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中的蕲春人著作(20141114修改稿)

标签:
历史文化收藏吴淑 |
《四库全书》中的蕲春人著作
陈仕猛
清乾隆时期,政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编纂了一部驰名中外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四库馆臣每校定一种书,包括收入《四库全书》和没有收入的书籍,都在卷首写上一篇提要,后将这些提要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排,汇成“总目”共二百卷,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总目》不仅著录收入“四库”的书籍,还在每一类之后,附录未采入“四库”的图书存目。共收书3461种,79309卷;列“存目”书6793种,93551卷。[1]
我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能被《四库全书》收录的,当然绝多为珍宝;即便是列入“四库存目”的,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有的甚至还是精品。我们蕲春有八位先贤的大著被《四库全书》收录,或被《四库全书总目》列入“存目”予以著录。被收入《四库全书》的有:宋代吴淑撰的《事类赋》、《江淮异人录》,明代李时珍撰的《本草纲目》、《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明代周祈撰的《名义考》。《四库全书》还收入了吴淑参修的《太平广记》,吴淑为其岳父徐铉整理编辑的《骑省集》。宋代夏倪撰的《五桃轩集》一卷,因被编进《两宋名贤小集》而被收入《四库全书》。被《四库全书总目》列入“存目”予以著录的有:明代韩万钟撰的《象纬汇编》、《性理三书图解》,明樊山王朱翊钅+氐撰的《广宴堂集》、《道德经说奥》,明代张邦翼编的《岭南文献》,清初顾景星撰的《黄公说字》、《白茅堂集》。此外,还有一部外籍人记载蕲春史事的书——《辛巳泣蕲录》,也被列入“四库存目”。
一、入选四库“库书”的蕲春人著作
1、《事类赋》
三十卷,宋吴淑撰并自注,被收入《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详见台湾商务印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库书”)第892册。
吴淑(947—1002),字正仪,祖籍润州丹阳(治所在今江苏丹阳市)。《宋史》吴淑本传、《四库总目》、《中国人名大辞典》均说吴淑为“(润州)丹阳人”。
关于吴淑是否应算蕲春人,笔者在《隐士吴瑛的家世及其与名流的交往》一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吴淑的父亲吴文,在杨吴时曾任大理司直、太子中允,最后在蕲春为官,老死在蕲春。吴淑可能是在蕲春度过了童年时代。后来长期在南唐、北宋都城生活。吴淑第三子吴遵路(988—1043),为宋仁宗时名宦,可能在蕲春生活过,进士及第后做过京官、地方官,曾权知开封府,官至龙图阁直学士,病死在知永兴军任上,他为政简易,立朝敢言,被《宋史》写入“循吏列传”。皮明庥主编的《湖北历史人物辞典》称吴遵路籍贯蕲春。吴淑的孙子、吴遵路之子吴瑛(1021—1104),字德仁,《宋史》卷四五八《隐逸列传中》,明确称吴瑛为“蕲州蕲春人”,嘉靖以来的《蕲州志》都将吴瑛写入了《人物志》。吴瑛曾任黄州通判、郴州知州、虞部员外郎。四十六岁正值壮年时,就向朝廷上书,请求提前退休回乡,司马光在《和吴仲庶寄吴瑛》一诗中,称赞吴瑛“一朝投绂真高士,万卷藏书旧世家”。吴瑛归蕲后,临溪筑室,种花酿酒,宾至必醉;宾客评品人物,吴瑛不置一词;为人平易,轻财重义。哲宗即位,召吴瑛为吏部郎中,就近任蕲州知州,吴瑛辞而不就。吴瑛去世后,北宋晚期著名文学家、“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说:“(吴瑛)曾祖讳文,大理司直”,“(司直君)老于蕲,今其子孙遂家蕲春。”吴瑛安葬在“蕲春县永福乡新安里芙蓉山”(在今蕲春县城西北约8里处)。明清时期,吴瑛入祀蕲州乡贤祠。[2]
吴淑父亲吴文定居蕲春,老死在蕲春,吴家后来成为蕲春的世家望族。《湖北艺文志附补遗》即将吴淑列为蕲春人士[3]。
吴淑聪明好学,文思敏捷,深受南唐重臣韩熙载等人器重,又被著名文学家、文字学家、官至吏部尚书的徐铉招为女婿。他在南唐时以校书郎直内史,归宋后,由近臣推荐试学士院,授大理评事,后官至起居舍人、职方员外郎。性纯静好古,善书,尤工篆籀。事迹见《宋史》卷四四一《文苑列传三》。
起初,吴淑作了一百篇骈四俪六的律赋,共二十卷,依次为天、岁时、地、宝货、乐、服用、什物、饮食、禽、兽、草木、果、鳞介、虫十四个部类,下分一百个子目,每个子目都以一字为题,进献给宋太宗,“太宗嘉其精赡,因命注释之”,吴淑于是在每句赋辞下加注所用典故的出处与原文。正文本来只有近四万字,加上增补的注文,则多达二十五六万字,卷数也扩为三十卷,定名为《事类赋》。吴淑也因此由博士“擢水曹郎”。[4]
《事类赋》是一部以赋体形式精心结撰的类书。《四库总目》评价说:“淑本徐铉之婿,学有渊源,又预修《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两大书,见闻尤博,故赋既工雅,又注与赋出自一手,事无舛误,故传诵至今。”[5]今人论《事类赋》,甚至称赞它是“一部文化工程式的巨著”。[6]
