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和光大学  加藤三由纪 教授

研讨会召开数日前，我收到了介绍会议议程的邮件。在浏览中方的报告题目时，我忽然有了一种更换自己发言稿（论《爸爸爸》）的冲动。此前提交的发言稿，是根据本研究会成员的例会讨论和与会论文而写成的，我认为适合对外交流。但是，那一刻我意识到只有从正面去解读研讨会《中国当代文学与陕西文学创作》之主题，才能在对话中有所收获。然而，由于时间关系，更换发言稿并非易事，带着些许遗憾的心情我参加了研讨会。从中方会员的发言中大受启发，也更加明确了本次研讨会主题的意义。

吴进在《柳青与陕西作家》中指出，作家协会由本与文学无关的行政区域组织成立，组织内的作家们便酝酿出了各自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特点。尤其是“陕西作家”这一称谓。据说当地作家将柳青的《创业史》视为重要的共有遗产而创造出了这一特色称呼。我想即便是“去历史化”、“反史诗”的骑手杨争光基于“关心历史”这一点也毫无异议。继柳青之后，新时期以来，对“陕西农裔作家”（西安文艺批评界将取得城镇户口的农民出身的作家称为农裔作家）而言，农民不是“发现”的对象，而是应该去“倾听”的对象。我对这一说法颇有兴趣。

周燕芬在《“去地域性”与“去史诗化”——新世纪陕西长篇小说创作观察》一文中，以长篇小说的视点，综观了文革后的陕西文学。她认为，进入21世纪，在此之前由杜鹏程、柳青、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形成的陕西文学印象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热衷于草原文化的红柯、描绘西藏体验的杜文娟等，文学创作正在尝试对各类地域的描写、回归于摆脱史诗性进行原本意义的小说（街谈巷说）创作中。那么，是否已经产生顺应如此变化的相关文学批评用语了呢？为此，站在当代文学全局下，周燕芬提出了以上的问题。

个别作家论主要集中在贾平凹、冯积岐、路遥身上。尤其是路遥，有五位会员做了相关论题的报告。其中的天野节先生常住在路遥的出生地榆林。各位的报告不光停留在对当地作家的关注问题上，更是思想丰富、诚恳动人。其中的一个鲜明议题是如何将路遥的作品与其所在时代的现实联系在一起。路遥所处的时代是制度下的农村与城市给农民带来巨大冲击的时代。因为触及处在重大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的社会基层问题而被焦点化，路遥去世后，随着三农问题、对农民的忽略和不公平等问题的广泛关注，其作品必将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为此，有关路遥的报告因为其来自文学现场而备受关注。

另一方面，有关问题的切入方法方面，我看到了只有当地才有的地道的资料和调查。此外，了解路遥的前辈对青年学者的有关路遥深受知识青年影响的报告给予指正等，基于相关资料的意见交换也非常活跃。尤其是梁向阳在《由新近发现路遥1980年前后给谷溪的六封信看路遥的创作》一文中，首次披露了此前从未公开过的资料。这一解说认真的报告具有极高的价值。

为纪念路遥——这位在40多岁便英年早逝的作家，友人知己纷纷追思。从中，我也看到了一个与其笔下充满正义感的英雄略有不同的作家路遥像。作为一名普通百姓，在复杂人际关系的驱使下为自己、为亲人奔走的路遥，在家庭中维护一家之主之地位的路遥。梁先生认为，在认同这些传闻价值的同时，收集保存路遥书信等这些第一手资料是作为同乡人的自己的使命。

从此次发掘的书信中，我们看到路遥为了使弟弟摆脱农民身份，成为一名矿工，可谓煞费苦心。放下自尊去“走后门”，他在敏感地洞察政治的微妙变化中意识到如果不去如此保身便无法摆脱“农门”。这也为《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的构思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

周燕芬和梁向阳两位的论文，既具有丰富地方色彩，又如开放的西安一般颇具个性。在此，向为本刊供稿的两位学者深表感谢。                   

（加藤三由纪教授，是日本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