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講    傳奇、變文、話本小說及其他

    中國文學的總體發展趨勢跟中國社會一樣，是一個不斷大眾化的過程（愚意並不以國風為俚俗民歌）。從文體的交替演變，也就是所謂“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來看，可以清晰地勾勒出這條主線。戲曲和小說成為元明清的“一代之文學”，應該視為前代通俗文學鋪墊的結果。就此種文體的發展史而言，六朝小說只是古典小說的發展期，並不特別成熟。無論是“志人”還是“志怪”小說，都表現出結構簡單、敍事不重佈局、文筆簡略的特點。開始突破這種局限，在藝術史上形成獨特美學價值的，是唐代的傳奇。

    傳奇，最早見於南宋謝采伯的《密齋筆記序》（1241）：“不猶愈稗官小說，傳奇志怪之流乎？”最初只是單篇作品或單部書的題目，有人認為元稹的名作《鶯鶯傳》，最初就被稱作“傳奇”（《類說》卷二十八《異聞集》、《侯鯖（qíng zhēng）集》卷五），宋人將此篇收入《太平廣記》時改作現題。後來裴鉶（xíng）所著的小說集，也叫《傳奇》。在宋代的說話以及諸宮調等曲藝中，把描寫人世愛情的題材通稱為“傳奇”，這是按故事題材分類的名稱。明確把“傳奇”作為唐人文言小說的專稱，見於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這種提法一直沿用至今。不過，這一名稱的使用範圍很廣，不但說話、講唱中有“傳奇”一類，南戲在明以後也叫作“傳奇”。

    魯迅說：“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然施之藻繪，擴其波瀾，故所成就乃特異，其間雖亦或托諷喻以紓牢愁，談禍福以寓懲勸，而大歸則究在文采與意想，與昔之傳鬼神明因果而外無他意者，甚異其趣矣。”（《中國小說史略》第八篇）魯迅指出，傳奇最重要的特徵是“文采與意想”，正因如此，唐傳奇有較六朝志怪更宏大的篇制度、更完整的結構、更複雜的情節，尤其是人情世態的反映、人物形象的塑造、心理活動的刻畫等，都有顯著的提高。也就是說，唐傳奇從形式到內容對六朝志怪進行了一次大的開拓。魯迅又說：“其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胡應麟也說：“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chuǎn）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六）魯迅和胡應麟從寫作態度上區分了唐傳奇與六朝志怪的不同：六朝志怪受神道意識影響很深，文學意識不甚明確；唐人則不同，“作意好奇”、“以寄筆端”，這是有意識地進行創作，而不僅是為宣揚神道或單純娛樂，也就是說，唐傳奇的作者意識大大地突出了。因此，劉大傑先生總結唐傳奇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價值和意義說：“那些傳奇，建立了相當完整的短篇小說的形式，由雜記式的殘叢小語，變為洋洋大篇的文章，由三言兩語的記錄，變為複雜的故事的描繪。在形式上注意到了結構，在人物上，注意到了心理性格的描寫與形象的塑造。內容也由志怪述異而擴展到人情世態的廣闊生活的反映。於是小說的生命由此開拓，而其地位也由此提高了。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態度的改變。到了唐朝，文人才有意識的寫作小說，把它看作一種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不像從前那樣，多出於方士教徒之手，作為輔教傳道之書了。當日的作者，如元稹、陳鴻、白行簡、段成式之流，都是一時的名士。他們把小說看作是一種新興的文學體裁，都在那裏用心地寫作，從這時候起，小說正式進入了中國文學界的園地。”[1]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古文運動用散體打破駢體，為小說的發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語言條件。在白話文尚未進入小說領域以前，這種淺近通俗的散體，更適合小說的表現。尤其是大曆、元和年間的小說作者，大都與古文運動密切相關。此外，中唐以來，傳奇經常被士子們用作投獻給有關官員的“行卷”，以顯示自己在“史才、詩筆、議論”等多方面的才能（趙彥衛《雲麓漫鈔》），無疑促進了傳奇創作的風氣。當然，傳奇的興盛還與當時貴族文化意識不斷衰退、市井文化逐漸繁榮的審美取向有關。唐代的傳奇、變文、宋代的說話、話本小說等，都是這種時代風尚轉變的產物。