吴淑看重的是自己精心撰写的赋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世众多学人则对其注文的辑佚校勘价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主要是因为《事类赋》“所引之书,今大半亡佚”,以致“一字之存,当同一珠”。[7]《四库总目》认为,《事类赋》的注文,“皆采自本书,……其精审益为可贵”[8]。《事类赋》因而在清代的辑佚校勘工作中被频繁使用。
近年来,魏小虎先生对四库馆臣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事类赋》的注文基本照抄《太平御览》,其最具文献价值的内容,是少量与《御览》同中有异或未见于《御览》的那部分引文。[9]
2、《江淮异人录》
二卷,宋吴淑撰,被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详见库书第1042册。
《江淮异人录》是一部传奇小说集,书中所写人物多是道流、侠客、术士,其中唐代二人,南唐二十三人,这些人诡异怪诞,但行侠仗义,神出鬼没。该书卷上,就写到了南唐时蕲州一位异人陈曙:
陈曙,蕲州善坛观道士也。人谓为百岁,实亦不知其年。步行日数百里。郡人有宴席,常虚一位以待之,远近必至。烈祖闻而召之。使者未至,忽叹息曰:“吾老矣,何益于国,而枉见召!”后数日而使者至。再召,竟不行。保大中,常至夜独焚香于庭,仰天拜祝,退而恸哭。俄而淮上兵革,人以为预知也。后过江,居于永兴景星废观,结庐独居,常有虎豹随之,人亦罕有见者。及卒数日,方棺敛,而遍体发汗焉。
按:“烈祖”是南唐开国君主李昪(888—943)的庙号。李昪六岁时父亲去世,后被杨吴重臣徐温收为养子,改名徐知诰。杨吴天祚三年(937)十月,废吴帝杨溥自立,国号大齐,年号昇元。昇元三年(939)二月,改国号为唐,恢复原姓,名李昪,定都金陵(今南京),史称南唐。昇元七年(943)二月病逝。三月,李昪长子李璟(916—961)以皇太子嗣位,改元保大。“保大”是李璟的第一个年号,用了十五年(943—957)。建隆二年(961)六月病逝,庙号“元宗”。[10]
南宋陆游《南唐书》的《列传卷第四》,清代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三四《南唐二十》,都有《陈曙传》。《南唐书》所写细节与《江淮异人录》相差较大,如说陈曙是“蜀人,尝举进士”,“唐末,……多遁于蕲州山中”;住的地方“唯一榻,素书数卷,与蛇、虎杂居。不设窗户,雨雪满室亦自若”;如果有人乘其外出,前去窥探,陈曙“必自外来”;说陈曙“数十年,颜鬓不少异”,似乎有些长生不老。而更大的不同有两点,一是派人召见陈曙的皇帝不是烈祖,而是元宗,说“元宗命中书舍人高越召之”,陈曙“不肯起”;二是陈曙后来“徙居鄂渚及洪之西山,不知所终”。《十国春秋》则基本采信《江淮异人录》所记。
乾隆《蕲州志》卷十二、咸丰《蕲州志》卷十五,都将陈曙写入《人物志》的“流寓传”,抄袭陆游《南唐书》的说法。
《江淮异人录》原书遗失,今本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而成。《四库总目》说,辑本“首尾全备,仍为完书”[11]。
吴淑除撰有《事类赋》、《江淮异人录》外,与李昉等同修的《太平广记》五百卷,被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详见库书第1043册至1046册;为其岳父徐铉编辑的《骑省集》,被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详见库书第1085册。吴淑另著有《吴淑集》、《说文五义》、《异僧记》、《秘阁闲谈》、《炼师傅》,还预修《太宗实录》,参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大典。
3、《本草纲目》
五十二卷,明李时珍撰,被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详见库书第772至774册。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号濒湖,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被誉为“医圣”,事迹写入《明史》卷二九九《方伎传》。
李时珍在多年的行医实践中,认识到“本草一书,关系颇重”[12],作为一个医生,识药、用药是一个大问题,而历代医家对神农本草经的注解,“舛谬差讹遗漏不可枚数”[13],于是立志重修本草。时珍“搜罗群籍,贯串百氏”[14],“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15],将“神农以下诸家本草,荟萃成书,复者芟之,阙者补之,讹者纠之,凡一十六部,六十二类”,“旧有者一千五百一十八种,时珍所补者又三百七十四种”[16]。时珍同时人、大文豪王世贞为《本草纲目》作序,评价《本草纲目》“博而不繁,详而有要,……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重宝也”,称赞时珍“真北斗以南一人”。[17]
万历二十一年(1593),《本草纲目》由金陵书商胡承龙刻成,万历二十四年(1596),时珍之子建元“献之于朝”,此后,这部巨著被广为翻刻。明清之际,上自朝廷,下至乡里,无论官僚士大夫,还是医家和药肆,都争相购览,“无不家有一编”。[18]《四库全书》采用的底本,就是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四库总目》对《本草纲目》倍加推崇,说:“盖集本草之大成者无过于此矣!”[19]
