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公豆歌（图）创作年代辨正
海若
2007年9月的一天，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图书馆内，几位中年研究员正在查找植物学方面的古籍，图书馆馆长陈智娟就便请他们鉴定一幅馆内收藏的画。画卷打开，学者们吃惊不小：此画作于绢帛之上，画上的题诗，乃中国植物学之父胡先骕亲笔所题之《任公豆歌》，而画卷《任公豆图》，则为中国生物科学画的创始人冯澄如先生所作。
几位学者遂即进入了对此诗画的研究与考证，两年后，他们的研究论文《胡先骕的<任公豆歌>——简介冯澄如绘画<任公豆图>》发表在了《武汉植物学研究》2009年第2期上。
作为冯澄如先生的后人，同时也是对胡先骕集国学大师、科学家于一身之治学风范深深敬仰的晚辈，我对发现这幅图并做出研究成果的三位学者孙孙英宝、 马履一、傅德志不胜感激之至。这幅图画的发现和其后三位学者的研究，廓清了胡先骕诗《任公豆歌》注释、研究之中的误点（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的《忏庵诗注》中，任公被误注为梁任公，即梁启超。实为任鸿隽）。在画的鉴赏部分，点出了冯澄如先生此画集西式植物科学画写实技法（叶和花）、国画之工笔（三只白头翁）写意（超大的豆荚、山石、植物枝干）于一体，集中体现了冯澄如先生所开创的中国生物科学画绘画技法上中西合璧的特质。对中国植物科学史的研究增添了流光溢彩的一笔。
但是，笔者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三位学者行文中把胡先骕和冯澄如两位大师合作的这幅诗画作品的年代搞错了，而且是足足推后了六年之久！
文中，三位作者认定，此诗作与画作的创作年代为1946年。此结论在文后列出的根据是，1946年陈焕镛刊载于《中山专刊》（sun
yatsenia）6.p:196上的文章：《一个新的中国植物属》（A new genus in the Chinese
flora)。而事实上，这只是任公豆（任豆属）zenia insignis
chun首次见于文字记载的时间，它的采集与命名则要早上很多年。
文中也记载此植物的采集时间是1934年，另有其它文字记载为1935年，不过，这一点并不重要。而下文的采集者和采集地点更为详细：
1935年，钟济新、李瑶在广东与湖南交界之坪石采得一豆科新属，陈焕镛初名之为李时珍属。后将保本携往荷兰比对（1936年）……
——胡宗刚《华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
另一记载此植物初名为李时珍豆的记载见于熙达（曾为植物学工作者）先生的博文：
陈焕镛先生原拟定该名称为李时珍豆即李氏豆或李公豆。
冯钟元先生也绘制了一幅，但是没有三只白头翁，由陈焕镛赠予任鸿隽，据冯老口述，画作于1938年。
——熙达新浪博客(2008-02-03
12:49:08)
笔者曾在熙达先生的博客中留言，问其出处何在？答曰，他在2008年以前采访过冯钟元先生，上述皆来自冯钟元先生之口述。这就引出了一个本文要辨清的话题：这幅胡先骕与冯澄如合作的诗画作品究竟产生于哪个年代？
冯钟元先生既是冯澄如的长子，又是陈焕镛的女婿，曾是华南植物所首席标本与绘图高级工程师。冯钟元植物画的技艺得其父之真传，形如活物，神似天成，他的记忆是不会出现偏差的。
1938年下半年，22岁的冯钟元应陈焕镛之邀，离开随父学画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前往广州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绘图。更确切地说，他是去了战时播迁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香港办事处。此时，刚辞去中基会（全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总干事长一职的任鸿隽也在香港避居，陈焕镛为播迁中尚未立稳的香港新所不断地往返于香港——广州之间，为保存多年采集的植物标本、研究用的仪器设备以及图书资料而殚精竭虑。此时，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建香港新所创办的经费上，陈焕镛都急需得到中基会的支持。据胡宗刚所著《华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记载：
《蔡元培日记》1938年4月9日载有任鸿隽携陈焕镛一同拜见时亦在香港之蔡元培。……10月，陈焕镛闻任鸿隽将有上海之行，为出席中基会执委会之会议（此时，任鸿隽虽已辞去总干事长一职，但对中基会事务仍有发言权），遂致函任鸿隽，禀报近况。其函极儒雅（略）。
冯钟元抵香港的时间正是在陈焕镛在港内发函至任鸿隽前后。可以想见，陈焕镛命名此植物为任公豆并嘱冯钟元绘一幅《任公豆图》送给任鸿隽当于此时。1938年底至1939年初，陈焕镛为了获得中基会对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的资助，依照中基会的惯例，竟辞去了中山大学理学院院长一职，为的是全力保住战时风雨飘摇中的中大农林植物研究所的研究不中断。
胡先骕与冯澄如合作的《任公豆歌（图）》应该是在1940年初。
