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国家在上海进行结构性减税试点。今年8月1日国家又把十个省市纳入结构性减税的试点推广范围内。现在企业税负过重已是不争的事实，呼唤结构性减税在全国推广，势在必行。这次结构性减税有两个操作点：一是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二税合一，取消重复性征税；二是增值税率部分下调，交通运输业降到11%，服务业降到6%。这是全国税制改革的重大突破。

一、“营改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现行税制结构中，增值税和营业税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流转税税种，二者分立并行。其中，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覆盖了除建筑业之外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大部分行业则征收营业税。这一税制安排始于1994年，适应了当时的经济体制和税收征管能力，为促进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这种不同行业分别适用不同税制的做法，日渐显现出其内在的不合理性和缺陷，对经济运行造成扭曲，不利于经济结构优化。

从税制完善性的角度看，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破坏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影响了增值税作用的发挥。增值税具有“中性”的优点（即在筹集政府收入的同时并不对经济主休施加“区别对待”的影响，因而客观上有利于引导和鼓励企业在公平竞争中做大做强），但是要充分发挥增值税的这种中性效应，前提之一就是增值税的税基应尽可能宽广，最好包含所有的商品和服务。现行税制中增值税征税范围较狭窄，导致经济运行中增值税的抵扣链条被打断，中性效应便大打折扣。

上海自2012年1月1日开始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率先进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下称“营改增”）试点工作。从总体上看，“营改增”试点平稳，改革的方向值得肯定。有消息称，“营改增”后部分企业税负上升。这值得高度关注。

试点方案推出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不同企业的情况，特别是不同生产经营周期对企业税负的影响。“营改增”之前，所适用的营业税税率多为3%和5%，这比11%和6%都要低，。但“营改增”后，企业税负是否加重，还取决于进项税额。

现举例说明。如果一家“营改增”企业按照原营业税计税方法，1－5月份应纳营业税税额为1000万元，而根据增值税计税方法，同期应纳增值税税额为1500万元。企业的税负是不是就增加了500万元呢？简单的计算告诉我们，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这种计算方法也有问题。

如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由生产经营周期所决定，企业有了更多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企业的税负就可能下降。假设6－11月份，按照原营业税计税方法，应纳营业税税额为1200万元，而根据增值税计税方法，同期应纳增值税税额为400万元。那么我们还能得出企业在“营改增”后税负增加的结论吗？全年应纳营业税税额为2200万元，同期应纳增值税税额为1900万元，这样我们只能得出税负下降的结论。

二、“营改增”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地区间税收竞争决定了“营改增”试点工作应尽快推向全国，而且全国实行“营改增”的行业应该相对一致。

1.增值税税率应简并。可行办法是降低17%的基本税率，用5—10年的时间将基本税率降低到10%左右，将低税率降到5%左右。

2.过去实行分税制，增值税中75%上交国税，25%留给地税，分成比例不尽合理。营业税过去是地方税，并入增值税后，地方税收明显减少，增值税变大后应改变分成比例，降低国税分成比例，增加增值税中的地税分成，最好二者能五五分成，国、地税各占一半，这样一则对取消营业税后地税收入减收部分予以补偿，二则改变过去增值税分成不尽合理的局面。

3.“营改增”尚有一些技术性问题需要解决，如金融业如何改征增值税等。“营改增”的顺利进行，还需要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合。营业税主要是地方税，增值税主要是中央税。在试点阶段，可以采取新增的增值税收入留归地方的过渡做法，但如果是全面推行“营改增”，那么必然要求调整既有的分税制方案，以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财力分配格局。

“营改增”的根本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增值税的中性作用，健全增值税制，减少间接税的重复征税，从而尽可能抑制间接税对经济的扭曲效应。因此，增值税最终取代营业税是大势所趋。接下来的关键是如何让这种取代更加平稳，如何更好地发挥增值税的中性作用。给中小企业减轻税收负担，减负养企，培育税基，壮大财源，确保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