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方还解释，“富二代”培训班的招生对象主要锁定可能接管父辈企业的15至25岁的年轻人。这些“富二代”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只有教育培养好这些孩子，并超越他们的父辈，才能承担起新时期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让财富在代际间平稳传递。这样的说词听起来冠冕堂皇。不过主办方同时又说仅靠这种培训是不太可能培养出符合要求的接班人的，培训仅仅是接班人培养计划中的一部分。事实上，已接收的学员中不乏被“富一代”送来而本人并不情愿的，报名者小丁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虽然父母很少和我说起要我继承企业的想法，但平时他们教育我的那些话，还是透露出让我挑担子的意思。现在，为我报名参加这个班我也是前天才知道的。说实在话，我并不打算来上课，但听说学费这么贵，而且课程也很吸引人，我想来试一试，毕竟这是父母的一片苦心。”另一位来自江阴的小钱也是被父母“逼着”报名的。但和小丁不同，这位年仅23周岁的女孩已经在加拿大留学3年，而且现在还是自家工厂的小负责人。在她看来，虽然是被迫报名学习的，但她还是很有兴趣。用她的话说，她也想看看，这些课程究竟能让她学到些什么。真不愧为一代天之骄子！

    差不多就在同时，我从媒体看到另一则与培训“富二代”没有关联的消息，“浙江台州三名90后‘农民工二代’相约自杀”。刚好也发生在江浙地区。自杀的三人很年轻，与“富二代”相仿，陈建21岁，阿友和星子19岁，从四川随父母到台州，读完民工子弟学校，留在台州，成了第二代农民工。和“富二代”不同，他们被怀揣梦想的父辈带出贫脊的乡村来到城市，属典型的“贫二代”。因为没留下遗书，孩子的自杀，让悲痛的父母不知自己错在哪里，他们说没打骂过孩子，事前也丝毫没觉察到什么意外。 ——就在台州市椒江区葭沚大转盘中心花园的草坪上，5月4日晚10点多，3个年轻人坐在那儿。环形车道上车流喧闹，没有人觉察，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这是他们常聚在一起谈心的地方。不过，这一次，李鑫从家里带来了一袋特别的东西，三人相约服下，没有一点犹豫。

   “这分明就是寻死”台州市中医院接诊医生姚惠芳说。三名年青人送到医院后，陈建瞳孔散大，心跳已停止，李鑫抢救无效，次日凌晨死亡。只有服药最少的阿友脱离了生命危险。介入调查的民警说，初步判定这是一起通过QQ、手机相约集体自杀的案件。从死亡线上走回来的阿友后来对记者说，当天下午，他去网吧碰到李鑫，对方说在网上看到陈建，想约定一起去自杀。“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勇气，3个人的勇气就大了。”“先是我哥，后是星子，然后再是我。”他强调，死亡约定，自己是知道的，也是同意的，自愿的。

    研究青少年问题专家孙雅娜分析说，近年来在青少年中出现了网络自杀圈,青少年自杀有漫延的趋势，不少自杀的青少年，都是通过网络走到一起的。工作不顺、爱情受挫、经济不独立、看不到未来，都是促使他们不想活下去的因素。其实许多人并不是真心求死，但一旦有人提出具体实施计划，便会促使他们下决心自杀。

    当这两件看似没有关联的事情凑巧在我脑海里叠加时，心里真是五味杂陈。我不是说培训“富二代”这件事本身有什么错，我分明感觉出了一种可怕的冷漠，一种全社会对“贫二代”的冷漠。隔了几小时，当我想再看一遍这则关于三个年轻人自杀的新闻时，被告知已经删除。这样的新闻有关部门认为有损国家形象，有“负面影响”，可这确确是事实怎么办呢？联想到发生在“富士康”接二连三的跳楼事件，“贫二代”的生存状况堪忧。我想，如果只有“富二代”将“承担起新时期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而没有“贫二代”的参与，这样的使命要想完成恐怕没有可能。面对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许多人并没有搞懂真正的国情，无论是骑马、打高尔夫、喝酒、品茶等“上流文化”还是社交礼仪，都不是眼下“富二代”亟需补火的。有资料显示，在美国，富人中的百分之九十乐于做慈善活动，到了中国，这个比例却变成了百分之一；“富二代”飙车撞死人，“富二代”炫耀“泡妞”，“富二代”穷奢极欲一掷千金......屡见不鲜。我并非想对“富二代”全盘否定，但在“富二代”这个人数不多的群体内，缺乏教养素质低下者不在少数，这与他们中许多人的父辈当初一夜暴富不无关系。所以我认为“富二代”亟需补火的恰恰是对社会的责任，对苦难对弱势群体应有的悲悯情怀。全社会尤其是政府要清醒地认识到，不论是建设还是保卫我们这个正在“崛起”、“强大”的发展中大国，“富二代”以外包括“贫二代”在内的人们才是这个社会的主体，或者称之为主流。当然也不排斥“富二代”，但这个相对较小的群体最终需要溶入社会主流。所以全社会尤其是政府除了应关注“贫二代”，还要适时对这个群体给予更多包括政策在内的投入，这应成为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的长期策略。眼下最要紧的，是如何想办法拯救处于极度困顿和失落中的“贫二代”，而不是什么热炒培训“富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