    初唐間的小說，有舊題王度的《古鏡記》和無名氏的《補江總白猿傳》。這兩部小說的內容仍是志怪，但篇幅更長，文字也更華美，比六朝志怪有明顯的進步。《古鏡記》記述一古鏡制服妖怪的靈異故事，事蹟荒誕，但非常講究佈局。它以古鏡為中心，以王度的敍述為主線，又穿插其家奴的敍述，其弟王勣（jì）的敍述，故事複雜而完整，描寫具體而生動。汪辟疆稱之為“上承六朝志怪之餘風，下開有唐藻麗之新體”（《唐人小說》）。《白猿傳》寫梁將歐陽紇（hé）攜妻南征，途中妻子為白猿精奪去。歐陽紇聚眾入深山，在其他被竊去的婦女幫助下殺死猿精，救出妻子。然其妻已經受孕，後生一子，貌似猿猴而聰明絕頂。後來歐陽紇被殺，其子被江總收養，長大後以善文工書知名于時。這篇小說頗為怪異，文中歐陽紇系唐名臣歐陽詢之父，而歐陽詢在其父被殺後確曾被江總收養，所以這篇小說向來被認為歐陽詢的仇人故意中傷之作（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唐人以謗歐陽詢者。”）。不過，史書上記載歐陽詢長得像猿猴，也有可能是戲謔之作。相比之下，《白猿傳》在藝術上更為成熟，全文描寫生動，曲折有致，佈局嚴謹，富於文采。而且，這篇小說以史家人物傳記的格式來寫主怪故事，對傳奇基本體制的形成有開創意義。

    寫于高宗武后時期的《遊仙窟》，是一篇比較特殊的初唐小說。作者張鷟（zhuó），《新唐書》本傳說他為人“儻蕩無檢”，為文“浮豔少理致”、“詆誚蕪猥”。這篇小說以第一人稱的口吻，自述奉使河源，途中投宿某家，乃為仙窟，受兩仙女十娘、五娘的款待，共宿一夜而去。它托言人神相愛，實際可能是寫妓女的生活。不過，也有人認為此篇是影射作者與武后戀愛的故事，因為帝后之尊，猶如仙界，故托仙女以寄其情意，不知確否。全文用華美的駢文寫成，同時穿插大量主客對答的五言詩，表現男女之間的調笑戲謔，不時雜有淫褻之語，有色情傾向。張鷟的文章，風行於當時的新羅、日本等國。這篇小說在日本受到廣泛的喜愛，產生了不少注釋的本子。鹽谷溫在《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中說，紫式部的《源氏物語》，就是受了此書的影響。

    中晚唐以來，傳奇創作進入了興盛期。一時間，作者蔚起，盛極一時。尤其重要的是，許多著名文人投身小說創作，顯著地提高了小說的藝術性。元稹、白居易、白行簡、陳鴻、李紳等人以歌行與傳奇互相配合，也刺激了傳奇的興盛。如白居易的《長恨歌》與陳鴻的《長恨歌傳》，白行簡的《李娃傳》與元稹的《李娃行》等。此時的傳奇已不局限於志怪，而是在諷刺、言情、歷史、俠義等各方面都有創作，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諷刺小說和言情小說最為成功，尤其是後者，可以說代表了唐傳奇的最高成就。

    諷刺小說以沈既濟的《枕中記》、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為代表。唐代以詩賦取士，造成青年知識份子熱烈追求功名富貴的欲望，這兩篇小說就是以這種社會心理為基礎，對此進行諷刺。《枕中記》寫的就是“黃粱美夢”的故事，落魄少年盧氏，在邯鄲道上的旅舍，遇見道士呂翁，自歎其窮困之苦，呂翁拿青瓷枕與之。少年遂入夢，先娶高門崔氏之女為妻，貌美而賢慧，後又中進士，做高官，破戎虜，位至宰相，封公賜爵，子孫滿堂，後年老，屢辭官不許，不久病終。至此少年方從夢中驚醒，見自己仍在旅舍，身旁的黃粱飯尚未蒸熟。他頓時大徹大悟，稽首再拜呂翁而去。《南柯太守傳》寫遊俠之士淳於棼（fén）某日酒醉就枕，進入夢境。登車入大槐安國，國王以厚禮相待，將公主許配給他。後來又做南柯太守三十年，政績顯著。先後生五男二女，又因屢遷高位，顯赫一時。後來因與鄰國交戰失利，不久公主又病死，遂遭國王猜忌，被遣返故鄉。這時他從夢中醒來，方知剛才的榮辱不過是醉後大夢一場。後來讓僕人挖院中大槐樹的穴，乃知所謂槐安國，不過是一個大螞蟻窩而已。淳于棼因此而悟人生無常，富貴虛幻，遂遁入空門。

