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颁奖会于１１月２日举行，东北女作家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奖。《额尔古纳河右岸》完稿的时候，是迟子建深爱着的爱人三周年的忌日。

　　在致答谢词时，她说：这个时刻、这个夜晚会留在我的记忆当中。因为我觉得来到这个颁奖台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的故乡，有森林、河流、清风、明月，是那一片土地给我的文学世界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我要感谢大兴安岭的亲人对我的关爱，还要感激一个远去的人——我的爱人，感激他离世后在我的梦境中仍然送来亲切的嘱托，使我获得别样的温暖。”

　　几年前，她的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第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小说的第一句话是女主人说的：“我想把脸上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迟子建说：“这篇小说写了我想写的，对爱人的哀思也渗透了进去。”

　　故乡、父亲、爱……是迟子建创作的根基。

　　爱人不见了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来了

　　“百度贴吧”里，有迟子建２００１年的部分日记——“一大清早，为了看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我和丈夫早早就起床了。”“２００１年４月９日颈椎那里又难受了……自从查出了毛病，只要和黄在一起，他每天都要给我按摩一会儿，他不懂穴位，完全是乱按，但奇怪的是居然很有效果，我不觉得脖子发皱了。”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８日，我和黄真是可笑，我们去(北京)越秀大酒店作住宿登记时，还掏出了结婚证。结果人家看都不看……进了客房后我埋怨他不该打电话叮嘱我带结婚证，他显得有些愤愤不平，说这要不是夫妻的话，不是轻而易举就能住进来吗……我很喜欢看他愤世嫉俗的模样，像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年。” 

　　查看１９９９年４月７日第９版《环球时报》，记者看到：“塔河县委书记黄世君告诉记者……”这位“县委书记”就是迟子建日记里面的“黄”。直到迟子建３４岁，“黄”才走入她的世界。“我不属于对生活要求很高的女人，只是我的缘分到得晚。”迟子建说。１９９９年，摘取某项文学大奖的她表示：“我并不要成为惊天动地的作家，我的理想只是拥有一个稳定的家，写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一切美得像电影。 

　　“那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从创作上就能看得出来。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长篇《伪满洲国》的创作。如果不是那种状态，我是没有那种勇气触碰那么宏大的题材的。”在日后的散文《在温暖中流逝的美》中，迟子建也提到同一部小说的创作：“如果我能感悟到我们的婚姻只有短短的四年光阴，我绝对不会在这期间花费两年去创作《伪满洲国》，我会把更多的时光留给他……” 

　　２００２年５月３日，在哈尔滨开完会的黄世君，在回家途中给岳母去了个电话：“妈，你不要惦记，还有十多分钟就到新林啦，我们准备在那儿吃了午饭就往回赶。”可就在这短短的十分钟内，他的生命走到尽头——意外的车祸！ 

　　迟子建说，那一刻，她没有过多的别的感觉，就觉得“委屈”。“我们在一起这么好，他为什么抛下我不要我了？” 

　　据迟子建朋友、作家蒋子丹回忆：“最初的日子里，她常会不由自主拨打丈夫的手机……电话里一遍遍传出的，总是电脑冷冰冰的提示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然而她欲罢不能，直到有一天听筒传出的声音，变成‘您拨叫的号码是空号’。” 

　　“我想把脸上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开头。此前，该小说还获得了第二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迟子建依然自得于“写了我想写的，对爱人的哀思也渗透了进去”。这部小说里，女主人公车祸中辞世的丈夫是名魔术师。“他留给我的，就剩一个魔术师的幻象了。一切都像是魔术。他为我开启了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可那世界转瞬即逝。” 

　　对于过往的日记，迟子建不敢回头去翻，但会经常翻看两人在一起的照片。一部部小说，一篇篇散文，成为了迟子建试图抹在脸上的一把把“厚厚的泥巴”。２００２年，她３个月写就一部长篇《越过云层的晴朗》。中篇《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她也就写了一个月。 

　　故乡

　　是上天送给我的爱人

　　迟子建出生在中国北端的漠河、北极村，出生那天正值１９６４年元宵节，所以乳名被唤作“迎灯”。父亲迟泽凤是小镇上的小学校长，好诗文，因对三国时代曹植名篇《洛神赋》喜欢之至，而曹植又名曹子建，因此给她取名“迟子建”。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拿着红纸到她家叫迟老师给写对联。“我依然记得红纸上墨汁泻下来的感觉，父亲让我明白了小镇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１９８１年高考，平常被语文老师誉为“很有前途”的迟子建作文“跑题”。“４０分的作文题就得了５分，分数一下子就拉下来了。”后来，她只上了专科线，进入大兴安岭师范学校。“这反倒成就了我。那里很清静，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幻想，充足的时间阅读。”１９８３年开始写作，并向杂志投稿。迟子建感恩于“还没怎么感受到挫败，处女作就已在《北方文学》上发表，编辑是在自然来稿里把我的稿子挑出来的”。第一份稿费，她拿去给父亲买了瓶他喜欢的“竹叶青”酒。 

