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09年7月30日，20年前的今天，我的岳母积劳成疾，不幸辞世。20年来，我们思念与追悔的潮水飞腾翻卷，每到这个日子，更如钱塘大潮汹涌澎湃。

    岳母姓陈，直到去世也没有名字。她1907年出生在农家，18岁时母亲被绑票的土匪杀害。22岁嫁给我的岳父后，在穷苦生活中接连夭折过三个孩子。好不容易熬到1966年，我爱人参加工作，家中日子过得稍微宽松之时，岳父又突然得重病去世。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幸，她一如乱石下的茅草，含泪挺身，继续和我爱人一起拉扯着其他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艰难度日。

    1970年，我和爱人结婚，但我们带给老人的是更大的负担：那时我们铁路勘测队在山西工作，爱人在老家乡村中学任教，有了孩子以后，因我母亲正看着我弟弟的孩子，所以只能请岳母照看。1974年，我爱人调到天津，考虑到自己带两个孩子无法工作，就把大女儿留在了姥姥身边。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我们把大女儿接到天津上学，又把小女儿送回了老家。现在想起来，这实在是很残酷的安排，因为那时岳母已花甲古稀，缠过的小脚，瘦弱的身体，还患有比较严重的气管炎，先后看护两个顽皮的孩子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当然孩子的三姨和舅舅可以帮着照顾，但他俩毕竟还要下地干活儿，要不一家人吃饭都成问题。那个年代我们俩工资低，还要供养我的父母，所以我们每年只给岳母100块钱…..20年来每每想到这些，我们就后悔不已，因为当时不是没有别的办法可想，比如把两个孩子放我们单位的幼儿园，在天津找个托儿户或找个保姆，实在不行还可以多给老人一些钱让她将养身体，可是我们为什么就那么自私，把这么重的担子强压在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身上，而且一压就是将近7年呢？

    如果摸着心口说话，我俩不算不孝顺。从1977年把二女儿也接到天津之后，我们就想把她接来为她养老。但那时房子小，姥姥住在半是厨房半是过道的小屋内，一米六长的小床睡觉连腿都伸不直。而且见不到庄里乡亲，出去连话也听不懂，所以住了没多久她就回去了。没有别的孝顺办法，我们就每年暑假回去看望她，每次都尽力多买些补品食品，给她买几件衣服或布料，尽量多给她留一点钱。但是却无法为她解除压在她身上的新的更重的担子：我的内弟接连生了两个儿子，弟弟弟妹忙于承包地里的活计，看孩子的任务又压到了岳母肩上。她继续半弯着腰，扭动着两只小脚，为两个孙子把屎把尿，喂汤喂饭，还得负责为全家人做饭。但就是这样，她仍然无怨无悔。特别是对待两个孙子疼爱得有点过分，有鸡蛋舍不得自己吃一个，买几块糖也要给孙子留着，甚至连孙子打她的脸她还是笑容满面。爱人探亲时看到这种情况想不通，岳母却劝她道：“姥姥疼外甥，累死不哼哼，我对这4个孩子都这样，你们现在不懂我的心思，等你们有了外甥就知道了。”接着她又搂住他那个名叫大海的小孙子说：“海儿长大了好好念书，考个好大学，嫲嫲（ma 山东方言，奶奶之意）累死也高兴啊！”

    从1998年我们的外孙子降生开始，我们从国内到国外，接连看大了女儿们的两个孩子，其中既体会到了“姥姥疼外甥，累死不哼哼”的那种大爱，也体会到了看孩子的艰辛。岳母去世后的这20年，她看大的这四个孩子没有辜负她的期望：我的大女儿华北电力大学毕业，现在是天津一家国企的高级经济师；二女儿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念完研究生，在一家财务公司干到注册会计师，现在在国内一家合资银行分行当总会计师；我内弟的大儿子湖北财经大学毕业，现在是一家中美合资公司的分厂厂长，他的小儿子大海今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已经被天津税务部门录用。

    尽管如此，我们，包括我的内弟和弟妹对当年没有体贴老人，把沉重负担压在她身上仍然感到追悔莫及，总想找点儿办法来弥补过失，可是总是想不出什么好主意。今年5月回老家，我爱人、她的妹妹弟妹和我（因为内弟在深圳工作当时不在家）一起议论如何弥补对岳母的亏欠时，有人主张为她立两米的新碑，有人主张上坟时多给她烧纸，有人主张多买点儿好供品。我在旁边听着没有说话，心里想：我们欠下的这笔感情债，就是把岳母挖出来埋到金山里，怕是也还不清了。人死如灯灭，烧纸树碑她不知，子欲孝而亲不在，遗憾只能永远地留在自己心里了。

    活着不孝死了孝不是真孝，活着不体贴死了再后悔只能永远后悔。但愿现在的年轻人多疼爱多体贴自己的父亲、母亲、婆婆、公公，让他们生活得轻松一点儿，身体更健康一点儿。就像我们的女儿女婿一样，温顺体贴，善解人意，有需必供，有呼必应。这，就是我对现在年轻人的忠告和劝导。这，也许就是我这篇博文的一点积极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