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张翼问

    梁老师：鉴于在假期，不想太搅扰您。关于报告文学专题，我想请您着重谈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就新中国建国后，梳理“文学陕军”在报告文学写作，特别是“三农题材”创作中的成就，您认为如何评价《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除了，柳青，您个人是否还有别的作家及其报告文学作品推荐？并请给出推荐理由。

答：文学陕军专门写作报告文学的作家虽然不多，但水平还是很高。十七年时期，陕西在全国叫得响的报告文学作家有魏钢焰、李若冰等人，魏钢焰的《红桃是怎样红的》、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等，都是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柳青是著名小说作家，他在《人民文学》1955年第12期发表的《1955年秋天在皇甫村》应该视为他“客串”报告文学写作的优秀作品。新时期以来，陕西魏钢焰的《忆铁人》、和谷的《市长张铁民》、莫伸的《大京九纪实》、《中国第一路》，冷梦的《黄河移民》、《高西沟调查》等报告文学，均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这些作品也完全能够代表陕西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写作的高度。

陕西是农业大省，陕西作家尤其关注农村问题，这是一个特点。据我的阅读，冷梦的《黄河移民》与《高西沟调查》就较早地把笔触投向农村与农民问题，她的《黄河移民》写出了农民失去土地辗转流离而遭受的生存苦难；《高西沟调查》则写出农民因土地贫瘠而进行的生存搏斗。而莫伸新近推出的长达六十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一号文件》，则更是以中共中央每年出台的“一号文件”为切入点，深入调查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而用良知与真诚写作的一部报告文学力作，应该引起文学界的关注。

其二，作为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同时又是高校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您认为如何评价当前报告文学创作的整体质量？主要问题是什么？解决途径在哪里？

毋庸讳言，我国当前报告文学与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最火爆时期的1980年代相比，其创作的整体质量明显下滑。具体表现在有责任、有担当、敢批判、掷地有声的报告文学越来越少，相反与权力与金钱媾和的报告文学却越来越多，许多报告文学作品甚至堕落为房地产的广告、老板的个人传记了。用我国著名报告文学研究专家范培松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九十年代以来：“报告文学批判性退位”。

 出现这样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从社会语境的角度来看，经济社会中无孔不入的金钱，已经加快了报告文学这种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报告性文学与权力与金钱媾和的脚步，已经浊蚀了许多报告文学作者的心灵；从作家的主体角度而言，许多作家向金钱投降，而忘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以为至少需要两方面的途径：一是我国地民主与法制建设需要进一步推进，真正形成人人能畅所欲言、人人敢畅所欲言的良好社会机制与风尚；一种好的机制与制度，远远比涌现出若干高人与好人更为重要。二是知识分子要有自己铁肩担道义的批评精神来推动社会的理性与健康，报告文学应该是一种较好的批判武器。当然，这也是包括我在内的每位知识分子的责任。

                                                  2013年7月21日于旅行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