　　师范临毕业前的数个夜晚，她躲在自习教室里写《北极村的童话》。“现在我都记得那种感觉，很温暖，很幸福。”１９８６年１月，《北极村的童话》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这篇小说给我带来了成功和后来的运气。”但遗憾的是，１月６日，也许就在这期《人民文学》邮寄黑龙江的途中，父亲因脑溢血猝然辞世。“他最终没有看到。如果能看到，他会很高兴的。他是如此喜爱文学。”２０多年后提起，哀伤让迟子建哽咽。“那一期杂志的封面，被我的泪水浸透了。” 

　　现在，她每年过节都会到父亲坟头，给父亲敬一杯酒，和他说说话。偶尔还会告诉父亲，今年的酒和往年有什么不一样。 

　　现在迟子建一个人在哈尔滨生活，只有回到老家才能和家人在一起。

　　每天的生活就是阅读与写作，到晚上的时候，精心给自己做点好吃的，晚餐喝一点红酒，饭后散散步。这就是迟子建的日常生活。隔一段时间，迟子建会回到故乡。

　　２０００年，迟子建去挪威访问，在与挪威作家座谈中她说：“当我很小在北极村生活的时候，我认定世界只有北极村那么大。当我成年以后见到更多的人和更绚丽的风景之后，我回过头来一想，世界其实还是那么大，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北极村。”

　　有很多人去大兴安岭，是因为看了迟子建小说的缘故，去北极村旅行。“他们有可能会失望，或者会喜欢那个地方如画的风景，但他们看不到那些山河灵魂里的东西。可是我在那儿，就是那片土地的一个主人。我整个的灵魂和文学的根在那儿。我要好生呵护它，它也会呵护我。我真应该感谢上苍让我生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迟子建说。

　　经历过生活的变故和情感的创痛之后，迟子建说：故乡，是上天送给我的爱人！

　　《额尔古纳河右岸》

　　一支苍凉的长歌

　　２００５年，迟子建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是继长篇小说《树下》、《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之后，她的第四部长篇小说。

　　迟子建是在故乡写作《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书房的南窗正对着覆盖着积雪的山峦，太阳一升起来，就会把雪光反射到南窗下的书桌前。她在写作疲劳时，抬眼即可望见山峦的形影。方桌上摆着一台电脑，还有她爱人生前最喜欢的一盆花。小说完稿的时候，是爱人三周年的忌日。“那天晚上，我在姐姐和弟弟的陪同下来到十字路口，遥遥地静穆地祭奠着爱人。被焚烧的纸钱在暗夜中发出跳跃的火光，就像我那一刻颤抖的心。”

　　在这篇小说中，迟子建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自述口吻，向我们娓娓道来：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追逐驯鹿喜欢的食物而搬迁、游猎，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艰辛备尝，人口式微。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他们有大爱，有大痛，有在命运面前的殊死抗争，也有眼睁睁看着整个部落日渐衰落的万般无奈。然而，一代又一代的爱恨情仇，一代又一代的独特民风，一代又一代的生死传奇，显示了弱小部落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迟子建将小说的结构比作四个乐章：《清晨》单纯清新，悠扬浪漫；《正午》沉静舒缓，端庄雄浑；《黄昏》疾风暴雨，斑驳杂响；《尾声》和谐安恬，满怀憧憬。迟子建称这部作品来自灵魂深处，“它像水一样在我的生命中流淌。”小说调动了她所有的童年记忆和生活经验，迟子建这样回忆她记忆中的鄂温克人：“少年进山拉烧柴时，我曾不止一次在粗壮的大树上发现怪异的头像，父亲对我说，那是白那查山神的形象，是鄂伦春人雕刻上去的。我知道他们是生活在我们山镇周围的少数民族。” 

　　当媒体报道了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的事情，许多人蜂拥到内蒙古的根河市，想见证人类文明进程中这个所谓伟大的时刻，迟子建的心中却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和苍凉感。在这时，她看到一份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记叙鄂温克画家柳芭的命运，写她如何带着才华走出森林，最终又满心疲惫地辞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看完这篇文章后，灵感来了，迟子建决定动笔写作这个民族的历史。２００４年８月，迟子建到根河市通过追踪驯鹿的足迹找到了山上的猎民点，找到了笔下女酋长的原型，探望了柳芭的妈妈，倾听他们内心的苦楚和哀愁，听他们歌唱。 

　　迟子建用了整整３个月的时间集中阅读鄂温克历史和风俗的研究资料，作了几万字的笔记。在小说中迟子建最欣赏的角色是年近九旬的女酋长和女萨满(从事北方一种原始宗教的人)，迟子建说：“她们对苍茫大地和人类充满了悲悯之情，她们苍凉的生命观，从容镇定的目光，不畏死亡的气节深深感动着我。”“这部小说浸润着我对那片土地挥之不去的深深依恋和对流逝的诗意生活的拾取。”迟子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