4、《奇经八脉考》
一卷,明李时珍撰,被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详见库书第774册。
时珍在《奇经八脉考》中说,人身有经络脉络,包括十二正经、十五络、奇经八脉。十二正经,即手之三阴三阳、足之三阴三阳;十五络,即十二经各有一别络,脾又有一大络,以及任督二络;奇经八脉,即阴维、阳维、阴跷、阳跷、冲、任、督、带。时珍说,正经就像沟渠,奇经就像湖泽,“正经之脉隆盛则溢于奇经”,就像天下大雨,沟渠都溢满了,最后流到湖泽。时珍认为,奇经八脉在人体整体机能运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医生必须熟知奇经八脉,“医而知八脉,则十二经、十五络之大旨得矣”,否则,“医不知此,罔探病机;仙不知此,难安炉鼎!”[20]
正经人所共知,奇经则常被忽视,而有关八脉的论述又“散在群书中,略而不悉”[21],所以时珍“特详其病源治法,并参考诸家之说”,将自己对奇经八脉的认识“荟萃成编”。《四库总目》评价说:“其原委精详,经纬贯彻,洵(xún,确实)辨脉者所不可废。”时珍还绘制了《气口九道脉图》,并详细解释诊法,《四库总目》称赞时珍“阐前人未泄之秘”。[22]
《四库总目》将《奇经八脉考》与明初滑寿的《十四经发挥》作比较,说医家将《十四经发挥》“据为绳墨”,而“时珍此书更加精核”。四库馆臣感叹道:“此以知征实之学,由于考证,递推递密,虽一技亦然矣。”[23]
5、《濒湖脉学》
一卷,明李时珍撰,被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详见库书第774册。
宋人剽窃魏晋间医学家王叔和的《脉经》,杜撰出《脉诀》一书,尽管“鄙陋纰缪”,却流行不衰。[24]元人戴启宗撰写《脉诀刊误》,驳斥了这一赝本的许多错误,可惜破而未立。时珍的父亲李言闻著有《四诊发明》八卷,进一步纠正了《脉诀》的错误。因《四诊发明》写得有些深奥,一般读者难以理解,于是时珍就以父亲遗著为基础,采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歌诀形式,著成《濒湖脉学》一书。他还将父亲删补的《四言举要》附载书中,与《濒湖脉学》互为补充。此书一出,“《脉诀》遂废”。[25]
《四库总目》评价《濒湖脉学》“毫厘之别,精核无遗”,“可谓既能博考,又能精研者矣!”称赞时珍“廓清医学之功,亦不在戴启宗下也”。[26]其实,岂止不在戴启宗之下,而是超越了戴启宗。
除《本草纲目》、《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外,李时珍还著有《命门考》、《命门三焦客难》、《濒湖医案》、《濒湖集简方》、《五脏图论》、《白花蛇传》、《薖所馆词》、《濒湖诗话》。
6、《名义考》
十二卷,明周祈撰,被收入《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详见库书第856册。
四库馆臣为《名义考》撰写提要时,只知道周祈是“蕲州人”,而对周祈的生平,特别是对周祈到底担任什么官职,则不大清楚。《四库总目》说:
祈,蕲州人。始末未详。前有万历甲申刘如宠序,称为周大夫。又有万历癸未袁昌祚重刻序,称其尝为民部郎。又称其从幼时授经,至绾组拥轺,不知确为何官也。[27]
按:“万历甲申”即万历十二年(1584),“万历癸未”即万历十一年(1583)。“绾组”,wǎnzǔ,系结组绶,意思是佩挂官印,指当上比较大的官。“轺”,yáo,使者所乘的车。“拥轺”,坐上朝廷派的车,意思也是当上一定品级的官。
笔者在《被万历皇帝问罪的蕲春籍知府——周祈》一文中,对周祈的生平进行了考证,经查考:周祈,字子永,号敬夫。嘉靖三十一年(1552)举人,曾任户部郎中,官至广西平乐知府,升授中宪大夫。万历十二年(1584)五月,平乐发生了一场震惊朝野的“兵变”。明神宗下令将周祈逮捕入京问罪,幸亏内阁首辅申时行等人伸手援救,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周祈被从宽发落,释放回乡为民。
《名义考》将大千世界万事万物分门别类,概括为天、地、人、物四部,依次对众多名称的含义予以阐释,如果有各种不同说法,就引用多种书籍“参互辨证”。《四库总目》称赞该书“订谬析疑,可取之处为多”。但又指出其毛病,一是“不无讹误”,如,“论河源则全据传闻之讹”,“论鲜卑以柳城为柳州”,“论箜篌为即琵琶”;二是引文“往往不著出典”,没有摆脱明人著书的通病。[28]
7、关于夏倪的《五桃轩集》
南宋陈思编、元陈世隆增补的《两宋名贤小集》,保存了夏倪所著的《五桃轩集》一卷,诗五首。
笔者在《名列江西诗派的“二林”和夏倪》一文和《林敏功、林敏修、夏倪诗歌辑录》中,对夏倪和《五桃轩集》中的五首诗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经笔者考证:夏倪,字均父,北宋末期人,卒于建炎元年(1127)。娶宗室女为妻,曾任过一般的京官,因事被贬为祁阳监酒,后官至江州知州。乐善好施,喜与贤士名流交往,与黄庭坚、林敏功、潘大临、惠洪、吕本中、赵鼎臣等人交游,是江西诗派重要作家之一。
《两宋名贤小集》共三百八十卷,“所录宋人诗集,……凡一百五十七家”,被收入《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四库总目》卷一八七《集部四十·总集类二》,有《两宋名贤小集》提要。
二、四库“存目”著录的蕲春人著作
1、《象纬汇编》
二卷,明韩万钟撰,被列入《四库总目》卷一〇七《子部十七·天文算法类存目》。
据康熙《蕲州志》记载,韩万钟,字天爵。嘉靖年间岁贡生,官休宁(治所在今安徽休宁县)训导,迁颍州(州治在今安徽阜阳市)学正。小时候家里很贫困,但他好学,“所嗜唯书史”;为人方正,以身作则;勤于钻研,“于天人之理,靡不究竟”。[29]
