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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更要善于关注“小人物”的创作

(2009-12-22 17:17:54)
标签:

文学评论

小人物

评论家

批评家

路遥

陕西

文化

分类: 文学批评

在陕西省文学评论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文学评论更要善于关注“小人物”的创作

厚夫[1]

  我在仔细研究当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有这样一种感觉:文学评论对于已经成名的作家而言,基本上是无能的,因为这些作家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创作姿态,文学评论一般不容易轻易地撼动其创作轨迹;而对于正在文学起步时的众多“小人物”来说则不大相同,善意的、激励的文学评论犹如雪中送炭,会给他们带来春天般的温暖,会使他们受益终生。

  其他不论,单以陕西几位著名作家为例。路遥的成名作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因正面描写“文革”动乱,撞到当时的文坛“雷区”,在发表的路途中曾历经坎坷,最后转到《当代》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秦兆阳的手中。是秦兆阳拍板此稿的刊发,并专门撰写《要有一颗火热的心——致路遥同志》给予充分肯定。秦老的肯定,对于该小说荣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使得路遥第一次为全国文学界所瞩目。路遥后来的在其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称秦兆阳是其文学“教父”,“等于直接甚至是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见《路遥文集》第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而贾平凹早期散文的代表作《一棵小桃树》发表在1981年4月30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后,很快引起了老作家孙犁的注意。他当天下午就写出《读一篇散文》给予高度评价:“这篇散文的内容和写法,现在看来也是很新鲜的。但我不愿意说,他在探索什么,或者突破了什么。我只是说,此调不弹久矣,过去很多名家,是这样弹奏过的。它是心之声,也是意之向往,是散文的一种非常好的音响”(孙犁《孙犁全集·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此后,孙犁一直关注贾平凹的成长,收入其全集他在1981年与1982年两年间为贾平凹散文创作加油鼓气的文章竟达五篇之多(除了《读一篇散文》之外,还有:1981年5月15日下午《致贾平凹》,收入《孙犁全集·卷六》,第117页;1982年4月7日晚写作的《再谈贾平凹的散文》,收入《孙犁全集·卷六》,第329页;1982年6月5日写作的《〈贾平凹散文集〉序》,收入《孙犁全集·卷六》,第334页;1982年12月4日清晨《致贾平凹》,收入《孙犁全集·卷七》,第90页)。贾平凹能够在初入散文的行当中就受到老作家孙犁充分肯定与不遗余力的评介,这种鼓励与刺激,对于其散文创作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不言而喻。贾平凹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孙犁我学得早,开始语言主要是学孙犁,我更喜欢他后期的作品,这些作品对我影响大”( 贾平凹《关于小说创作的问答》,见《如意堂》,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孙犁之于贾平凹文学成长时期的重要作用。

  陕西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学大省。文学大省的标志一是拥有众多有着广泛文学影响的重要作家,二是产生了众多产生了深刻社会影响的作品。如果把陕西文学比作一个宝塔的话,那么这些重要作家就是高耸入云的“塔尖”,而庞大的业余文学创作群体就是它的“塔基”。可以想见,任何优秀的“塔尖”都是由厚实的“塔基”一层层地堆垒起来的。因此,我的观点就是文学评论更要善于关注“小人物”的创作,发现好的苗子,激励文学人才的脱颖而出,这对于捍卫陕西文学大省的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学评论关注“小人物”创作,就是评论家的目光向下,真真切切地给予正在文学起步阶段、十分渴望评论指导“阳光雨露”的这些业余文学创作者们以文学批评的关怀与温暖。

  一是文学评论要多做松土、施肥与喷洒“绿色灭虫剂”的工作,倾心呵护尚还稚嫩的创作与稚嫩的作品。文学评论者能把目光投入到“小人物”的创作上来,对于“小人物”而言,犹如春风拂面,心里是暖洋洋的。陕西当代文学自发端以来,众多一流的评论家、作家们已经做出过很好的表率工作,许多已经成名的作家在回忆录中均提及到此点。叶广芩在散文《清涧路上》曾这样写到:“细想我能够走上文学道路,从一个普通的护士到一个专家作家,跟路遥大有关联,不是他的认可,我发不出第一篇小说,不是他的推荐,我进不了‘读书会’,他是我进入文学之门的领路人,是我应该永远记住,永远感激的朋友”(叶广芩《清涧路上》,见马一夫等主编《路遥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4页)。

  二是在具体的文学评论中要本着“同情”与“超越”的原则。“同情”和“超越”是现代文学评论家成仿吾先生的观点。成仿吾先生认为“理想的批评家”对于作品或作者“非抱有热烈的同情不可,因为文学是感情的产物,若是批评家对于作品或作者先有反感或没有同情,那便不论作品如何优秀,在这样的批评家的眼底,好的也不免要变为丑的,作者的观念情绪更无从感触得到了”(成仿吾《批评与同情》,见《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117页)。只有本着“同情”的心态,才能“感同身受”地进入作品的世界,对作品的美学目标作出充分的理解。成仿吾所说的“超越”,就是指充分发挥文学评论者的创造力与理论个性,在实际的评论中既要进去,又要出来,既要投入作品,感同身受,又不是完全沉浸其中,不等同于被动的鉴赏,不满足于阅读感受与印象,而是有自己的辨识与判断,有独特的发现,有美学的引导。在研究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过程中,我发现成仿吾的这种批评原则简单实用,富有指导性。

  我的理解,真诚与包容、同情与超越、说理与引导等,应该成为文学评论的有效原则。现在文坛上弥漫着一种“文人相轻”、“党同伐异”的恶劣的评论文气,恶意“求疵”与无原则“捧场”比比皆是;食洋不化、生吞活剥、借西方某些文学理论来无端地指责文坛者大有人在。我记得路遥当年在给评论家李星所写的书评《艺术批评的根基》一文,在表扬李星拥有扎实的文学评论功力的同时,还借题发挥批评过一些所谓的评论家,他说:“很难想象,一个批评家不能透彻地理解作家艺术家在其作品中反应的生活内容以及他们创作心理机制所凭借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依据,而仅仅用古今中外一些理论书籍中得来的概念或‘条款’,就敢勇气十足地对作品品头论足。不幸的是,在我国当代文学艺术批评中,这类现象并不鲜见。”(路遥《艺术批评的根基》,见《路遥文集》第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3-474页)

  在当下的文学生态中,“小人物”的文学生存更加艰难,尤其需要富有责任感的、有良知的文学评论者的热情与耐心。这也是我的结论。



[1]作者简介:厚夫(1965—),本名梁向阳,男,陕西延川人,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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