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朋友

——我的童年记忆之八

    读小学时，我有三个最好的朋友，分别是王新华、陈得飞、贺永坤同学。我们是同班同学，也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几个学生，并且深得老师的喜欢。

    那时，我们班的班长就是在我们几个人之间来回轮流当的，甚至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部也少不了我们几个人的。

    要说学习成绩，我是最好的。每次考试我总是满分，所以我也落得个外号叫“五分加绵羊”。记得那时我们常看《决裂》等“革命题材”的电影，其中就有宣传：上大学不看学习成绩，看手掌中有没有手茧；不看在学校的表现，看家庭出身好不好；不要“黑九类”分子，只要“红五类”的人。

    要说家庭出身，我和贺永坤是比较差的。我的爷爷是国民党员，是伪乡长；我的爸爸是国民党的后代，是臭知识分子“臭老九”。贺永坤的爸爸是“神汉”，也就帮人家做做如“收魂”、“敬神”等等的“法事”，但是那时只能偷偷的做，不能让人发现了，如果发现了要开批斗会的。王新华和陈得飞的家庭出身就好多了，典型的贫农后代。

    在学校，我们几个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学校有什么活动，我们几个是踊跃上台发言的。比如，开学习经验交流会，什么学习竞赛总结表彰会，什么社会活动动员大会，我们都要上台发言。但是，开批斗会时，我是不敢那么积极的，因为我没有那样的感受，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要说社会活动积极分子，我是四个人中最不积极的。

    那时，学校流行组织课余学习小组，我就和王新华一个组，放学后，我们一起把作业做完，再讨论一些问题，或是一起上山拾一些柴火，就各自回家。因为那时家里比较困难，很少烧煤的，就只有我们课余去山上拾一些柴火来烧。我们基本上是每天早上去拾一背篓柴火，回家吃饭再上学；下午放学后又上山拾一背篓柴火，才回家吃饭；晚上做一点作业，当然那时作业很少，接着就是集体活动。

    要是晚上有电影看，我就和王新华他们几个一起去看。记得走得最远的一次，是我和王新华跑到公社礼堂去了，要知道要走十几里的路啊，那次是看《闪闪的红星》，学校布置要看的，还要写看后感。我是看过好几遍了，可还是想看，不厌起烦，当然最主要的是那时没有什么电影看，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文娱活动。可见当时物质生活的艰难，精神生活的匮乏。要是现在的孩子们，肯定是想象不出我们那时的艰辛的，也想象不出我们那时的条件的。

    我们四个好朋友，亲密无间，也深得学校校长的器重，深得老师的喜欢。我们的友谊也不断的加深，我们的学习成绩也保持着前列的水平。

    我们一直同班到初中二年级，那是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们班的班主任邓伯平老师考上了大学，走了。爸爸怕我的成绩会落后，就把我转学到了他任课的学校——朋山中学，而且就在爸爸的班上读书，接着是考中专、读高中、读大学。

    就这样，我和相处了七年的好朋友——王新华、陈得飞、贺永坤分开了。我继续读书，后来学习比较紧张了，虽然有他们几个的消息，却也很少见到他们的面。而他们几个呢？王新华，连续参加了两次高考，可能是发挥不好吧，没有考上就改去当兵了，后来在部队考上了大学，现在做得还不错。陈得飞，高中毕业后大学没有考上，接替了他爸爸当了一名教师，也算是一个好职业了。贺永坤，考上了农校，毕业后分配在我们公社当秘书，后来当了乡长，听说后来与老婆离婚了，自毕业至今我都没有见过他一面。

    我现在在外地工作，也很少回老家了。好久没有见到儿时的好朋友了，我确实有点想念他们。我甚至在“中国人”网站建立了我们的小学班级网页，想引起他们的注意，可也没有他们的消息。

    不知王新华、陈得飞、贺永坤他们现在过得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