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凌晨1点多，手机铃陡然响起，话筒里传来那熟悉的声音：“龙伯伯，我已经平安到达旧金山机场，现在同学来接我，我们正往学校赶呢……”

    放下电话，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经过9年的努力，我最好的朋友韦聿的女儿，终于实现了她留学美国的心愿，而且这个过程一帆风顺，顺利得让许多人都不敢相信。

    她叫袁缘，2000年8月我女儿赴美留学时，她刚刚考入天津二中。3年后，她成了中国传媒大学英语专业学生。大二期末，她在五六十人的激烈竞争中转入“媒体创意”专业，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该校建校以来首次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转专业，袁缘也是英语系转系成功的惟一一人。2006年冬天，袁缘上大四期末，当许多大学生开始为找工作发愁时，她通过考试申请得到了进入《纽约时报》上海分社实习的机会，实习期满两个月后，她回校准备论文答辩。这时，她得知《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缺少一名文书，便前往应聘，同时，她还应聘了俄罗斯文传电讯社的工作，这两家外媒面试后不久都通知她上班，她权衡后，进入了《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从文书做起，两个月后升为新闻助理（按目前中国的规定，中国人不得在外媒从事记者工作，即不能单独采写新闻）。

    在《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工作一年后，袁缘准备留学。一年后终于成功。在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的这次美国大学招生中，她一共申请了6所美国名校，先后被斯坦福、哥伦比亚等5所名校录取，最终选择了连美国当地人都十分向往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该校给了她读两年新闻硕士4万美元的奖学金。前不久的签证过程也极其简单，签证官的审查前后总共不到两分钟便OK了。

    作为她留学情况的知情者和他爸爸的密友，我知道她们家没有任何官方和巨富背景，许多人也曾问我她的成功到底有什么幸运密码，我告诉他们：家庭影响和个人奋斗。

    袁缘的爷爷姥爷都是一般职工，她的爸爸妈妈是文革中被耽误的一代。1982年上电大时，和我同班的韦聿是铁路系统的的汽车司机。尽管他的入学考试成绩优秀，单位领导却以种种理由不许他上学。韦聿向报社反映，一家中央级报纸为此发过通讯，但单位领导仍旧百般刁难，逼得他最后停薪留职才把学上下来。之后，韦聿休病假进入天津一家报社作副刊编辑，先后在天津几家报纸一干就是10年。再后来他先后到宁波、武汉等地参与新报纸的创刊，最近几年又到北京一家法制周报工作。在这20多年中，袁缘受到爸爸不屈服命运的精神感染，也受到妈妈勤劳节俭维持家庭生计的影响，从小就非常要强。他们家生活不富裕，但最多的是书籍和报纸，最贵重的是韦聿用来写稿发稿的电脑。耳濡目染之下，袁缘爱上了写作，爱上了电脑。小学四年级即有文章发表在《小学生作文》上发表，在初高中阶段，还有多篇稿件在报刊发表。她的理想就是要当爸爸那样正直的记者编辑，为百姓说话，反映社会现实，这也就是她报考传媒大学的主要原因。

    在传媒大学学习和在《纽约时报》工作的这6年，用袁缘的话来说是“拼命的6年”，一年级学习新闻英语是拼命；转专业后突击专业课是拼命；大四后半年边搞论文答辩边实习是拼命；到《纽约时报》把中国式的宣传式转变为真正的客观报道式新闻，而且辅助写出让总社认可的稿件也是拼命；工作之余练习托福、GRE真题更是拼命。终于，辛勤的汗水浇灌出了艳丽的花朵，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但是，袁缘是个内向的孩子，前几天我问她这几年奋斗的细节时，她只是甜甜地还有些羞赧地一笑，就如同在小学里得了一朵小红花一样。

    9年前我女儿出国时，我和袁缘一家聚餐，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袁缘说：“丫头，好好努力，你姐姐的今天就是你是明天。”昔日预言其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而且十分巧合的是，我的女儿和袁缘都是在8月15日到达美国的。也许在几年之后，一位获得普立策新闻奖的名记者会把她的获奖证书捧到我的面前，再一次给我带来人生的惊喜，也给我带来写博的新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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