一个沉静多思的知识女性也是不适宜穿露脐装和吊带裙的。

    整部小说围绕一个美貌绝伦、才华横溢的中俄混血儿女子虞昰殊展开的。当然作者并非只讲述虞罡殊这个美才女的故事，她的命运只是一条主线，通过她的经历，同时写出了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和众生样相，但虞罡殊毕竟是提挈全书意蕴的纲要，是一部人生悲歌的魂魄所系。

    虞罡殊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家，但她才质聪颖，这就构成了一对对矛盾：贫穷、落后的处境与美丽人生梦想之间形成对立；乡村赋予她的淳朴、善良与都市的欲望、无常甚至无道构成了对立；天赋的才华、丽质与周围环境的威压构造成了对立。在她的身上，传统与现代成了决定她多舛命运的两股暗在的力。她自小就追求知识，光明和自由，这是自五四以来现代女性共具的特点，但是相比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权色彩的诉求，不免变成了传统。她还保持了空谷幽兰般的内心世界，这似乎是她天性中秉赋的特征。她终于成为甜石村第一个“秀才”。从读师范开始，即追求自己的理想——文学，师范毕业后，所工作的幼儿园人际环境紧张，她仍克服种种困难继续自己的理想。理想成为她生活的本质要求。她遭到了潘肃珍、田加旺、于天浩们的重重打击迫害，尚能一如继往地保持自己的善良天性确也颇为难得。也是因为这理想，她爱上了范玄同、秦克兢、高慎上这样一些品德高尚的文友。与封建时代的女性相比，她是兼具现代性与古典气质的女性。但是，若与私人化写作、美女写作、身体写作的迷离光影所勾勒出来的冷艳和恣肆相比，她又土得掉渣儿。她对于田加旺总是逆来顺受，一次次地被愚弄；对于自己倾心的爱情，一次次地甘于放弃。为了弟弟和亲人们，她忍受了多少难以启齿的家庭暴力、内心屈辱，其丈夫田加旺做出了泯灭人性之举，她却仍然不得不与其和好，活像旧社会三从四德的女子。她的忍耐、坚强、善良是多么地不易。她甚至想用自己的善良感化田加旺。她听从高慎上的劝戒，独善其身，一心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理观。显然，这是一个早已在当代女性写作中被遗忘的近乎古旧的形象。最后，她终于忍无可忍地进行了反抗。她的反抗取得了成功，不仅个人婚姻得到了解放，而且事业也得到了认可。

    虞罡殊是个直到最后才完成塑造的人物。虞罡殊值得我们深思的也许是她的“软弱”与“反抗”两个方面。我们或会觉得她太软弱了，但她的许多忍耐都不是为自己，她为她所爱的人而付出。正如司马迁所云，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实为审时度势的智慧。作为一个深深浸润了中华古典文化的人，她的身上有儒家或道家精神的影子是不奇怪的。她是直到最后才奋起反抗的，她的反抗再不会伤及她的亲人了。一般而言，她应是很难逃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模式的悲剧人物，但她没有毁掉，苦难的熔炉反而淬出她本性的光亮。她走向了彻悟，不是看破红尘的出世，而是拥抱人生的热烈。

    我推想，这部小说也许带有某些自叙传色彩。小说的主人公很可能就有作者自己影子甚至化身，是一个理想化了的自己。小说在写法上确很传统，毫无欲望化的渲染笔墨。这与时下流行的女性写作形成了尖锐对照。在我看来，这正是其独异之处，但也正因为如此，使人感到了某种单一性和不真实感。作品最后要告诉我们，一个软弱的传统的女性终于战胜了自己，站起来了。她成为了她自己。

    这便是我对虞昰殊这个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传统女性观的一点思考。如果按结尾来看，作者显然是否定虞昰殊未反抗田加旺之前的性格和观念的。她要让主人公成功，但这成功同时也产生了否定的作用。这大概是我们一般的想法。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反过来再考查她的过去？试想，如果虞昰殊是一个处处反抗、处处要强的成功的女人，她就不可能得到范玄同、秦克兢、高慎上的帮助，她也就不可能品尝到在她看来是人间最可贵的情谊。同样，她如果不忍耐，不牺牲，也就没有强烈的亲情。她的“软弱”与她最珍贵的东西是互为因果的。她的这份“软弱”还给她带来另一份馈赠：生命的真谛。这些“软弱”是与她的精神为一体的。如果她追求欲望就不可能这样软弱，也就不可能得到这么多。她可能强大，但这强大的背后可能是女强人似的孤独、虚无和丧失幸福。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更深的思考，究竟我们应该怎样来面对传统女性观指认的优良品质呢？是像时下流行的女性写作那样将其彻底地撕毁、否弃，还是应该重新拾起来评估？女性在当下社会中应该怎样存在才算是幸福的、有尊严的，有价值的呢？