《象纬汇编》成于嘉靖壬辰,即嘉靖十一年(1532),是一部天文学方面的书。该书对丹元子(唐玄宗时期方士王希明)的《步天歌》,逐段予以注释,并配插图;将马端临《文献通考》中所记的那些彗星、孛星之类,分隶于各星之下;将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二十八宿合为三十一条,将金木水火土五星附在其后。[30]
《四库总目》评说,该书内容“大概与《天元玉历》相同”,而且编著者本人当时可能没有看到“官本”,而只是将一些天文学方面的资料“裒辑耳”。“裒”,póu,聚集。“裒辑”,也就是汇编。韩万钟在自序中也自谦地说,汇编目的是便于学者考索,并非是创作。[31]
据中华书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介绍,今北大、镇江市博物馆藏有明抄本《象纬汇编》。[32]
2、《性理三书图解》
九卷,明韩万钟撰,被列入《四库总目》卷一一〇《子部二十·术数类存目一》。
所谓“三书”,即《易学启蒙》、《律吕新书》、《洪范皇极内篇》。这三部书“本无性理之名”,韩万钟见永乐年间所修《性理大全》中有这三部书,就将它们称之为“性理三书”。
《易学启蒙》为南宋朱熹、蔡元定合撰,蔡氏起稿。蔡氏被写入《宋史》的“儒林传”(宋史卷四三四儒林列传四)。书名虽为“启蒙”,实际却并非真的仅是给初学者开蒙之用,更多地是为了阐发《周易本义》卷首九图所蕴含的哲学意义,系统发挥朱熹的象数之学。[33]明代时,朱熹易学被定为官方易学,《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成为文人士子科考进阶必读之书,那些解释、发挥朱熹易学的著作,也就成为士子们的参考书了。韩万钟当过县学训导、州学学正,身为教育官员,亲自编一些教辅书,发给学生们,可谓名利双收。不过四库馆臣认为,韩万钟对《易学启蒙》的解读,“本之韩邦奇《启蒙意见》,殊为繁复”,对前人学说也“并无发明”。[34]而韩邦奇所著的《易学启蒙意见》,则被《四库全书》全文收录,《四库总目》卷五《经部五·易类五》,有《易学启蒙意见》提要。韩邦奇(1479—1556),陕西朝邑(今大荔县)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曾任山西巡抚,官至南京兵部尚书。
《律吕新书》也是蔡元定所撰。朱熹称赞蔡氏精通乐律,甚至说“近世诸儒皆莫能及”。该书被《四库全书》收录,《四库总目》卷三八《经部三十八·乐类》,有《律吕新书》提要。而韩万钟对《律吕新书》的解读,在四库馆臣眼中,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如,说他对《律吕》管孔,“毫无是正”;对燕乐,“茫茫无据”,更不用说对雅乐的感觉了![35]韩氏可能没有多少艺术细胞,让他指导学生上音乐课,实在有些勉为其难了。
《洪范皇极内篇》是蔡元定之子蔡沈所撰。《永乐大典》、《性理大全》等,称书名为《洪范内篇》,四库馆臣认为应称《洪范皇极内外篇》。《洪范》为尚书的一篇,战国时人假托商末箕子所作,内容是向周武王陈述天地之大法。汉代盛行的“天人感应”说,常以此为根据。蔡沈开创了推演洪范一派,因此《四库全书》将其书收录,《四库总目》卷一百零八《子部十八·术数类一》,有“《洪范皇极内外篇》提要”。术数,“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36]多以占卜、星命等办法推知人事吉凶祸福。蔡沈此书广为翻刻,韩万钟解读时,纠正了流行本不少错误,《四库总目》评价说:“万钟据数正之,则所考良是”。[37]
除《象纬汇编》、《性理三书图解》外,韩万钟还著有《皇极注解》、《四真集要》。
3、《广宴堂集》
二十四卷,明樊山王朱翊钅+氐撰,被列入《四库总目》卷一七九《集部三十二·别集类存目六》。
明仁宗第六子朱瞻堈被封为荆王,王府原在江西建昌府(府治在今江西南城县),正统十年(1445),移藩蕲州,荆府子孙从此定居蕲州。瞻堈去世后,嫡长子朱祁镐袭封荆王。成化三年(1467),祁镐庶三子朱见澋(1456—1506)被封为樊山王(郡王)。朱翊钅+氐(约1557—1626)为第一代荆王朱瞻堈的六世孙,第一代樊山王朱见澋的四世孙,万历二十八年(1600)袭封樊山王,为第五代樊山王。[38]
嘉靖《蕲州志》卷四《藩封》记载:“樊山王府在州城文明门内。”到朱翊钅+氐出生时,樊山王一系已在蕲州繁衍生息百余年了;到他承袭樊山王时,樊山王一系世居蕲州更是将近一百五十年了。因此,将朱翊钅+氐算作蕲春人,理所当然。查阅《湖北艺文志附补遗》,在《湖北古代著述人物表》中,朱翊钅+氐赫然列入“明·蕲州”一栏。[39]
翊钅+氐的父王载坅“以文行称”,就是以文章和德行著称于世,受到了荆王翊钜的表彰,被树为荆府子孙学习的楷模。受父王影响,翊钅+氐和弟弟翊、翊
,都爱读书、会作诗,兄弟三人经常聚会,畅谈写作体会,还建了一个文学社,取名“花萼社”。《四库总目》“《广宴堂集》提要”对他们父子兄弟作了简介,称赞道:“楚藩多强横,樊山一派其最文雅者也。”拙作《文明门内樊山王》、《樊山王朱载坅、朱翊钅+氐字号考》,对他们的事迹作了较为详尽的评述。
据《四库总目》介绍,《广宴堂集》包括“赋及三言四言诗共一卷,五七言古今体诗共二十二卷,长短句一卷”,诗风“大抵多近香山之派”。“香山”就是白居易,白居易晚年自号“香山居士”。
《广宴堂集》附录《道德经说奥》二卷,题曰“朱孟尝撰”。四库馆臣认为,这样混编,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于是将《道德经说奥》归入子部道家类。
4、《道德经说奥》
二卷,被列入《四库总目》卷一四七《子部五十七·道家类存目》。