    這兩篇小說的用意和手法是一致的。它們用虛幻象徵的敍述，來描寫富貴功名的無常，給那些沉迷於利祿的人以強烈的諷刺。《枕中記》寫盧生夢醒以後說：“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南柯太守傳》的結尾也說：“生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公佐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著生，冀將為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為偶然，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雲。前華州參軍李肇贊曰：‘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這兩篇小說雖然故事的虛幻性近於志怪，但在在心理發展和生活邏輯上，卻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不過，應該指出的是，它們一方面深刻諷刺了當時的功名病與官場的勾心鬥角、世態炎涼，另一方面也宣揚了消極避世的人生哲學。但是，它們文字工麗，故事曲折，佈局嚴整，描寫動人，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成就。

    除《枕中記》外，沈既濟還有《任氏傳》，也可視為諷刺小說的佳作。貧窮落魄、托身于妻族韋崟（yín）的鄭六，邂逅自稱“伶倫”而實為狐狸精的任氏，娶為外室。韋崟聽說任氏國色天姿，便依仗富貴去調戲她，甚至施以暴力，但任氏始終沒有屈服。韋崟為之感動，從此二人結為不拘形跡的朋友。後鄭六攜任氏往外縣就任武官之職，途中任氏被獵狗咬死。作者的用意是對當時一些行為放蕩的婦女的諷刺，借狐狸精來警醒世人。作者在篇末感歎說：“異物之情也有人焉。遇暴不失節，徇人以至死，雖今婦人，有不如者矣。”這篇小說雖是寫狐狸精，但與一般的神怪題材不同，向富有人情味、更接近現實生活的方向作了進一步發展。而且，文中運用對話，更顯得生動。

    與取材於神怪的小說不同，愛情小說多以現實的人事為題材。才子佳人的離合，妓女秀才的結識，上演出種種可歌可泣的故事。再加上文人以清麗之筆進行繪聲繪色的描摹，所以格外動人。這類作品相當多，元稹的《鶯鶯傳》、白行簡的《李娃傳》、蔣防的《霍小玉傳》影響最大。元稹的《鶯鶯傳》是第一篇完全不涉及神怪、純粹寫世間男女之情的作品。後人因傳中張生曾賦《會真詩》三十韻，故亦名《會真記》。寫張生寓於蒲州普救寺，適逢其表姨鄭氏攜女兒鶯鶯同寓寺中。當時絳州節度使渾瑊（jiān）死，軍隊發生騷亂劫掠。張生和他們的將領友善，庇護了鄭氏母女。在答謝宴上，張生認識並傾心於鶯鶯。在婢女紅娘的幫助下，張生以詩求私通，剛開始遭嚴辭拒絕。但最後鶯鶯不能自持，以身相許，兩人幽會累月。後來張生赴京應試，遂與鶯鶯絕。一年多後，張生與鶯鶯都已各自嫁娶，張生偶然經過鶯鶯家，以表兄的身份求見，鶯鶯賦詩拒絕，兩人從此決絕。傳中張生的行事與元稹頗為吻合，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正因為有實際體驗，所以故事的發展、心理的活動，都比一般作品來得真切。再加上作者清麗的文筆，善於運用優美的語言來描摹人物的體態舉止，並以此呈現人物微妙的內心活動，更增加了作品的藝術價值。不過，由於傳中的張生是作者的影子，所以作者竟然對張生那種始亂終棄的行徑採取了讚美、肯定的態度，稱之為“善補過”。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價值。