    恕我直言，作者对主人公的喜爱有些过头了，甚至有点不真实了。她的本意是要描绘一个女人如何战胜命运的过程，但无意识地暴露了这个人物身上传统女性观与现代女性观之间的种种矛盾，以及对待传统女性观的较为简单的处理。然而，正是这种无意识的处理，带给我们许多思考。在我看来，结尾若处理得更合理、更深邃一些，也许会带来更多的惊喜。

    八十年代以来，女性的崛起更多的是从恋爱与婚姻的自由、事业与家庭的共拥开始的。张洁、铁凝、谌容、张抗抗、池莉、张欣等一批女性作家写了大量作品，共同勾勒出了在控诉、反抗、失语与重构中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中国当代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多是从批判现实的角度赞颂的，女强人形象也继之出现。到了九十年代，女性写作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是女性私人化写作的涌现。如果说此前的女性写作多从外部和社会角色来进行描写的话，那么，从陈染、林白等人进行的个人化写作便开启了内心的独白和性别的独语。今天看来，当时的种种喧哗与骚动反映了人们对女性的认识从外部向内部的切入。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身体写作、美女写作、胸口写作来了，染上了女权主义色彩。女性的个人化写作只不过是向女性本体的一种回归，而后来每每向社会道德挑战与反叛的写作则显示了女性向道德纵深处的挺进，甚至一直走向了非理性的荒原。卫慧、棉棉、九丹、木子美……们一次次将女性主义话题挑起，使女性主义直接与性产生关联，使女性主义欲望化，虚无化，身体化，抽象化。这大概也是女性主义最后的阵地了。同时，还有一大批年轻女性作家则向更为广泛的女性主义视角切入，展示了当代年轻女性写作中令人不安的一个侧面。我总觉得，中国式的女权主义或女权倾向是跛足的，它基本避开了女权主义要求男女平权的政治性诉求这一根本，以及文化和经济上的诉求，而过多地专注于从性别意识上、身体意识上要求打破现存的两性秩序，这只能说是女权主义的变异。这是狭窄的，也是危险的。事实上，女权主义理论名声欠佳，它的破坏性、颠覆性早已引起了世人的警觉。

    无疑地，当代女性主义写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我们只能称其为女性主义却不能称其为女权主义。如果不是纠缠在名词上，我们仍然有必要提出，中国式的变异了的女权主义或准女权主义究竟身往何处的问题。女性主义写作发起的对道德的一次次冲击究竟会给女性和社会带来幸与不幸？比如，要问：身体会不会背叛她的主人？身体的衰老会不会同时剥夺了她的主人应得的尊重？当女性的性别意识被极端放大，女性被作为欲望化象征的意义突显出来，女性的其它更重要的社会角色职能和社会贡献却被性符号的意义所代替，所淹没时，那么女性与男性的关系究竟会是一种怎样的走势？会不会在粉碎旧道德的同时失去了道德对一个女性或者一个母性的呵护？爱与性的日益分离，究竟使人生通向了幸福温暖还是通向了冷漠无情？整个社会对人的认识在改写。如果说年龄歧视无处不在的话，对女性则尤甚！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并不反对女性写作的挑战性，问题的关键是挑战什么？我们过去热切赞赏的某些女权主义的激进思想会不会走向它的反面，伤及自身？会不会在未来走向破产？

    另一个更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传统女性主义究竟还有没有存在下去的土壤和可能。扪心自问，我们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女性形象？红颜固非祸水，但我们是否真的喜欢那种女权主义观念掌控下充满挑衅性的刁钻古怪的女斗士？我们不能否认，现在仍然是一个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社会，女权仍然要承受男权文化的否定或者认可,消解男性中心文化的理想和目标仍然十分遥远。所以，每一次新的女性写作现象都会激起一片喧哗声，其实是男权文化的应激反应。所以我也不能保证自己没有偏见。看来，问题的关键是站在哪一种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