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不能小看这六书的教育，这说明当时文字的教学已经上升到理论的水平。
这也是华夏民族在周代的教育已经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文字的传授，乃是文明得以传承，民族文化得以日渐丰富、壮大的一个重要条件和措施。这一点和其他没有文字的民族相比较则更为清楚。
这些民族的历史上可能也出现过老子、庄子这样的大思想家，出现过《诗经》、《楚辞》这样的伟大作品（当然是指口头文学），但是，这些民族苦于没有文字的媒介和纽带来传承，大多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不为世人所知。他们依据的是口耳相传的方式，这种方式一则容量有限，二则缺少定性，N个人就有N个版本，这对文化的传播和传承都是非常不利的。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一些优秀文化，却很有可能在一场战争或自然灾难中断裂、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