    《李娃傳》寫天寶中滎（xíng）陽某生赴京舉秀才時戀上娼妓李娃，一年多錢財耗盡，被李娃所棄。遂憤懣成疾，後淪為唱挽歌的歌童。一次與人賽歌時被其父發現，其父乃高官，怒其有辱門楣，將其鞭打至昏死，丟之路旁。幸得同伴相救，但渾身潰爛，淪為乞丐。一日在雪地哀叫，被李娃聽見，悲慟自責，於是贖身而與之同居，並勉勵其讀書應舉。後來果然進士及第，授成都附參軍。適逢其父為劍南採訪使，於是父子和好如初，並備六禮迎娶李娃。十多年後，滎陽生官至朝廷大員，李娃封汧（qiān）國夫人。這篇小說情節複雜，富於戲劇性，敍事講究剪裁，佈局嚴謹，語言精簡工細，表現出很高的藝術技巧。不過，這種“大團圓”的結局回避了尖銳的現實矛盾，並成為後世戲曲小說經常套用的模式。

    唐傳奇中以愛情小說最有情致，而《霍小玉傳》尤為精彩動人。同樣是寫妓女與才子的愛情，《李娃傳》情節曲折，故事性強；而《霍小玉傳》的情節相對簡單，但在反映社會生活的深刻性和表達感情的強度上，則要超過《李娃傳》。小玉是一個沒落貴族的愛女，後淪為歌妓。後來她愛上李益，並與之立下相守八年的誓言。但後來李益另娶盧氏，小玉因此幽憤而死。情節雖然簡單，但文筆悽楚曲折，生動深刻。小玉臨死前所說：“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為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尤為沉痛有力。

    唐代的愛情小說，多寫妓女與才子悲歡離合的故事，這與唐代社會的特點有關。在當時繁華的都市中，青樓興盛，而那些名詩人新進士之流，年輕貌美又前途遠大，最為當日妓女所傾慕。《開元天寶遺事》載：“長安有平康坊者，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於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箋名紙，遊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為風流藪澤。”宋代張端義也說：“晉人尚曠好醉，唐人尚文好狎。”（《貴耳集》）因此，這些小說具有現實生活的基礎和歷史條件。但李朝威的《柳毅傳》卻是從另一個角度來描寫愛情，並且是一篇浪漫主義的小說。

    《柳毅傳》是在戴孚《廣異記·三山》的基礎上增加愛情內容敷衍而成，但不僅情節改造得更曲折，人物性格也大為改觀。洞庭龍女受到夫家虐待，被逐出家門，在涇川牧羊。柳毅是個落第返鄉的舉子，仗義援助龍女，送信給洞庭君。結果由洞庭君的弟弟錢塘君將龍女救回洞庭，後來兩人終於成為夫婦。小說描寫了柳毅和龍女的高潔品質。柳毅剛開始援助龍女時，動機十分單純，只是為弱女子送信伸冤，並無二心。龍女得到柳毅的幫助，內心很感激，而且也很愛慕柳毅的人品，但因得知他已有妻子張氏，張氏死後又續娶韓氏，所以一方面拒絕父母之命要她另嫁，另一方面又不敢向柳毅表白心願。作者這樣處理這對青年男女的愛情，取得了積極的藝術效果，人物的精神品質也更飽滿充實。另外，作品中對細節的刻畫、情節的創造、景物的描寫、語言的運用，都很精緻巧妙。

    歷史小說，取材於史料，再加以編排鋪設，既不同於正史，也不同於志怪小說。唐代的安史之亂最為驚心動魄，推其禍亂之源，總以玄宗的荒淫，貴妃的驕奢，楊國忠的專權，高力士的跋扈等等。於是這些人物和事蹟，成為詩歌小說的極好題材。其中，陳鴻的《長恨歌傳》和《東城老父傳》最為有名。《長恨歌傳》是配合白居易的《長恨歌》而作，內容也大抵相似，不過前半部分政治諷刺的意味更明顯，與愛情主題的矛盾也更突出。《東城老父傳》或雲陳鴻祖作，因傳的後段敘及穎川陳鴻祖訪問賈昌之事，但《太平廣記》和《宋史·藝文志》對撰人都無異議。這篇小說寫的是鬥雞童賈昌一生的歷史。在他的歷史中，正反映出玄宗的荒淫和天寶的亂象。玄宗既淫於女色，又荒于遊樂，所以貴妃以姿色得寵，賈昌以鬥雞承歡，至於國家大事，全拋之腦後。政變之禍，自然難免。最後玄宗奔蜀，貴妃上吊，神雞童賈昌也只好改名換姓遁入空門。這種小說題材，都是當代的實事，有很強的時代性。