上述结论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胡先骕1960年自己委托钱钟书选编并作跋的《忏庵诗稿》。这本胡先骕诗词集是毛石印刷，成书的年代为1963年，只印了200册送给亲朋好友。《忏庵诗稿》是按照年代编排的，在此诗集中，《任公豆歌》编排在1940年。诗稿付梓前，胡先骕自己校订过，他自己是不会在创作年代上出错的。由此可见，《任公豆歌》创作于1940年。而且应该是在1940年的3月之前。
据胡宗刚先生所编写的《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记载，胡先骕在1939年3月和1940年3月分别有过两次香港之行。
前一次，他是为初建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筹集经费，此时陈焕镛在香港，两位老友不可能不见面。战时艰辛同患难。可以想见，陈焕镛一定是在此时带他去看了自己在香港新建的中大农林植物分所，并告知他将这种豆科植物命名为任公豆之事，同时还赠送了任公豆的标本给胡先骕。
胡先骕是年6月由昆明带着一些标本（其中有任公豆的标本）在抗战的炮火中潜返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在美国哈佛大学梅尔先生汇来的资金帮助下继续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
胡先骕1940年赴港的时间为是年3月中旬，他此次南下，据冯澄如的四子冯钟骥回忆，是冯澄如专程送他到天津。胡宗刚先生的《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中是这样记述的：
三月中旬，由天津乘海轮去上海，邀秉志一起再乘轮至香港，与陈焕镛汇合，一起前往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第五次会议。
此后直至抗战胜利后第二年的1946年，胡先骕一直没有返回北平。
《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转引胡先骕本人的回忆：
一九四0年，我在北平不能安居了，我便再由天津转道香港，转重庆而到昆明，不拟回北京了。
这些记载表明，《任公豆歌（图）》创作的年代是在1940年开岁至3月之间，冯澄如根据标本绘出，胡先骕题诗于画上。
这幅作品创作年代不在1946年的另一佐证是，1946年，冯澄如不曾与胡先骕、陈焕镛谋面。是年，胡先骕也不曾南下广州见过陈焕镛。
1940年3月中旬，冯澄如专程去天津送别胡先骕后，留守在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冯澄如携家眷在北平一度时期靠变卖古董字画勉强度日。1942年春，北平实在无法生存，他又拒绝为日本人工作，遂携全家回到家乡宜兴办了一所江南美术专科学校生物画专修科，招收了一批当地有绘画基础的年轻人学习生物科学画技法，为战后复兴的中国生物科学研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生物科学画家。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江南美专的这批学生毕业，冯澄如被江苏省立宜兴农业学校聘为教务长，他在此就职一年多，直至1947年2月，时在中央大学生物系工作的长子冯钟元函告他胡先骕正在南京筹划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恢复一事，他才赶来南京面见胡先骕的。是年3月，胡先骕、冯澄如同返北平。
综上所述：（1）任公豆的命名时间是1938年，陈焕镛命名于香港。(2)前后有过两幅《任公豆图》，前一幅为冯钟元1938年所绘，由陈焕镛赠送给了任鸿隽。（3）胡先骕、冯澄如合作的《任公豆歌（图）》作于1940年，这幅作品从题诗后面的落款看，也是要赠与任鸿隽的。根据现有的证据看，这幅图当时确实送到了任鸿隽的手上。这一证据的提供者是任鸿隽的侄孙任尔宁先生。他对多家媒体说过，上海太原路63弄6号就是当年的任公馆，此楼至今尚在，一楼主要的格局是客厅、阳台与花园，还有储藏室和厨房，目前被一家英式咖啡馆承包经营。据任尔宁先生回忆：“在三爷爷生前，客厅里挂着两幅画，其中一幅叫《任公豆》，由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陈焕镛命名、中国植物学之父胡先骕作诗、中国生物科学画创始人冯澄如绘画。这幅珍贵的画作后来在抄家时遗失，现在被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收藏。”任尔宁先生手上还保留有1946年，任鸿隽六十大寿时坐在客厅里的照片，背景正是这幅《任公豆图》。由此可以证实，文革期间，中科院的造反派到上海任公馆去抄家，抄走了不少东西，其中包括这幅画。现在，这幅画依然收藏在北京中科院植物所的资料室里。这是一幅科学与艺术相得益彰的珍品。
附录: 任公豆歌（题图）
粤中名山多奇峰
烟峦幻出千芙蓉
韶雄远与庾关通
(2019-05-29 02: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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