关于作者,《四库总目》说:“旧本题朱孟尝撰,附刻朱翊钅+氐《广宴堂集》后。……此曰孟尝,盖其字号,惟未审即翊钅+氐或其子孙所作耳。”
康熙以来《蕲州志》的《艺文志》,收录了李维桢为樊山王家族作的两篇序文。李维桢,湖广京山人,是继王世贞、汪道昆之后一代文坛领袖,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他为樊山王昇甫作了《大隐山人稿序》,序文说:“樊山王昇甫辑其所著……凡十有七卷,名之曰《大隐山人稿》。”他还为“大隐山人”第三子叔卫作了《玉光斋诗草序》,序文说:“荆樊山王自署大隐山人……元子孟尝嗣王,仲仲良,叔叔卫……”从这两篇序文看,樊山王昇甫自称大隐山人,有三个儿子,长子孟尝,次子仲良,三子叔卫;孟尝在昇甫死后继承了樊山王王位。
《明史》卷一一九《诸王列传四》记载:“载坅……以文行称……著《大隐山人集》。子翊钅+氐、翊、翊
皆工诗,兄弟尝共处一楼,号花萼社。”可见,“樊山王昇甫”就是朱载坅。
陈诗《湖北旧闻录》卷十五《藩镇二·明代藩王·荆王》记载:“翊钅+氐,字孟尝;翊,字仲良;翊
,字叔卫……”
毫无疑义,朱孟尝就是朱翊钅+氐。《道德经说奥》旧本题为“朱孟尝撰”,且附刻在朱翊钅+氐《广宴堂集》之后,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道德经说奥》即朱翊钅+氐所撰。
《四库总目》对《道德经说奥》评价不高,说该书只是“于每章之后,寥寥各赘数言,殊未尽老氏之旨”,就是说它比较肤浅,对老子《道德经》的文化内涵,并没有多深的体会。
5、《岭南文献》
三十二卷,明张邦翼编,被列入《四库总目》卷一九三《集部四十六·总集类存目三》。
张邦翼(1571—1643),字君弼,号轸南。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人,次年中进士。历任浙江临海知县,南京户部主事,广东提学佥事,四川参议,浙江按察司副使,浙江布政使司右参政,四川按察司副使、建昌兵备道兼提督学政,云南按察司副使,广东按察司副使,官至江西右布政使(从二品),“以廉能称”——以清正廉洁、才能卓著闻名于世。崇祯末,因年迈在家闲居。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张献忠攻陷蕲州时,遇害。[40]
《岭南文献》刻成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是广东最早的一部文献汇编。今天,人们只要谈论广东地方文献整理,首先就要提到张邦翼的《岭南文献》。
关于书名,康熙《蕲州志》卷八《人物志·殉难》“张邦翼传”,称之为《岭南文献录》。《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则说“张邦翼《岭南文献志》十二卷、《补遗》六卷”。经查考,杨瞿崃继任广东提学后,编辑了六卷本的《岭南文献补遗》,自序说“张刻详于人,补则详于事理”,该书也被列入《四库总目》卷一九三《集部四十六·总集类存目三》。可见,《明史》所说的《岭南文献志》,应为《岭南文献》,其“《补遗》六卷”的编者并非张邦翼,而是杨瞿崃。
《岭南文献》将广东一些先贤的作品,按先文后诗分类编排。从唐代开元年间的贤相、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张九龄开始,到明万历年间,共二百六十余人,其中明人著作差不多占了百分之九十九。《四库总目》肯定了《岭南文献》广搜博采之功,说它“于岭南诸集,搜辑颇广”;但又批评《岭南文献》不加甄别地滥收,说它受明末标榜张扬习气的影响,“时弥近而所收弥滥”。随着时光流逝,如今来看,幸亏张邦翼对当代人的著作“广”搜、“滥”收,才保存了明代以前广东一地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因此,今人称赞张邦翼为“汇集保存广东地方文献做出了卓越贡献”[41]。
张邦翼还编纂了《汉魏丛书钞》四卷,续刻了《粤东盐政考》。
6、《白茅堂集》
四十六卷,清顾景星撰,被列入《四库总目》卷一八一《集部三十四·别集类存目八》。
顾景星(1621—1687),字赤方,号黄公。六岁能赋诗,八九岁遍读经史,一目数行,有“神童”之称。龚鼎孳(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为“江左三大家”,明崇祯年间在蕲州邻县蕲水任过知县,清康熙年间官至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称赞说:“江夏黄童,天下无双!”经龚等人推荐,景星在黄州府郡试中名列第一。明崇祯十二年(1639)中乡试副榜,十六年(1643)随父奔祖居地昆山避乱。南明福王时(1644),七省流寓贡生在南京会试,他名列第一,任推官。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陷昆山,命他以原职随征,不从。顺治八年(1651)奉母灵柩归蕲州。以后多次力辞清廷征召。康熙十八年(1679),被迫应试博学鸿词科,再三称病辞归。曾在蕲州熊化岭顾氏老宅后结茅而居,名其堂为“白茅”,杜门著述。[42]
景星著述甚多。据《四库总目》“《白茅堂集》提要”介绍,崇祯十五年(1642)以前,著有《童子集》三卷,《愿学集》八卷,《书目》十卷;崇祯十六年(1643)之后,著有《顾氏列传》十五卷,《阮嗣宗咏怀诗注》二卷,《李长吉诗注》四卷,《读史集论》九卷、《贉池录》一百一十八卷,《南渡集》、《来耕集》共七十三卷;其中顺治二年(1645)至三年(1646),著有《登楼集》、《避地泖澱集》。这些著作,或在明末清初战乱中被毁,或在康熙五年(1666)火灾中被焚,或因其他原因散佚,当时仅《南渡集》、《来耕集》幸存十分之三四。景星去世后,子顾普、顾畅等收集先父遗作,第三子顾昌编排、注释,整理成《白茅堂集》四十六卷,其中赋、楚辞体一卷,乐府四卷[43],诗二十二卷,各体文二十卷(其中《家传》二卷)。