    俠義小說的產生，與唐中葉以後藩鎮私蓄遊俠之士以仇殺異己的時代風氣有關。因為要表現俠義之士的特別技能，所以常有種種超現實的描寫，如騰雲駕霧、神刀怪劍等，並與當時神仙術士一流的思想混在一起。因此，這類小說的作者，往往是佛道的信徒。名篇如李公佐的《謝小娥傳》、裴鉶的《昆侖奴》和《聶隱娘》、袁郊的《紅線傳》、杜光庭的《虯髯客傳》等。《謝小娥傳》寫謝小娥的父親與丈夫在外行商被人殺害，她尋訪仇人而為自己親人報仇的故事。小說塑造了一個機智勇敢的女性形象，在當時的小說中獨具一格。《昆侖奴》寫一老奴武藝高強，為其少主偷得他所鍾愛的豪門姬妾，使二人如願以償。《聶隱娘》和《紅線傳》均寫身懷異技的女子，因知遇之恩為主人排憂解難的故事。最著名的俠義小說，當數《虯髯客傳》。寫隋末天下大亂，楊素的寵妓紅拂慧眼識英雄，私奔李靖，二人在客店中又遇到意在圖王的虯髯客。後來虯髯客見到李公子（即李世民），知道天下有主，又不甘稱臣，遂遠去海島稱王。這篇小說的藝術價值很高，不僅構思巧妙，佈局嚴整，剪裁精當，而且同時寫三個具有英雄氣概的人物，各有各的個性和風采。“風塵三俠”的典故在後代廣泛流傳。

    唐傳奇的作品相當豐富，對後代戲曲的影響很大。如王實甫的《西廂記》源於《鶯鶯傳》，湯顯祖的《紫釵記》源于《霍小玉傳》，白樸的《梧桐雨》和洪昇的《長生殿》源于陳鴻的《長恨歌》等等。

    唐代通俗文學的另一重要成就是變文。變文也簡稱“變”，對“變”字的解釋，歷來有多種見解和推測，尚無定論。或認為是梵文citra（圖畫）的音譯，或認為是“變更”、“神通變化”之義，或認為是佛教語“因緣變”（因果變換）的簡稱等等。變文最初是作為普及佛教經義的宣傳品而出現的。佛教主要的經典到唐代翻譯得差不多了，但要在民間宣揚佛教，就必須把佛經變成通俗有趣的故事，使民眾容易理解，同時還要增加音樂的歌唱成分，使民眾容易記得。由此便造成經文的通俗化與故事化，變文正是適應此種環境而產生的。變文裏有講有唱，有描寫、有比喻，是一種極好的民間宣傳品。唐代段安節《樂府雜錄》載：“長慶中俗講僧文敘（一作淑），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裏人。”所謂“俗講”，就是對經義作通俗講演，它的形式是先引一段經文，然後進行講解，講解時有說有唱，而為了吸引聽眾，又儘量發揮想像力，穿插豐富瑰麗的描寫和生動形象的比喻。變文是從俗講演化而來，只不過它不像講經文那樣分段引用經文然後加以解說，而是直接完整地敷衍佛經中的故事。變文最初只是演述佛經故事，後來連史事豔聞也講起來了，於是便成為一種內容複雜的民間文學的新體裁。趙璘《因話錄》說：“有文淑僧者，公為聚眾譚說，假託經論，所言無非淫穢鄙褻之事，不逞之徒，轉相鼓扇扶樹，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奉，呼為和尚，教坊效其聲調，以為歌曲。”可見，變文已經逐漸擴展到宗教以外，完全世俗化了。正因如此，變文也就成為民間曲藝“轉變”所用的底本，值得注意的是，藝人在表演“轉變”時，經常是說一段唱一段，其文辭是韻散相雜。而且，說唱時還常常配以相應的圖畫，這些圖畫幾副一組，連綴成一卷，隨著故事的進展，說唱者捲動畫卷，變換畫面。段成式《酉陽雜俎（zǔ）》裏提到，當時有所謂“變場”，也就是表演“轉變”的專門場所。

