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地震。作为报社派遣的首批记者之一，我和摄影部主任于文国、要闻部编辑贺少成从北京踏上了前往成都的班机，开始了为期11天的新闻采访。

2008年5月14日 紫平铺大坝

14日早7：55分飞机起飞。在飞机上，说话者的口音绝大部分是四川的，他们中要么是去四川救灾的志愿者、要么是去四川寻找亲人的归乡人、要么就是四川籍的医疗人员前往家乡救灾行医。在小小的机舱内，浓缩了人世间的亲情、友情、手足情。

 10：30分，飞机降落在四川双流国际机场。在焦急等待托运行李时，发现首先运出来的不是人们平常的衣物行李，而是各种医疗器具、医药制品、小型帐篷等等救灾物资。

  11：30，记者的行李终于看见了。

  四川省记者站高柱站长协调的汽车来到机场。

在高速路上，一辆辆私家车组成的车队向彭州开进，车内装满救了灾物资；抬头望去，一架架军用飞机往彭州市内飞去，路上没有灾民逃亡的景象，有的只是林立的赈灾帐篷。

  下午14点左右。我们的车开到了都江堰市区，这个中外驰名的旅游城市现在满目疮痍，每一座房屋岌岌可危，每一条街道破败不堪，往日的铅华落尽。

  与四川记者站进行了简短的、初步的分工后，大家分赴不同的采访点。高柱和贺少成一组；我和于文国一组。

  晚上18点左右，我跟于文国主任到达紫平铺水库大坝，这座近200米高的大坝矗立在我们面前，可以登顶的路只有一条窄窄的梯子“铺”在大坝上。

“主任，怎么办？”我有点发憷地问于主任。

“那能怎么办，你要是害怕就回去，不害怕就爬！”于主任严肃地对我说。

 于主任今年52岁，年轻时在辽宁本溪当过7年兵，7年的军队生涯，练就出军人的本色。于主任这一句严肃的话语，深深地刺激了我的神经。我心想：“我怕？开玩笑！”

“于主任，那我们就开始爬吧，咱们看谁快啊。”我有点挑衅地大声嚷嚷着。

 于主任没有回答我，只是笑着看了看我，然后背起他的所有装备，低下头，开始进行“爬坝”行军。

 一条200米的平路可以很轻松的走完，但是把着200米的高度立气来，并且近乎75°的角度立着让你走过去，我想，换作谁也要捏一把汗。而我和于主任就在这样的楼梯上，慢慢的趴着，呼哧呼哧地喘着，汗水滴滴答答地流着，心里默默地祈祷自己不要掉下去。

 大坝的楼梯分为四段，每一段都会有一个平台供人休息，我跟于主任必须在每一个平台上休息一下，彼此鼓励几句，然后在望望刚才爬过的台阶，当时我心想：“离灾区的现场不远了，加油！”

  2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终于登上了紫平铺大坝的顶端，在大坝上，风很大，刚才身上已经被汗水浸透的衣服，瞬间变得凉凉的，不时地打着寒战。此时的时间已经是晚上20点，我跟于文国主任今天只是吃了点面包，别无他食。

 20点10分左右，从大坝旁边的山下开上来很多军车，转眼间，这些军车已经开到大坝上，一字排开，士兵全部下车，报数，分发食物，打地铺，一转眼的时间，又是2个多小时过去了。

   我跟于主任坐在大坝的石头上，“主任，你看他们都有大衣，棉被，咱俩啥也没有，在这坝上，不得冻死啊。”我笑着对于主任说。

   “没事，等会，看这架势得有一营的兵，肯定有宣传干事，咱们跟他聊聊，就会有办法的。”于主任一边说，一边四处打量着。

没多一会，在我们旁边有一排的战士坐下，好像是在休息，于主任慢慢凑过去，“你们是那个部分地？”口气极像军队首长。很多小战士都站起来，就差敬礼了，每一个都恭恭敬敬地，“我们是XXX部队。”一个小战士说。“你们首长呢？叫什么名字？有宣传干事吗？”一连串的训话，使得这些战士更加坚信眼前这个身穿军装，身背相机的神秘男人就是首长。“报告，我们首长姓赵，是团长。”另一个小战士起身报告。

于主任转过身来跟我说，“是个团长，官不算小了。”

“你们团长在哪？”于主任装着深沉询问道。

“在那面，我带你去吧。”刚才起身报告的小战士带着于主任和我，向前方不远处走去，看见一个身材不高，但很敦实的一个黑影，我心想：“是个厉害角色，主任啊，你要搞定他，不然晚上我们会饿死还会冻死。”我心里突突直跳。

也不知道于主任和赵团长说了些什么。我听见赵团长对他说：“你们好，你们好，吃饭没？……”

离食物、睡觉越来越近了。

很快，在赵团长的安排下，我跟于主任每一人分了2瓶矿泉水、2盒碗装方便面、5根火腿肠。看着这些救命的食物，我们三下五除二解决了。

随后，于主任又做了工作。一个身背相机、身材矮小的部队宣传干事跑来，手里拿着一个军用背包，里面是雨衣，军大衣，还有一床被，看见这些可以御寒的东西。然后消失在夜幕中。

