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在翻阅家中的藏书，看到一部文革后再版的，由周而复所著的《上海的早晨》，使我想起了三十二年前的一件事。

     1970年春节，我已经下乡插队一年多了，2月5日大年夜我才回到苏州家中。那时正是文革期间，强调过个革命化的春节，家中的人初四就上班了，我初五也回乡下了。当时昆山石牌还没有通公路，只有轮船可达。有时乘火车到昆山再转乘轮船，但轮船班次很少，要衔接好不易。后来开了苏州直达石牌的航班，从平门码头上船，开航五个多小时，就到石牌镇了。那天中午我就登上了这个航班。

     轮船开得很慢，我在船上找了一个座位（长条木板凳），坐下来从随身的书包里拿出一本小说，开始旁若无人地看起来，那是一本长篇小说，我好不容易从姐姐的朋友手中借到这本书，是非常珍贵的。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过去了二﹑三个小时，我正看得津津有味，突然走过来一个船员，他问我在看什么书。我心想这下坏了！我赶紧合起书，说：“我借来的，刚看，我放好吧！”“不行！”那个船员说：“有人检举你在看大毒草。”我又连忙说：“我借来的，我就还给人家。”那个船员一点也不好说话，拿起我的书，指着封面说：“哼！《上海的早晨》早就批判了，你还在看！”说完就拿走了，并且记下了我的姓名和所在的生产队。我当时又急又怕，一直想着，这下糟透了，借来的书被拿走了，我怎么向人家交代呢！另外，还不知会带来其他什么后果呢。

    船到了石牌镇，我还是不死心，再去找那个船员，希望他发发善心能还给我，可是没用，他说，他会把书交给公社的，怎么处理有公社决定，你走吧！我没有办法，怀着十分懊恼的心情一步一步摸黑回到我在生产队的小屋。当时农村文革的气氛已经淡多了，我没想到在船上会遇到这样的“革命派”，我直埋怨自己太大意了，但这已经于事无补了。

    此事后来通知了大队，还好大队的负责同志是1964年插队的江阴知青和当地的一个老贫农，他们比较宽厚，简单批评了几句就算了。当时这种事可大可小，好在我在乡下表现还算不错，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那本书却永远拿不回来了。幸好姐姐的那个朋友后来成了我的姐夫，我告诉他书弄丢了，他也从此不问了。

    现在看看朝鲜的革命狂热，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疯狂，我们当年的文革也差不多，甚至还要激烈的多。总算如今天下太平了，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我相信，革文化命的悲剧再也不会发生了。我的那次遭遇在今天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多么荒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