    現存變文的內容主要有三類：佛經故事，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演唱佛經故事的變文，如《維摩詰經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簡稱《目連變》）、《降魔變文》等。《維摩詰經變文》出自《維摩詰經》，它本身就是一部富有文學趣味的小說式經典。寫居士維摩詰生病，釋迦佛派他的弟子去探視。大家都聽說維摩詰本領過人，沒人敢去，最後只有最善辨的文殊師利一個前往。後來兩人互相辨難，維摩詰果然大顯神通。變文的作者用他豐富的想像、生動的描寫、華麗的語言，將這個平淡的故事敍述得精彩紛呈。尤其是駢文的純熟，可證作者有極高的文學修養。《目連變》出自《佛說盂蘭盆經》，寫佛的弟子大目乾連救母出地獄的故事。這個故事在唐代已經相當流行，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載張祜反駁白居易說：“《長恨辭》雲：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此豈不是目連訪母耶？”（亦見《太平廣記》）此篇極力鋪寫地獄的淒慘，成為後代小說描寫“幽冥界”、“閻羅殿”的範本。至今許多地方戲仍有“目連救母”的劇碼。《降魔變文》出自《賢愚經》，寫佛門弟子舍利弗與邪魔外道的六師鬥法並將他降伏的故事。六師先後變化出寶山、水牛、水池、毒龍、鬼怪等，舍利弗則隨之變化出金剛、獅子、白象、金翅鳥、毗沙天王等將其制服。《西遊記》的許多鬥法場面，有些地方和此篇相似。

大概演述佛經故事的變文在民間極為流行，於是有人依其格式，換其內容，將古代的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演述進去，因此非佛教故事的變文也因之而起。代表性的有《伍子胥變文》、《捉季布傳文》（一作《大漢三年季布罵陣詞文》）、《王昭君變文》、《孟姜女變文》等。《伍子胥變文》是在《吳越春秋》有關內容的基礎上增飾大量民間傳說而成，寫伍奢為楚平王無辜誅殺，其子伍子胥歷經艱難險阻，從楚國逃入吳國，佐吳王滅楚復仇，最後因忠諫被吳王夫差所殺。此篇情節豐富，人物性格也相當鮮明。如穎水遇拍紗女，江邊逢漁人，吳國城外發兵伐楚，臨江哭奠父兄英靈幾段，非常細膩地刻畫出人物的心理狀態，文字也凝練有力。《捉季布傳文》寫劉邦因季布曾在陣前痛駡過他，因而懸賞捉拿。後來由於季布的機智勇敢以及周諡、朱家的幫助，終於免難得官。季布的事蹟在《史記》中記載得很簡短，變文敷衍成一篇長文。文中寫季布的英雄落魄，流亡江湖，以及周諡說服郭解援救季布，都非常曲折生動。《王昭君變文》敷演昭君出塞的故事。今存上卷只存昭君到達匈奴的一段，下卷寫昭君在匈奴被立為皇后，但她懷念故國，終於鬱鬱而終。文中對塞外風貌和昭君懷念故國的感情有許多生動的描寫。《孟姜女變文》寫的是著名的孟薑女哭倒長城的民間傳說。另外，也有抒寫當時國家大事的，如《張義潮變文》和《張淮深變文》。張氏叔侄的事蹟見於《新唐書·吐蕃傳》下，張義潮本是沙州（即敦煌）首領，後來聯結英豪，歸順唐室。這兩篇寫張氏叔侄的忠勇愛國，打敗吐蕃的場面，有聲有色，可以補史傳之不足。這說明變文這種體裁確立以後，民間已在自由運用，而且直接為當前的政治服務了。

