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

（[美]W. C. 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在网上搜索《小说修辞学》一书，价格居然炒到了100多元，书中到底写了什么呢？

    韦恩·克雷森·布斯（Wayne Clayson Booth, 1921- 2005），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文学批评家。1961年出版的《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是布斯的重要著作。该书被学术界称为小说理论的里程碑，被译成多种文字，书中提出的一些观念和术语，如“隐含的作者”、“可靠的叙述者”、“不可靠的叙述者”都成了当今叙事理论的代表性术语。布斯的主要著作还有：《反讽修辞学》（A Rhetoric of Irony ,1974)、《批评的理解：多元论的力量与局限》（Critical Understanding:The Powers and Limits of Pluralism,1979）、《我们所交的朋友：小说伦理学》（The Company We Keep: An Ethics of Fiction,1988）、《修辞的修辞学》（Rhetoric of Rhetoric,2004）等。

1、讲述与显示

    虽然此书名为《小说修辞学》，但它并不是对语言的措辞、用法等问题的研究，而是对作者的叙述技巧、文学的阅读效果、小说的叙述等问题，更确切地说，是对作者控制读者的手段的研究。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一般认为，早期的故事是一种专断的讲述，讲述的可靠性取决于作者本人，作者是叙述的上帝。但是自福楼拜之后，很多作家开始抛弃这种叙述方式，而是相信那种“客观化”的、“非人格化”的或者“戏剧式”的叙述方法，作家选择了自我的隐退，放弃了直接介入的特权，让人物自己在小说中决定自己的命运，这种区别被简化为艺术的“显示”和非艺术的“讲述”的区别，“显示”这种客观化的叙述方法要优于“讲述”，所以“显示”被认为是真正小说艺术的开始。可是讲述的客观性真的存在吗？布斯认为，在小说中提出行动本身就是作者的一种介入，完全去掉作者的声音是不可能的。如萨特所言：“每一件事物都是作者操纵的表现信号。”用以说明，对于那些知道如何去找的人来说，作者的判断总是明显存在的。“虽然作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他的伪装，但是永远不能选择消失不见”（23页）。在小说中存在着作者多种的声音，只不过它更加隐蔽而已，所以，“讲述”与“显示”的区别是错误的教条。布斯认为，这种所谓的客观性和不介入甚至已经成了继“三一律”之后的第四个整一，而布斯想要做的，正是要剥掉所谓的客观化的伪装，将小说中作者的叙述技巧呈现出来。这种叙述技巧就是作者的修辞选择，因而也构成了小说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基于这样的观点，布斯对被现代小说理论奉为普遍规律又比较流行的几条原则，比如“真正的小说一定是现实主义的”、“所有的作者都应该是客观的”、“真正的艺术无视读者”和“感情、信念和读者的客观性”等分别进行了批驳。这几条规律源自普遍标准的三个根源：对作品本身的普遍性质的要求，对作者所要求的态度和对读者所要求的态度。詹姆斯和福楼拜分别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对小说技巧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到了后来，詹姆斯和福楼拜的探索已经被公式化并被绝对化了。为了获得那种“现实”的强烈幻觉，很多作家精心地介入自己的作品之中，但是所谓的小说要“真实”中的“真实”，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的要求忠实内心的生活，有的要求能够对事物进行精确地复制，还有的要求符合现实主义的叙述技巧。但是由于作者从来就没有真正沉默过，其中起作用的是人为性的技巧，所以，这些不过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幻觉，其理论本身的目的和手段充满了矛盾，常常可以用来反驳它自己。与此同时，作者的写作也并不意味着彻底为自己写作，因为他在写作的过程中必然地就已经在寻找作品可以被接受的表达技巧和修辞手段了。

