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衣书生

又到除夕，我感到世界已然变了个样子。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尤对如今的我来说，正是恰如其分。

曾经还小的时候，每到除夕，年夜饭总是丰盛的，总是父亲的杰作。后来他老了，但凡过年，便一家人去外面的餐馆里吃，也不一定非要在除夕，大多是提前个几天，就大家的时间，聚齐要紧。这些时候，除夕便是去父母那里坐坐，小聊一阵就回去，他们也早早地上床睡了，就连春晚都懒得看。

我所回到的，是临郊的沈家坝。按说，是应该叫做城乡结合部，可那一巴掌大的地方早就建成了城市边沿，因了地势的狭小，便也被三江、芙蓉溪和富乐山包围得没有农村。我就寄居在那里，独自地清静，乃或寂寞透顶。父母多次叫我回去住，我都不肯，我实在厌倦了成天吵吵闹闹的家庭气氛。况且我还要在无边的清静里修养性情，以把烦躁易怒的坏毛病给渐渐地消磨下去。终有一回，我耐心地给他们讲，我可以两三天不出门，可以两三天不跟人说话，他们吃惊得目瞪口呆，便再也不来勉强我了。

可是，一切都过去了。爱吵闹的父亲，终于完成了他的一生。就连去年的春节，他临终前的那阵子，大家除了照例往医院跑，便也没有去想什么过年与过节。似乎前年，他也在医院度过，是不是因了忌讳而在除夕的下午总算逃了回去，我便不再记得。毕竟这年年月月的事情，琐碎而无序，我也不是电脑，不可能啥都能精密地储存。

除夕的当晚，便是守岁。我都不记得要追溯到哪年，才有那样的印象。大概20来岁的样子吧，那时守岁是要打通宵麻将的。几个朋友，无论去谁家，都可以高高兴兴地搓个通宵，待得初一一大早，再带着熬得通红的双眼和麻木的舌头各自回家去补觉。可见，就连守岁这样的民俗，也在浩荡的城市文化面前，所剩无几。

不能放鞭炮，不吃年夜饭，也不守岁了，自然让传统的年滋味变得索然无味。就连这两天也在跟人说，如今生活条件好了，想吃啥有啥，想喝啥有啥，天天都可以去街上买，那么天天都可以过节，不一定非要等到过年是吧？

过年，往往只是成了一个计时的工具，一个这年与那年之间的界线。你过它也那样，不过它还是那样，都没多少区别。只不过，但凡过年，依照习俗，一大家子人总是要从四面八方而来，一起吃个团圆饭，这年也就圆满了。谁都有谁的事，谁都有自己的不少安排，若不在农村，是完全没必要成天捆在一起的。

这年的除夕，也就是今天。老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我得上班。我便在昨日里和她去小区门口的商店买了一袋水果让她用便利的小拖车给拉了回去，前些天就去百盛超市的老店买了一包糖果瓜子，随意装些摆在客厅的茶几上，有事没事地嗑上几粒，香香甜甜地，便是不可或缺的年滋味。

我越来越怀疑这不断壮大的世界，是越来越没有欢喜。兴许对太多的世事都有了见识，没了神秘，也没了新奇。大家都按步就班地生活，该上班的上班，该办事的办事，该走人户的走人户。只不过，若在城市里，人户倒也不需要时常去走，即便对门的邻居，也懒得打招呼。可见这世道的冷漠，风一样地无孔不入，四处流溢，谁都经受着它的肆虐与洗礼。

我照例会在傍晚，给母亲打个电话，随意地聊上几句，便也打破了她无边的寂静，心里也就暖和了些。当然，今晚也不例外，只要她手机开着。我每每出门去上班，都要帮她检查一下手机是否开着，有没有电一类，以便保持联络。她自然不太明白这些东西，便也耐心地给她一一讲解。在很多年前，我就教会了她，若是有事，自己打不来电话，就下楼去找门卫帮忙。有时，我刚一下班，打开手机，也会接到医院护士打来的电话，大多是父亲又住院了，又下了病危通知书，得家属前去磋商与签字。母亲年事已高，没有文化，还讲一口难懂的家乡话，自然就会跟别人产生交流的障碍，那些医护人员听不明白，自是会找我们，也或者是受了母亲的委托。

如今父亲去了世，我们再也不用有事没事地往医院跑了。母亲身体一向尚好，住院的时候极少。若是偶受风寒，去小区外面的药房包上一两回药，也可以治愈。只不过我还是很担心她生病，一生病就紧张得不得了，什么穿厚点啊，多喝热水啊，门窗关小些啊，不开空调总得开烤火炉吧，有时候也会禁不住骤然急躁起来。不过还好，只要没什么大事，我总会渐渐地觉察，渐渐地平息下情绪来，然后轻和地说话，实在不听也只好由她。

又到除夕，世界已经变了样子。我不太认识它，它也不会给我多少温情。好在我都习惯了，坦然便是最好的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