就这样，我跟于主任生平第一次在野外露宿。风还是肆无忌惮地吹着，大坝上的水泥护栏在地震的作用下全部倒塌，散落在地上的水泥在风的伴随下，弥漫着这个大坝的上空，令人难以呼吸。

半睡半醒间，发现于主任不时的起来拿着相机连拍几张后，又躺下，没过多久又起来连拍几张后，再躺下，就这样反复的3个多小时。

突然，感觉大坝在晃动，越来越厉害，周围刚刚入睡的士兵也陆陆续续地起来。不一会，士兵喊：“上级命令，所有人员撤离大坝。”我们又迷迷糊糊地混进军车内，在小小的车厢内，塞进50个人，令人难以呼吸。军车时停时开，什么时候最终停下，我不得而知，因为我已经进入梦乡。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实在要窒息死亡了，抬眼看看周围，到处都是黑的，伸手抹去，到处都是士兵，腿伸不开，头只能挺着，身体蜷缩在军用背包搭成的一个座位里，身体难以动弹。

借助透进车厢内的月光，我看看表，时间是15日凌晨4点13分，我实在难以忍受这种窒息的睡觉方式，扛着我的背包，电脑，数码相机。迈过10几名战士的身体，经历5分钟的“路程”，最终跳出车厢。呼吸着外面的空气，好像自己重生过一次。

困倦在次袭来，我靠在卡车的轮子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全体起床，一阵阵口令响起，车厢内开始骚动，我也随着口令声伸个懒腰，背上装备，准备开始对映秀镇的采访。

这一夜，我终生难忘。

2008年5月19号 什邡市街道

5月18号，我们一行人前往什邡市“yun华镇”采访，经历了一路的颠簸，一路的心灵洗礼，我们带着悲伤、带着收获回到什邡市。由于第二天我还要进一步的深入采访，我自己一个人留在什邡市。

28日晚20点，汽车停在什邡市与成都的交界口，我跳下车，与车上的同行道别，自己打车来到什邡市体育馆——什邡市抗震总指挥部。在说明来意后，指挥部的同志给我提供了上网电源和接口，其他我自行解决。

 只要有电源，只要有上网接口，就是给我解决了最大的困难。

 20：45分，我终于可以坐在电脑前开始整理一天的采访资料，静下心来写稿子，23点整，我写的《房子塌了，但我要挺立》终于传回单位，一天紧张而又刺激的工作算是告一段落。

肚子开始咕咕的闹革命。已经一天没吃饭、十几个小时没喝水，感觉嗓子说不出话，就像火在燃烧。

 收好电脑，背上装备，开始在什邡市内寻找食物。

坐上一辆出租车，“师傅，给找个地方吃饭吧。”我强忍着嗓子干痛对师傅说。

“那可好远哦，现在都11点多，不知道开门没有？”师傅转过身来，用难以形容的眼光打量着我。

“没事，走走看，我实在太饿了，师傅，你就快点吧。”我是在用祈求的口吻回答司机师傅。

车终于到了可以吃饭的地点，寥寥无几的几个大排档，人声鼎沸。

我冲进人群，胡乱地点着羊肉串、肉炒饭，酸辣汤等小食，点了好多，也吃的好多。

我不顾一切地吃着，心里有种莫名的伤感，为什么伤感，我说不出，只觉得心里酸酸的。

终于吃完了，肚子饱了，开始寻找可以住宿的地方，在什邡市，只要是旅馆就关门，只要是饭店就停业，“凌晨1点多了，我上哪里去找住的地方？”我心里想着。

我漫无目的的走着，走累了就坐在一个台阶上，看见每一个灾民帐篷里的灯已经熄灭，整个城市进入梦乡。

困倦不断袭来，几乎无可抗拒。最后靠在一堵墙上，把大背包抱在身上，就在外面的一栋楼房的角落里睡着了。

凌晨2点多，我刚睡没多久，就感觉风越来越大，“轰！”一声响雷将我惊醒，我连忙起身，拿着东西跑向大街上，“妈的，还以为是地震呢。”我心里想着。风越来越大，抬头看看天，看来要下雨啊。

雨点淅淅沥沥的下了起来，我像没了头的苍蝇在街上乱跑，可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遮雨。就这样，跑一会，在一个灾民的帐篷旁边休息一下，然后在跑，跑啊跑，跑啊跑，大约跑了快半个小时，终于看见一个可以避雨的地方——一幢看似结实的楼房。

我跑进去，在空空的楼房门口坐下，看着外面没有一个人，心里越发不是滋味，眼泪不知不觉的流下来， 从小到大，没有吃过如此的大的苦，没有如此的狼狈过。

 我浑身都是水，简单的整理一下，坐在地上，脑袋靠着墙，不知不觉得又睡过去。

 当我睁开眼睛时，已经是早晨8点多，想想于主任50多岁还像小伙子一样在“拼命”，我伸个懒腰，振作一下精神，又开始一天的采访活动。

所有的劳累，所有的辛酸，都在采访中化为乌有，当天我又写下“《从头再来》响彻什邡”。

这两天晚上是我今生难以忘怀的，它给我太多太多的回忆，有辛酸，有委屈，也有振奋。

当回到单位有同事问我为什么这么拼命时，我大声的告诉他，职业精神支撑着我11天的采访；当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变成铅字印在报纸上发表时，我又一次眼泪在眼睛里打转，因为我的劳动让大家认可，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