《四库总目》称赞顾景星“记诵淹博,才气尤纵横不羁;诗文雄赡,亦一时之霸才”,但又批评他犯了“傅毅之不能自休,陆机之才多为患”之类的毛病,说他的诗文“细大不捐,榛楛勿翦”,他的后人汇编其遗稿时,又不注意区别取舍。
东汉辞赋家傅毅(?—约90),著有《舞赋》、《七激》等。曾与班固一起校订内府藏书,班固说他“下笔不能自休”,即下笔千言,不知所止。
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261—303),“少有异才,文章冠世”,“天才秀逸,辞藻宏丽”,与弟弟、文学家陆云合称“二陆”,与潘岳(247—300)同为西晋诗坛的代表。同时代人、政治家、文学家张华(232—300)评陆机说:“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44]南朝梁文学批评家钟嵘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45]陆机最后死于“八王之乱”,年仅四十三岁。李白咏诗叹息:“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46]
“细大不捐”出自韩愈《进学解》,意思是不管小的、大的,统统都不抛弃。“榛楛”,zhēnkǔ,榛木与楛木,泛指丛生的杂木。“榛楛勿翦”,比喻对那些多余的文字,不愿意剪裁。
7、《黄公说字》
顾景星撰,被列入《四库总目》卷四三《经部四十三·小学类存目一》。
景星自幼喜欢研究文字学,一发现书中文字“有形体差讹、奇释舛谬”之类问题,就去“考求原委,引绳证注,使归至当”。久而久之,汇集成了一本书——《贉池集》。康熙十八年(1679),景星辞归故里后,翻出《贉池集》,“补其遗漏,依附部首,更名《黄公说字》。”康熙二十年(1681),《黄公说字》大体定型,后又反复修改,“已定之书,又致改若草稿”。景星去世后,第三子顾昌(1653—1706)在服丧期间就着手“誊真(用楷书誊写)”,但因种种原因,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历经顾昌、顾三经(1688—1755)父子两代人整理、校录,《黄公说字》才誊成正副草本。[47]
这正副各一稿本,其一就是《四库总目》所说的“湖北巡抚采进本”,另—则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景星故乡发现,今藏蕲春县图书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已著录。后者以印制的六行墨格纸誊写,版心上印书名,下印“口集”、“口部”等,钤有“黄公”、“顾氏景星”、“家在蕲春玉峰”等朱印,末有顾三经题识。至于哪本是正、哪本是副,还有待考定。蕲春馆藏本正文依地支分为十二集(寅集已佚),不分卷,与《四库总目》著录一致。
《黄公说字》以前仅有抄本流传,所知存世的清抄本仅两部:—部藏于东北师大;一部曾被现代著名藏书家、武昌徐恕(1890—1959)收藏,徐后来将书捐给了湖北省图书馆。两抄本都是十二集,但与“四库本”、蕲春馆藏本不同的是,又细分为四十五卷。1997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据湖北馆藏本,影印了《抄本黄公说字》。
《黄公说字》是一部研究汉字的专著。它以许慎《说文解字》为基础,参考《字汇》、《正字通》等文字学及其他著作一百一十余种,先按楷体分编,次引古文、小篆,兼收俗字,标释字体源流,收字不避帝王之讳,注音兼反切、直音并间注古音、方音,释义博采众家之长,又有自己的见解。全书达一百六十万字,正文共收一万零四百九十二字,设二百一十三个部首序列。[48]这部鸿篇巨构,是景星毕生心血的结晶,是顾氏祖孙三代共同努力的硕果。
学界关于《黄公说字》的评论,褒贬不一。褒者,如景星同时代人、庐陵(今江西吉安)赵嶷,为《黄公说字》作序,称赞道:“《正字通》出,有功于前贤;《黄公说字》出,有功于万世。”还说:“夫文以显道,字以显文,学以证字,字学之家必融会群书,始求至当。先生经神学海,淹贯百家,署曰《黄公说字》,盖自命之矣。”贬者,如《四库总目》批评说,将丑字“列之一部,于六书之义,未免有乖”;将西域梵文,“别为一体,儒书所载,已改为楷画,非其本真,一概收载,亦为泛滥”;还批评《黄公说字》的注释“杂采诸书,不由根柢”;所列唐《说文》等书,“不知何从见之”;将《金石录》著者赵明诚误写为欧阳修,将张守节《史记正义》误写为《六书正义》,“舛误不一而足”;司马光《集韵解》,历代目录学家从未著录,米芾《大宋五音正韵》,只是想写而没有写成,“非真有其书也”。[49]
附:
1、关于《辛巳泣蕲录》
《辛巳泣蕲录》一卷,宋赵与撰,被列入《四库总目》卷五二《史部八·杂史类存目一》。
这个“辛巳”年,是指南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这年年初,金国左副元帅、枢密副使仆散安贞率军南侵,陷麻城,围黄州,二月二十一日,进犯蕲州州治罗州城。蕲州知州李诚之、通判秦钜(秦桧的曾孙)等,一面加固城防,一面招募敢死队,到横槎桥(今横车桥)迎击金兵,两军在罗州城至横槎桥之间,相持十余日。二十八日,金兵直逼罗州城下,开始攻城,诚之等昼夜登城督战,严守不懈。三月初二,金兵攻下黄州,初七,合兵十万,围攻罗州城。冯榯等人奉命带兵驰援,或中途败散,或畏缩不前。罗州城内兵卒不及三千,诚之动员全城男女老少上城御敌,挫败金兵多次进攻。金兵在城西北白云山架炮轰城,十六日,金兵发动强攻,淮西援军将领徐挥等率部弃城逃走,金兵乘虚入城。诚之、秦钜等奋力巷战,以身殉国,全城军民大多壮烈牺牲,无一人投降。蕲州司理赵与一家十五口死难,只本人侥幸死里逃生。[50]
