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化的视野，整体性的观照——评张法的《中国美学史》

                                                                        李修建

体系性的中国美学史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于兹迄今，成果斐然，涌现出了大批中国美学史类专著。仅通史类著作而论，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就有近50种。张法先生的《中国美学史》以宏阔的理论视野与体系性的写作方式，提出了许多不乏创见性的观点，显得卓而不群。同时，该书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体现出了他的治学特点：学通中西、视野开阔、执简驭繁、取精用宏。本文试对该书加以评析。

一、            新的史观与研究内容

写作中国美学史，首先面对的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历史分期等问题。先来看历史分期，通观三十年来的中国美学史著作，有的始自先秦，有的直追远古，有的止步于清朝，有的直写到现代，细致的分期更是各各不同。张法先生明确提出，应该以一种新的历史观重新审视与重新书写中国美学史，这种新的历史观，即19世纪末中国学人接受的进化史观、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提出并被普遍接受的的轴心史观以及西方文化扩张所带来的世界体系史观的结合。以此观之，张法先生将中国文化分为四大阶段：一是原始文化（相对于世界各地的原始文化），二是夏商周三代（相对于古埃及等高级文化），三是秦至清（相对于分散世界史中的轴心时代），四是现代（相对于统一世界史中的现代文化）。1840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水岭，此后的中国进入了现代性时期。《中国美学史》所探讨的时间段，正是进入现代文化之前的三个时期，可以称之为“中国古典美学”。 《中国美学史》书分六章，分别研究了远古、先秦与秦汉、魏晋南北朝、唐代、宋元、明清时期的美学，总字数不过45万字，与那些动辄上百万字的著作相比，显然不以篇幅取胜，张法先生同样意不在此，他的目标是：“1.呈示中国美学产生的基础，中国文化的自然—社会生存方式，与这种方式相适应的宇宙观，生于如此宇宙中的文化理想与目的，揭示中国文化独特性格的形成、发展、内在矛盾。2.呈现中国审美的独特风貌。3.呈现中国思维在审美上的独特把握方式和理论形态。”⁽¹⁾

再看研究内容。目前的中国美学史著作，或偏重于美学思想，或着眼于审美范畴，或聚焦于审美文化，从而形成了审美思想史、审美范畴史、审美文化史等写作范式。张法先生的《中国美学史》很难纳入这几种范式之中，他并不依照朝代、人物、文本的顺序按部就班的加以叙述，而是力图“通古今之变”，着意于探寻中国美学的演进轨迹与独特风貌。作者大致有着这样的写作思路：描述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探讨不同时代的重要美学思想，提炼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审美模式，剖析不同时代的重要美学著作。可以说，这几大块内容，能够从总体上呈现中国美学史的样貌。张法先生在《美学导论》一书中很好地阐述了他的美学观，他明确提出美是文化性的，主张从文化的角度理解美，由是他的美学观可以称之为“文化美学”。这种美学观体现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上，就是注重对每个时代文化背景的揭橥。比如他将六朝美学的文化基础概括为三个方面：宇宙本体的虚灵化、个性的自觉以及审美体系的扩大和演进。在他看来，六朝时期，玄学的“无”与佛学的“空”，导向了宇宙的虚灵化，并对六朝美学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在一个无的宇宙中，审美不能从政治—等级—伦理等社会方面去寻找依据，而是从美本身去获得体悟。”⁽²⁾而六朝士人个性的自觉与深情，“直接地影响到六朝审美和艺术的外貌与内涵，结束了汉代代表集体意识的类型化审美，而敞开了六朝的呈现个性色彩的有情致的审美和艺术。”⁽³⁾对于唐代美学的文化氛围，作者总结了四点：容纳四海的开放胸怀、科举制与士人朝气、三教并重与思想自由、文化之盛与百代之中。作者认为社会转型是理解宋代美学的关键，他将宋代社会转型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主流经济形态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二是市民文化的兴起；三是士人的特殊地位。作者同时指出画院、书院、文房和瓦子勾栏是影响宋代美学风貌的四个文化要素。显然，张法先生每个时代的文化背景的探讨，是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宏观角度切入的。