講經文和變文作為演藝早已絕跡，但對後代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那種韻散相間、有說有唱的體制，通過後來的詞話、諸宮調、寶卷、彈詞、鼓詞等等說唱文學一直延續下來，至今仍是我國許多曲藝中常見的形式。後代的話本小說在開頭常有作為“入話”的小故事，敍述中常夾雜許多詩詞，長篇小說中也有夾雜詩詞歌賦的情況，並常用大段的駢體文描摹人物或景物的外貌，這些都是受了講經文和變文的影響。至於人物故事被後來的戲曲小說所採用，那就更多了。

宋代小說最值得注意的，並不是用文言寫成的志怪與傳奇，而是出自民間的白話小說。這些作品，時人稱之為話本或者平話。所謂話本，就是“說話”的底本。說話是指唐宋間用口語講說故事的伎藝，相當於後來的說書。小說當時是專指小說家說話用的底本。平話即評話，是指講史家講說長篇歷史故事並加以評述的話本。雖然宋人也創作志怪和傳奇，但無論內容還是文體，多沿襲舊風，頗少創新。雖然說話這種民間演藝在唐代已經十分流行，敦煌遺書裏也保存了一些唐代的說話，但就藝術成就而言，只能視為民間通俗小說的最初形態。宋代的話本小說，是中國小說史上的重要轉折，它為後代小說的成長與發展，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實在是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

宋代的白話小說，是由民間藝人創作、發展、提高的。開始創作的時候，不是為了文學，而是為了職業，為了演唱。郎瑛《七修類稿》說：“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甚久，國家閒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現在流傳下來的宋人話本，都是當時說話人的底本。據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О“小說講經史”條，北宋的伎藝，已有“孫寬、孫十五、曾無常、高恕、李孝祥講史，李慥（zào）、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小說……吳八兒合生（介於雜劇、說書與商迷之間的技藝）……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這些人名，一定是當時的名角。到了南宋，這種風氣更加興盛。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吳自牧《夢粱錄》、周密《武林舊事》、羅燁《醉翁談錄》等書，都對“說話人”有很詳細的記載。它們的分類雖稍有不同，但最重要的是小說與講史。因為這兩類最受民眾歡迎，營業自然最好，學習這方面的人自然也最多，於是大家聯絡組織，形成了“雄辯社”和“書會”一類的職業團體。而且，他們中的名角，也就進入宮廷與貴族之家了。《夢粱錄》載：“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話，為幕士請給講，諸史俱通。於鹹淳（1265－1274）年間，敷演《複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聽者紛紛。蓋講得字真不俗，記問淵源甚廣耳。”可見，當時的說話，上自宮廷，下至民間，都非常普遍。由於小說與講史最受歡迎，所以這兩類的底本，文字上更優美，數量上更豐富。現在流傳下來的，無論長篇短篇，大都屬於這兩類。當時這兩類在職業上的分工非常明確，但後代在文學領域同屬一類，通稱為小說。

現存的宋代小說，可分為長篇與短篇兩類。短篇都是純粹的白話，而且白話文的運用技巧已經很成熟。長篇大都為講史，講史在文字上容易受到古代史書的影響，因而大都為淺近的文言與不十分成熟的白話夾雜運用，在語言的運用上不如短篇成熟。不過，無論在內容還是結構上，它都為後代的長篇小說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宋人話本小說的發現，還是上個世紀的事。現存大抵可以確定的約三十多篇，散見於明代洪楩（pián）編刻的《清平山堂話本》、熊龍峰所刊小說四種、馮夢龍編輯的《古今小說》（後改名《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書中。代表作品有《錯斬崔寧》、《志誠張主管》等。《錯斬崔寧》寫的是一件人事公案：有一位劉官人，家裏有一妻一妾。某天跟妻子回娘家，岳父給他十五貫錢，叫他回家做生意。那天晚上他一個人喝醉了酒回家，二姐（妾）見了錢，問他哪里來的，他酒後戲言說，把你押了。隨後就醉倒在床上。二姐聽了，便私自跑回娘家去告訴父母。不料那天晚上劉官人家來了強盜，把錢搶了去，還把劉官人給殺了。第二天族人知道了這件事，便去追二姐。恰好二姐正同一個路人崔寧在山中同行，於是崔寧便以洗不清的罪名送了性命。後來劉官人的妻子被那個強調霸佔，最終經她告發，終於破了案。作者用純粹的白話，把這件事原原本本地敍述出來，嚴正譴責了草菅人命、枉殺無辜的官吏。清代朱素臣的傳奇《十五貫》，就是取材於此。《志誠張主管》寫王招宣一位侍妾，因不滿意那種沒有靈魂的富貴生活，偷了珍珠，嫁給一個開胭脂絨線鋪的老闆。誰知她受了媒婆的騙，這位老闆是年過六十的白髮老翁。她失望之際，愛上了店中的青年張主管。後來因偷珍珠的事情敗露了，小夫人上吊而死。她做了鬼，仍忠於愛情，還到張主管家裏去，要和他同居。作者通過描寫這位青年女子鄙棄被玩弄的生活，追求愛情和幸福，表達了對傳統制度和道德的反抗。《碾玉觀音》的主題思想，和這篇很相近。這些作品語言成熟，描寫生動，結構嚴謹，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