2、隐含作者

    在布斯看来，作者的客观性要求作家保持对所有价值的中立态度，保证对其人物的公正性态度以及对事件和人物的无动于衷，这种中立性、客观性和冷漠性体现了现代作家企图摆脱主观性的努力。但是，既然作者的介入已经不可避免，所以作者的这种客观性就是不可能的。那么，作者是如何介入的呢？布斯认为，在小说中存在着一个“隐含作者”，“不管一位作者怎样试图一贯真诚，他的不同作品都将含有不同的替身，即不同的思想规范组成的理想。正如一个人的私人信件，根据与每个通信人的不同关系和每封信的目的，含有他的自我的不同替身，因此，作家也根据具体作品的需要，用不同的态度表明自己”（81页）。这样在每部小说里就要区分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关系。叙述者就是小说中作品的讲话者，而隐含作者则比叙述者要宽泛的多，是作品中的第二自我。隐含作者是作者本人的一个理想的、文学的、创造出来的替身，他是作者自己选择的东西的总和。隐含作者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有一种基本的要求：“读者们要知道，在价值领域中，他站在哪里。——即，直到作者要他站在哪里”（83页）。而这种功能正是通过隐含作者实现的。关于这一概念争议颇多，其实布斯为此做了很好的解释：“一部伟大的作品确立起它的隐含作者的‘忠实性’，不管创造了那个作者的真人在他的其他行为中，如何完全不符合他的作品中体现的价值。因为我们知道，他生命中唯一忠实的时候，就是他写自己的小说的那个时候”（84页）。在作品中的说话者只是隐含作者创造的成分之一，是隐含作者而非作者本人的的感情和判断才是伟大作品的构成材料。

3、审美距离和趣味

    布斯借用布洛提出的“距离说”来分析所谓的感情、信念和读者的客观性问题。在他看来，审美距离是多种不同的效果，而且距离本身从来就不是目的。真正控制作者的是审美趣味。“每一部具有某种力量的文学作品——不管它的作者是否头脑里想着读者来创作它——事实上，都是一种沿着各种趣味方向来控制读者的涉及与超然的精心创作的体系。作者只受到人类趣味范围的限制”（137页）。换言之，文学作品本身是多层面的，每一位读者阅读的效果都不相同，这是因为人们所强调的其实是由人们所要回答的问题的类型所决定的。趣味即由此而来，它包括认知的趣味；性质的完成，它包括原因-效果（读者希望事件的因果联系）、惯例的预期（叙述的惯例、体裁的惯例，等等）、抽象形式和许诺（叙述风格、作品的独创性，等等）；实践的趣味（对想象出来的人物命运的关注）等几种类型，而小说的结构常常是多种趣味的结合与冲突。怎样去拓宽这些趣味呢？布斯认为，作家创造了一个自我的形象和其读者的形象，作家创造了他的第二自我，也创造了他的读者。最成功的阅读就是在阅读时被创造出来的两个自我、作者和读者，能够找到完全的和谐一致。而拒绝去做作者假想的读者就不会很好地理解作品。“伟大的艺术把不同信仰的人们带到一起，因为它好象是把他们的不同词汇转变为一种合并了这些词汇所有含义的一种综合体验”（155页）。韦恩强调，这样说并不等于说伟大的文学与所有的信念都能共容。但是阅读时必须接受作者给予的信念，同意作者的判断，才能有效的理解作品。