二、对朝廷美学的深入阐发

文化有时被区分成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或许是借鉴了这种分类方式，张法先生将中国美学分成了朝廷美学、士人美学、民间美学和市民美学四大块，他强调指出，这四类美学并不是四种独立的美学体系，而是构成中国美学的四种背景。他论述了这四类美学的历史演进与相互关系：“从夏到汉，美学主要是参考朝廷与民间的关系来思考美学的，其典型代表就是荀子、《乐记》、《诗大序》所呈示的美学。魏晋始，美学主要是考虑士人自身在文化中究竟应当如何定位来思考美学的。这就是所谓在（士）人的自觉基础上的美的自觉时期。宋元明清，美学关注市民趣味，并以之来思考美学，这就是从李贽到李渔的明清美学。”⁽⁴⁾魏晋时期，士人走向自觉，文艺走向自觉，产生了具有相对独立形态的士人美学体系；中唐被视为百代之中，自此以往，中国社会出现转型，宋元以后市民文艺更是大行其道，市民美学成为重头，这两点学界多有所论。而张法先生对朝廷美学所进行的浓墨重彩的论述，我以为是该书的最大亮点之一。

所谓朝廷美学，张法先生作了如是界定：“朝廷美学体系，融建筑、器物、服饰、典章制度为一体，是中国社会主结构的基础，是中国智慧的结晶。其特征是：如何使小农经济组合成为紧密的大一统王朝。它超越了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观念形态的简单化理论，而呈现出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观念形态、美学体系高度的一体化的东方文化形态。”⁽⁵⁾从远古以至秦汉时期的美学，都被张法先生纳入朝廷美学体系之中加以解读。中国美学界对于史前美学与夏商周美学的探讨，主要是依据出土文物、古代典籍及文字等材料，分析器物的审美特征、审美风貌，探讨其所体现出的审美意识、审美理想等问题。张法先生则以这些材料为基础，以高度理论化的视角，将远古美学至夏商周的嬗变，归结为“礼”（原始整合性与美）、“文”（审美对象的总称）、“中”（文化核心与审美原则）、“和”（审美理想与审美原则）、“观”（审美方式的基础）、“乐”（审美主体的构成）六个方面，并分别以彩陶、饮食、服饰、建筑、音乐、诗歌等艺术实例进行了令人信服的阐释。在他看来，中国审美文化在远古的演化，就是远古的简单仪式演进为朝廷美学体系的过程。先秦美学的主体是儒、道、墨、法、屈诸家，这些人已属士人阶层，张法先生仍从朝廷美学的角度对其加以理解。他认为夏商周三代整合性的朝廷美学体系及至先秦已经发生了衍变，美的感性快适性与政治权威性和宗教神圣性产生了分离，这一转变从春秋开始，到战国彻底完成。以朝廷美学的框架观之，孔子提出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一种仁心—政治—美学一体的思想；荀子重建了以帝王为中心的朝廷美学，屈原建立了以忠臣为中心的朝廷美学。秦汉时期重建了朝廷美学，并体现为一种容纳万有的宏大气魄。显而易见，张法先生以朝廷美学体系看待三代至秦汉时期的美学，实际上是将这几个阶段的美学纳入文化的整体之中进行审视，因为此时的美学正是与政治—社会—伦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明确指出：“在这里，美学主要是作为文化来认识。”⁽⁶⁾正因将其作为文化整体来认识，此一时期的美学才真正得到把握。