話本小說的最大特色，在於它有新內容、新形式而真正地成為通俗文學。話本是由平民創作、表演和欣賞的作品，與過去文人士大夫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這些作品所體現出來的平民意識和思想，比唐傳奇要更真實、大膽、顯著。話本中的主角，主要是手工業者、婦女、店員以及其他下層平民。因此，這些作品都富有現實的思想內容，而爭取婚姻自主、歌頌愛情幸福以及反抗黑暗政治、譴責官僚昏庸貪酷成為主要題材。此外，話本在形式上也有自己的特徵，如正文之前總是用一個引子作開場，有的用詩詞，有的用故事。這種方法，成為後代小說的公式。又如說話人每逢故事的緊要關頭故意暫時結束，留給聽眾一個未完的關子，以吸引他們下次再來。這在後代章回小說裏演變成“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套路。再如後代小說中流行的“有詩為證”，每逢寫到美女、戰爭、結婚等特殊場面，總是來一段很長的駢文或詩詞，這些形式都是話本留下來的。

宋代的長篇小說，流傳至今的有《新編五代史平話》、《大宋宣和遺事》、《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三種。後兩種的創作年代或為宋末元初。《新編五代平話》講的是梁唐晉漢周五代的歷史，每代兩卷，都以詩起詩結，中間用散文敍述歷史。所敘歷史，重要的都本於正史，對人物的性情、雜事以及戰爭場面，則加以誇張滑稽的描寫和鋪敍。初具歷史小說的規模，對後代長篇歷史小說有重要影響。《宣和遺事》也同樣帶有講史的性質，並雜以社會故事。全書分元亨利貞四集，首先講歷代帝王的荒淫，接著講王安石變法、蔡京當權、梁山泊宋江起事、徽宗與李師師的故事、林靈素道士的進用、京師的繁華、汴京失陷、徽欽二帝被擄，終結于高宗定都臨安。此書乃節抄舊籍而成，不是說話人的底本。可能是宋代遺民的擬話本。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近講史而非口談，似小說而無捏合……雖亦有詞有說，而非全出於說話人，乃由作者掇拾故書，益以小說，補綴聯屬，勉成一書，故形式僅存，而精彩遂遜。文辭又多非己出，不足以雲創作也。”但是，此書在歷史內容的表現上有重大意義，作者始終如一地堅持愛國主義立場，痛恨君主的荒淫，攻擊奸臣的當權，不滿意擾民的政治和道士怪人的參政，同時也對除奸的英雄寄寓同情，表達了作為遺民的痛苦和怨恨。另外，此書所講的梁山泊故事，即是日後《水滸傳》的底本。很多重要的情節，如楊志賣刀，晁蓋奪取生辰綱，宋江殺閻婆惜、題反詩而逃、在玄女廟內看到天書，最後朝廷招降宋江、命討方臘，因有軍功封節度使等。可以說，故事的骨幹已大部分形成。《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分三卷十七章，是章回小說之祖，已經初具《西遊記》的格局。

宋代的話本小說從內容到語言徹頭徹尾地貫徹了平民意識，為後代的戲曲提供了豐富的題材，為明清短篇白話小說的繁榮奠定了基礎，為後代長篇小說創作高潮的到來作了充分準備。因此，這一通俗文學思潮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