4、不同的叙述类型

    根据前面的介绍可见，所谓的讲述、显示的区别，现代小说所强调的客观性等都是有问题的。小说中渗透着人为性的技巧，作者不可能完全消失，实际上已经“玷污”了艺术的纯洁性。布斯认为，作者的声音在作品中以多种形式存在，它包括十种叙述类型：1、人称。布斯认为被使用的最滥的就是人称，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来讲述并不能告诉读者什么重要的东西；2、戏剧化与戏剧化的叙述者。小说的叙述是作者精心制作的修辞，杰出的叙述者总要设法让叙述变得有趣。既然作者的声音在作品中以多种形式出现，那么，从人称的角度来分析叙述就不成立了。布斯认为，叙述者必须使自己戏剧化，才能实现小说的叙述效果。通过讲述者的意识来叙述的就是非戏剧化的叙述者，而变成与其讲述的人物同样生动的人物就是戏剧化的叙述者。很多戏剧化的叙述者并未被看作是叙述者，但是他们每一次说话、每一个姿态都是在讲述，所以“大多数作品都有乔装打扮的叙述者”（171页）。其中的隐含作者是作者的第二自我，始终与真实的作者不同；3、旁观者与叙述代言人；4、场面与概述。一切叙述者和旁观者，不论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都能把他们的故事基本上作为场面转述给我们，或者是概述或者二者的结合，但是它们的文学效果是值得怀疑的；5、议论；6、自觉的叙述者。这是超越了旁观者与叙述代言人之间的区别，意识到自己是作家的自觉的叙述者；7、距离的变化。距离的变化包括，叙述者可以或多或少的离开隐含的作者、叙述者可以在道德上、理智上、情感上或时间上远离他所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叙述者可以远离读者自己的准则、隐含作者可以在道德上、理智上、审美上远离读者、隐含作者可以或多或少地远离其他人物。布斯在此提出了可信的叙述者和不可信的叙述者的概念。为作品的思想规范（即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者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这样的叙述者是可信的，反之就是不可信的；8、赞同或修正的变化：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由情节内部提供的还是由情节之外提供的。如果是情节之内提供的，这就便于在坚持正确线索或改变叙述者代言人观点时，使叙述代言人能够从情节中获益。而由情节之外提供的，则利于读者修正或加强自己与叙述者的观点相对立的观点；9、不受限制的叙述：即全知的视角和观点；10、内心观察。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现代小说所倡导的“第四个整一”根本就不能成立，它只不过说明作者的叙述更加复杂更加艰苦而已。

5、非人格化的叙述

    现代小说理论试图让作者隐退，尽管作者和读者可以在作品中相遇，但是他们不能直接对话。因为在对话中仍然是作者的声音起主导作用，并控制着读者对细节的评介。布斯承认，作者保持沉默，让人物自己设计自己的命运，讲述自己的故事确实能够起到文学效果，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对作者的隐退的辩护。事实上，在小说中有两种类型的叙述者，一种是可信的叙述者，一种是不可信的叙述者。可信的叙述者同作者的思想规范相一致，反之则是不可信的叙述者。现代小说大部分是不可信的叙述者，通过对艺术与真实、道德与精神的混淆，以一种非人格化的叙述呈现出来。但是，布斯认为，作者与读者其实是在背着叙述者进行着秘密的交流，艺术创作和交流不可能是一种中性活动，作者也不可能在道德上、理智上和审美上保持完全中立的创作。因此，非人格化的叙述事实上存在着危险，它造成了阅读的虚无主义和困惑与反讽的效果。比如说对道德的悬置。因为“小说是在一个真实本身似乎日趋含混、相对和变动的世界里，追求她所谓的‘表现的现实主义’，所以它必定要牺牲其他体裁的‘评价的现实主义’的某些东西”（432页）。因此，作者的给人格化叙述应该有道德尺度，作者有义务澄清自己的道德立场，作者创造的形式不可能与人类的意义相分离，只要有人参与了这个活动，道德判断就会存在，因为“小说修辞的最终问题是，决定作者应该为谁写作”（440页）。文学是用来交流的，而道德观念又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所以，作者应该关注自己创造的第二自我、小说中的隐含作者是否是读者会赞扬的人物；作者也创造了自己的读者，如果他在所谓的纯洁性中创造的是理解能力和思想规范都和他一致的读者，那么这个作者就是技巧低劣的作者，反之，如果他能够创造一种新奇的阅读体验，使读者进入到理解和经验的新秩序中，这样的作者就是成功的作者。

6、影响

《小说修辞学》一书对20世纪上半叶以前的小说理论作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和批判，是现代小说理论的经典之作，也是一部富有挑战性的著作，它在现代叙述学中有着重要地位，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诸如隐含作者等对接受美学、读者反映批评等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已成为20世纪文学理论研究中被最为广泛接受的理论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