三、对中国文艺理论著作的体系性把握

气—阴阳—五行理论是理论中国文化的大背景，此为学界共识，不待多言，张法先生在书中对此亦多有所论。尤可注意的，是他对魏晋人物品藻的研究。人物品藻是值得重视的美学现象，从宗白华开始，研究者不乏其人。张法先生吸收前贤的观点，对此进行了新的探索。审美性的人物品藻，强调对人物的姿态、体貌、仪容、神情、风采、气度的描绘，或突出形、或突出骨、或突出神，要在能以凝炼传神的语言进行体悟式的鉴赏与把握。张法先生认为，人物品藻对于中国美学产生了三方面的重要影响：第一，为中国美学把握审美对象提供了一套理论模式，即以神、骨、肉等人体结构来把握其他一切审美对象。这种把握方式广泛见诸有关书法、绘画、文学甚或自然山水等审美对象的话语之中。中国美学中的重要范畴与命题，如气韵、风骨、神采、以形写神等等，亦与此不无相关。第二，“目”的品藻方式，其要义在于运用精炼性词组和类似性感受对审美对象加以概括，这两种方式直接为各门艺术所接受和运用，成为中国美学把握审美对象的基本方式。第三，人物品藻引起的各审美领域的推进，最后的结构性成果体现为“品”。张法先生将六朝时期钟嵘的《诗品》、谢赫的《画品》和庾肩吾的《书品》，并置在一起进行了探讨，重在对其理论体系的分析，得出结论有三：一是三书都注意到内容和形式、神采与肌采的统一，代表了六朝趣味；二是都以神骨肉的人体结构为背景和基础来品评对象；三是都以精炼性词组和类似性感受的方式来品评对象。很显然，三书都体现出了深受人物品藻的影响。

《中国美学史》所探讨的重要文艺理论著作，还包括刘勰的《文心雕龙》，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郭熙的《林泉高致》元代元好问的《论诗》，明代计成的《园冶》，清代石涛的《画语录》、叶燮的《原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刘熙载的《艺概》、李渔的《闲情偶寄》等。张法先生同样从大处着眼，以一种宏观的视角，着重对这些著作的体系结构进行了分析。如他将《文心雕龙》的体系性概括为四个方面：文的本体论、体裁的一一罗列、历史的条分缕析、总体结构。作者对于具体的美学观点未及展开，似觉意犹未尽，好在作者著有《中国美学史上的体系性著作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对其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可补《中国美学史》之憾。

《中国美学史》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将中国艺术融入了美学史的写作之中。张法先生熟谙中国艺术史，著有《中国艺术：历程与精神》、《佛教艺术》等书。在《中国美学史》一书中，他以一种史家的眼光，以丰富的艺术史知识为基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提出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比如，他以帝王冕服为重点阐释了作为审美对象总称的“文”，认为气韵生动的美学原则早已包含在冕服的制作之中。将唐代美学总结为三种审美模式：李诗、吴画、张书的审美模式，表现出了盛唐豪放精神，创作上注重天才与灵感；杜诗、韩文、颜书的审美模式，表现出唐代崇尚法度的一面；王维的山水诗和水墨画为代表的禅道境界。再如，他以宋代庭院为专节，通过对庭院中的文化元素的分析，论述了宋人“玩”的雅韵及平淡境界。众多同类著作在分析唐宋美学时，是以唐诗宋词等文学门类为重点研究对象，对其他艺术领域则涉猎不多，相较而言，张法先生的《中国美学史》呈现出了新意。

当然，作为一部研究对象庞大、时间跨度绵长的通史类著作，《中国美学史》自有其不尽如人意之处。笔者以为还有两点值得深入下去，一是该书侧重于中国美学思想的历时性演变，而对共时性的研究稍嫌不足，如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交流、南北文化的交流等，所带来的美学思想的变化；二是该书侧重于对朝廷美学、士人美学和市民美学的研究，实际上中国文化史上亦有大量民间美学的资料，如民俗节日、庆典仪式之类，如何将其整合到中国美学史的写作之中，同样是一个有待思考的问题。

注释

（1）（2）（3）（4）（5）（6）张法：《中国美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第80页，第82页，第292页，第9页，第78页。

发于《文艺争鸣》2011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