与,为宋宗室子弟。《宋史》卷四四九《李诚之传》写为“与裕”。参考《四库总目》的分析,可能是因为“
”字是个生僻字,抄写者将“
”转为“褣”,误写为“裕”。清代著名史学理论家、方志学家章学诚撰写《湖北通志》时,在《嘉定蕲难传》中也误写为“与裕”。
“司理”,又称“司理参军”,全称为“司理参军事”,是宋代州级属官之一,职掌狱讼,主要负责初审本州刑事案件,管理司理院(地方刑狱)羁押囚犯等工作,“以狱事为重,不兼他职”。上州司理为从八品,中下州司理仅为从九品。[51]宋代时蕲州为望州,司理应为从八品。赵与的寄禄官阶为“从政郎”,也为从八品。可见,赵与
只是一个很小的官。
赵与带伤逃出罗州城,与难民一起渡河,又连中金兵三箭,差点死去,几经周折,才找到负责指挥救援蕲州的制置使,被委任为代理蕲州通判,回到罗州城,参与收拾残局。城内尸横遍地,逃亡回家的难民悲怆欲绝,纷纷要求赵与
将这场血战如实记录下来,将蕲州官民的冤屈、愤慨告诉朝廷,告诉世人。赵与
含泪奋笔疾书,写成《辛巳泣蕲录》。但后来,朝廷仍追究赵与
“出走”之罪,罢了他的官。
章学诚在《嘉定蕲难传》中评论说:“(赵与裕)身在围中,纤悉皆经于目击,故所记最为可以徵,与裕卒以出走追罢。然非与裕所记,则当日功罪,谁复明之?
传世抄本《辛巳泣蕲录》,还附录了南宋大臣曹彦约(1157—1228)[52]的读后感,代理蕲州知州赵汝擢等人有关蕲州之难的调查报告,朝廷褒扬李诚之等人的文书。但这些多半是后人补录,并非赵与原稿。
乾隆四十九年(1784),蕲春乡贤、著名教育家、文史学家陈诗从汉阳黄氏藏书中看到《辛巳泣蕲录》,“钞而存之,以备蕲之文献”;他还在《跋》中指出,《宋史》所说“与裕率民兵百余人夺关出外求援,仅以身免”,并不是事实。
2、关于《周易郁溪记》
《周易郁溪记》十四卷,清郁文初撰,被列入《四库总目》卷九《经部九·易类存目三》。
《四库总目》介绍:“文初号郁溪,蕲州人。官至肇庆府知府。”对此说法,笔者曾持怀疑态度,所以本文最初在《蕲春文化研究》2010年第2期上发表时,特加注释说:“《四库总目》、《湖北艺文志附补遗》均称郁为蕲州人,唯陈诗《湖北旧闻录》称郁为蕲水人。待考。”
查遍现存几部《蕲州志》的《选举志》、《人物志》,均不见郁文初之名。咸丰、光绪《蕲州志》的《著述志》,将《周易郁溪记十四卷》作为蕲春人著作予以著录,依据也仅为《四库全书》。但笔者却从《黄州府志》的《选举志》中查到了郁文初的大名:康熙《黄州府志》卷六下《选举志》,将郁记入“蕲水县”,称郁所任官职为“知县”;乾隆《黄州府志》卷十《选举志·科贡下·贡生》,也将郁记入“蕲水县”;光绪《黄州府志》卷十六上《选举志·科贡表·贡生上》,仍将郁记入蕲水县,列为明崇祯年间贡生,称郁所任官职为“韶州知府”。因此,可以断定,陈诗所说是正确的,郁文初并非蕲春人。
陈诗还说,郁文初“家于郁溪,因以为号。客于高州之信宜,后官高州府知府,调肇庆。”[53]
【注】
[1]梁信义、李钟诚编:《文史工具书200种》,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页。
[2]参见拙作《隐士吴瑛的家世及其与名流的交往》。
[3](宣统)湖北通志局编纂,石洪运校注、补遗:《湖北艺文志附补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8页。
[4](南宋)边惇德:《〈事类赋〉原序》,四库全书本《事类赋》卷首;周笃文、林岫《论吴淑〈事类赋〉》,《文史哲》1990年第5期,第72页;魏小虎:《〈事类赋注〉引文“采自本书”考辨》,《上海博物馆集刊》,2008年(年刊),第424页。
[5]《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子部四十五·类书类一》“《事类赋》提要”。本文所引《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文字及标点,均据中华书局整理本1997年版,个别地方略有修改。
[6]周笃文、林岫《论吴淑〈事类赋〉》,《文史哲》1990年第5期,第75页。
[7]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一一,转引自魏小虎:《〈事类赋注〉引文“采自本书”考辨》,《上海博物馆集刊》,2008年(年刊),第424页。
[8]《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子部四十五·类书类一》“《事类赋》提要”。
[9]魏小虎:《〈事类赋注〉的文献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7页;魏小虎:《〈事类赋注〉引文“采自本书”考辨》,《上海博物馆集刊》,2008年(年刊),第424页。
[10]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十五《南唐一·烈祖本纪》,卷十六《南唐二·元宗本纪》。
[1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子部五十二·小说家类三》“《江淮异人录》提要”。
[12]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本草纲目》(刘山永新校注本,第三版),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13]王世贞:《本草纲目序》,《本草纲目》(刘山永新校注本,第三版),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14]《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四《子部十四·医家类二》“《本草纲目》提要”。
