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纽伯格

我读起书来废寝忘食，当我读到费尔斯的《梵高传》时，了解到梵高生前居然只卖出过一幅作品，孤独地死去，如同一个乞丐。我还惊异地发现，许多伟大的艺术家生前一直被生活不公正地对待。于是，我立下终生志愿，要竭尽全力支持那些活着的艺术家们。

最初我走进华尔街是为了赚钱，以便我能买伟大的艺术作品，支持艺术家们的事业。但我未料到的是，在华尔街买卖股票本身居然是令人着迷的艺术。我几乎马上就适应了。

对我而言，工作就是玩耍，生活就是冒险。我对买卖股票非常感兴趣，这令我无比兴奋。

我特别喜欢与人交往，从遇到的每个人身上都能学到些东西。

在阿尔特曼百货公司，我懂得了：你做生意是为了赚钱，但如果你过分贪婪，你就赚不到钱，甚至还会赔本。

阿尔特曼的货物如果在合理的时间内未能卖掉，就降到货物的成本价。

1924年我读了不少书，其中最好的是《福尔赛世家》，讲英国富裕的家庭送他们最大的孩子去欧洲大陆接受教育。于是，我决定利用父亲留给我的钱，去国外度假。差一个月21岁时，我出发去巴黎。

从欧洲回到美国，我辞职了。我主要的兴趣在别处。我想那可能是想了解生活、了解艺术、了解所有这些存在于世界的东西，以及去体验一个人拥有的所有机会。我确信我在华尔街的成功可以归结为我对生活的好奇。买卖股票需要许多直觉，这种直觉只能通过在生活中学习才能培养起来。

1925年我到了巴黎，一直待到1929年。为了学语言，我跟一个法国教师一家住在一起。他有一个30岁的妹妹住在巴黎郊外。她常常来市区，说是购物。她可能是一个包法利夫人式的人，对丈夫有些厌倦。她的房间离我的很近，晚上她半开着门，带给我6个月的性刺激历险。我从中学到很多关于性的知识。

在双偶咖啡屋，我碰到一个正派的好人，叫迈耶，他后来成为20世纪卓越的艺术史学家。他建议我读《尤利西斯》。我不求甚解地读了，它深远地影响了我。乔伊斯的自我表述方式，让我在自由的时空里任意驰骋，对大多数事情的处理变得灵活自如，游刃有余。他对我影响至深，直到今天。

有人问著名的银行抢劫犯威利.萨顿为何要抢银行，他回答：因为那是一个有钱的地方。我选择去华尔街，就是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那是一个有钱的地方。

1929年，在哈利公司，我从底层做起，在各个部门之间轮换。我要用纸记录每笔交易，其中我为之记录较多的一个客户叫约瑟夫.肯尼迪，是肯尼迪总统的父亲，后来做了罗斯福总统的证监会主席。

当时，美国无线电是市场上交易最频繁的股票。它涨到574元（后来1股拆为5股），我研究它为什么能涨这么高。问了很多资深人士，但没能得到任何确切答案，他们解释说是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无线电时代，就那么简单。但股价走势似乎背离了普通的逻辑。后来，我在100元卖空了300股美国无线电股票，正好跟我持有的其他股票相等。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谓的对冲。有可能1929我自己那个股票账户，就是第一个对冲基金，尽管数目很小。直到今天，我若发现大盘攀升太高就会采取这种方法，我会彻底地对冲。

10月初，投机更加猖獗。24日，股市开始垂直下跌。29日，大恐慌来了。导致大恐慌的部分根源是许多投资者当时入市只需付10%的保证金。 11月13日，大盘跌入大恐慌后第一次但并不是最后一次谷底。我第一次亲自见证了美国历史上最强大的金融恐慌。

1930年4月，市场反弹了50%。许多金融大腕及政要纷纷宣布大恐慌只是由于股市一时失控而产生的临时现象，并预言股市大繁荣即将到来。但是，他们错了。股市继续暴跌，10月份再创新低。此后，继续下跌，两年之内，跌到1929年9月高峰时的11%。我100元卖空的美国无线电，后来跌到2元。

由于我是唯一一个经历了1929年大恐慌又经历了1987年大崩溃的人，常常有人请我比较两者的区别。我认为两者最明显的区别是影响的深远程度不同。1929年股市大恐慌导致了长期的打萧条，对个人、企业及整个美国都有长期重大影响，但1987年只是股市一次相对肤浅的调整，时间只持续了一周，确切地说，应称之为对过激牛市的修正。

也许因为20年代早期我不在华尔街，甚至不在美国，我反而更能看出问题所在，尤其是当其他更有经验的专业人士自欺欺人地相信股市必定会继续上涨的时候。那是，我以我26岁以来所有的生活阅历，尤其是生活常识去面对股市，而这，正是华尔街所缺乏的。

在许多方面，大恐慌形成了我后来在股市上的操作模式：每当股市经历长期上涨后，每当每个人都为他们的财富增长而快乐之时，我都会提早担心股市下跌。每当股市大幅下跌时，我会变得非常乐观，因为我觉得它已经把我们将要面临的贬值都折现进去了。

大恐慌之后的长期熊市里，我学会了完全注重实效和实事求是。我认为，20年代最大的问题是许多人根本拒绝做现实主义者，他们希望股市永远涨下去，于是忽略了股市已经涨过了头。许多人拒绝看到很明显的危险信号。

紧握着某种股票不放，有可能是灾难性的。明智的办法是10%止损，早日发现错误，及时采取行动。

到华尔街后不久，当我看到无线电公司和其他股票被所谓的专家们过度估价时，我对华尔街缺乏起码的普通常识感到绝望。这种绝望随着理查德.惠特尼案件（拒绝卖出股票，顽固地看着股票贬值直到赔个精光，然后他挪用了纽约交易所的养老基金填补亏空）而更加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