[15]王世贞:《本草纲目序》。
[16]《四库全书总目》“《本草纲目》提要”。
[17]王世贞:《本草纲目序》。
[18]《明史·李时珍传》说:“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书”。《四库全书总目》“《本草纲目》提要”说:“至国朝顺治间,钱塘吴毓昌重订付梓,于是业医者无不家有一编。”
[19]《四库全书总目》“《本草纲目》提要”。
[20]李时珍:《奇经八脉考》,《李时珍医学全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1页。
[21]李时珍:《奇经八脉考》,《李时珍医学全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1页。
[22]《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四《子部十四·医家类二》“《奇经八脉考》提要”。
[23]《四库全书总目》“《奇经八脉考》提要”。
[24]李时珍:《〈濒湖脉学〉序》,《李时珍医学全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7页。
[25]《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四《子部十四·医家类二》“《濒湖脉学》提要”。
[26]《四库全书总目》“《濒湖脉学》提要”。
[27]《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九《子部二十九·杂家类三》“《名义考》提要”。
[28]《四库全书总目》“《名义考》提要”。
[29]康熙《蕲州志》卷七《选举志·历代岁贡》,卷八《人物志·学行》。
[30]《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七《子部十七·天文算法类存目》“《象纬汇编》提要”。
[31]《四库全书总目》“《象纬汇编》提要”。
[32]《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414页。
[33]余敦康:《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与〈易学启蒙〉解读》,《中国哲学史》 2001年第4期,第7页。
[34]《四库总目》卷一一〇《子部二十·术数类存目一》“《性理三书图解》提要”。
[35]《四库总目》“《性理三书图解》提要”。
[36]《四库总目》卷一百零八《子部·术数类一》卷首“《术数类》小序”,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419页。
[37]《四库总目》“《性理三书图解》提要”。
[38]参见拙作《文明门内樊山王》。
[39]《湖北艺文志附补遗》,第1627页。
[40]参见拙作《正史留名的蕲春人》“张邦翼”条。
[41]谢妙慧:《开发地方文献
[42]参见顾昌(顾景星第三子):《皇清征君前授参军顾公黄翁府君行略》,《白茅堂集》卷首。
[43]《四库总目》“《白茅堂集》提要”说“乐府一卷”,有误,《白茅堂集》卷二至卷四,均为乐府诗。
[44]《晋书》卷五四《陆机传》。
[45]钟嵘《诗品》卷上。
[46]李白:《行路难》(三首之三)。
[47]顾三经:《〈黄公说字〉跋》。据顾三经五弟顾湛露《先考培山府君行略》,顾三经为顾昌第三子,增广生,乾隆二十年(1755)去世。顾三经在《〈黄公说字〉跋》自称“至乾隆丁卯(1747),亦且行年六十”,推算顾三经约生于康熙戊辰年(1688)。
[48]童世华、阳海清等:《抄本黄公说字影印前言》,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本。
关于《黄公说字》卷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整理本)注引卢弼《四库湖北先正遗书札记》,说:“《黄公说字》当为一百卷。黄公原稿本并自缮正本,皆见存武昌柯氏息园。”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87页。
[49]《四库总目》卷四三《经部四十三·小学类存目一》“《黄公说字》提要”。
[50]参见《宋史》卷四四九《忠义列传四》“李诚之传”;赵与
:《辛巳泣蕲录》;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卷二《嘉定蕲难传》,吴兴刘氏嘉业堂刊《章氏遗书》卷二五。
[51]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2007年重印本,第547—548页;程彩利:《宋代司理参军制度研究》,河南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第3页。
[52]曹彦约(1157—1228),字简甫,号昌谷,南康军都昌(今属江西)人。淳熙八年(1181)进士。朱熹门生。南宋政治家、教育家、军事家。曾任兵部侍郎、礼部侍郎,授兵部尚书,力辞不受,后以华文阁学士(正三品)致仕,卒谥“文简”。《宋史》卷四一〇有传。
[53]陈诗:《湖北旧闻录》,姚勇等点校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