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青白瓷。

 

    这匜的釉色，褐斑，器型都美得无以复加。

    精美无比的盏托。

 

   桃纹盘，看起来像人面。哈哈。人面桃。。。

   因为图片没有拍好，借用了下“茶语清心”的高清图片，鸣谢！哗哗哗哗。。。

 

    12月18日，“大元帆影——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品暨高丽青瓷特展”在浙江博物馆武林馆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新安沉船出水文物近300件（组）及各时期高丽青瓷89件，充分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辉煌历史、中国与东亚各国相互交流影响。

    据了解，1975年，韩国渔民在新安外方海域发现一艘沉船，考古队员从沉船里发掘出了两万多件（有报道称一万多件）青瓷和白瓷，两千多件金属制品、石制品和紫檀木，以及800万件重达28吨的中国铜钱，这一考古成果震惊了全世界。沉船上有个铜制称砣刻着“庆元路”字样。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条沉船是从庆元（宁波）出发的。而新安沉船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现存最大、最有价值的古代商贸船之一。

 
    1975年7月的一天，渔民崔享根打捞出六件完整的青瓷器，便把它带回家里。在这六件瓷器中，他自己留下了一件，其余的送给了邻居。

    1976年元旦，崔的弟弟，一位公立学校的教员来看望他的哥哥，发现了这件青瓷。这位教师认为，既是从海底打捞出来的，便是一件古物，值得向文化与情报部文物管理局报告。

    1976年7月崔氏兄弟收到局寄来的100万圆奖金。当局考古专家们当即注意到这些瓷器是珍贵的宋元青瓷，并意识到可能来自一艘沉船。但没有进行实地调查，因为这几件青瓷是在茫茫大海上一个不明确的地点偶然打捞上来的。

    1976年9月1日，六名渔业潜水员成功地找到了发现遗物的确切地点。他们利用三角测量法记住了海上发现瓷器的地点与附近岛上两个山峰的位置关系。他们打捞了123件青瓷，把它卖给了木浦城的一个古董商，该城在道德岛以南约40公里。其后他们因非法出卖文物而被逮捕，但鉴于他们发现了沉船的确切地点，于国家有利，故宣判无罪。文物管理局为正式发掘沉船组织了以尹武炳教授为首的发掘队。这是朝鲜考古学家进行的第一次水下考古，海军潜水员应邀协助，于是自1976年10月开始，在以后的几年内成功地打捞出沉船中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

    1977年10月，在汉城召开了有六个国家的四十多名专家参加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1978年9月，在香港召开了另一次中国外销瓷学术讨论会，以后在日本也召开了类似的国际性学术讨论会。为了保存和陈列中国瓷器，在新安郡所归属的全罗南道道厅光州市兴建了一个新的博物馆。

    1982年夏季开始对沉船遗骸进行打捞。届时，这艘散乱的船体将得到复原，并陈列在木浦市一个特别修建的长廊内。

    这个展览馆是韩国惟一的水下考古博物馆，发掘、保存、复原了许多韩国海域的海底古沉船。该馆的调查员介绍说，这条船长34米，宽11米，重200吨，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有价值的中国古代贸易船，也是现存最古老的船只之一。

    在木浦市的国立海洋遗物展览馆和光州市的国立光州博物馆，“寻珍团”看到了大量精美的龙泉窑青瓷、完好无缺的历代铜钱，以及许多香炉、烛台、厨房用具等器物。一些被当作货物标签的木牌上仍有墨迹可认，其中有写着“东福寺”等日本货主的字样，还有一个铜制称砣上刻有“庆元路”字样。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从沉船的遗物可知，此船是14世纪早期，大约1323年前后（有木牌上保留“至治叁年”的墨迹），从中国的庆元（宁波）出发前往日本的国际贸易商船，途中因台风等原因，最终沉没在高丽的新安外方海域。沉船及其遗物的打捞、发掘，充分说明了当时东亚贸易交流的情况。

    曾两次来韩国木浦市参加“新安沉船”国际学术会议的我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林士民先生说，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条沉船是从庆元（宁波）出发的。因为史料记载当时元朝与日本的贸易主要通过庆元路进行，龙泉窑瓷器也主要通过宁波港外销；另外，明显有“庆元路”标志的称砣、瓷器用具等遗物也可证明这一点。

    据介绍，由于这条船上发掘出的遗物实在太多，中、韩、日等国的考古界一直在对此进行研究，有关“新安沉船”的秘密将一个一个被公诸于世。而人们对沉船的前世今生了解得越多，历史上宁波与日、韩两国间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将被世人了解得更多。

    宋元时期，朝廷在宁波设置了市舶司，标志着朝廷控制了舶商的贸易权，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宋代宁波叫明州，为“三司”（广州、杭州、明州三个市舶司）之一，北宋时明州市舶司签发给商舶的“公凭”，不但记录舶商船主从明州港出运的各类货物，还载明必须遵守的法规。元代宁波叫庆元，为“三司”（广州、泉州、庆元）之一的贸易大港。市舶的活跃，促进了东亚贸易圈的兴旺发达。

    从沉船的遗物可知，此船是14世纪早期，大约1323年前后（有木牌上保留“至治叁年”的墨迹），从中国的庆元（宁波）出发前往日本的国际贸易商船（因为一些被当作货物标签的木牌上仍有墨迹可认，其中有写着“东福寺”等日本货主的字样），途中因台风等原因，最终沉没在高丽的新安外方海域。沉船及其遗物的打捞、发掘，充分说明了当时东亚贸易交流的情况。

    史料记载元朝与日本的贸易主要通过庆元路进行，沉船出水的外销陶瓷器一项就达两万多件，在这批珍贵的中国元代外销瓷中，大多是江西景德镇窑和浙江龙泉窑的产品，也有江西吉州永和窑、福建建窑、河北磁州窑、定窑系产品，说明元代宁波是出口大港，全国南北瓷器大多走宁波出口。其中的“使司帅府公用”铭文龙泉窑碗，是元代“浙东道宣尉使司帅府”治庆元府时官署衙门的公用器物，从就近定货比较便利方面考虑，“使司帅府公用”款龙泉青瓷盘，应该是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定烧的器皿。2001年7月在宁波天一广场兴建动土中，也出土了碗的残片，在其圈足底处也有“使司帅府公用” 铭文。 “使司帅府”应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简称。元立国后，于各道设置了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今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凡六道......浙东道，庆元路置”（《元史．百官七》）。(元史·地理志五)载有“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并注明其州治在庆元。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元朝政府改庆元府为庆元宣尉司，次年改为庆元路总管府。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庆元成为元朝重要的军港。元朝较少抑商，又由于所辖疆域广大，路上贸易通路便捷，这时的对外贸易仍然有较大的发展。元朝政府的重视使得庆元的市舶机构有了较大扩张，当时的庆元市舶司一度下辖温州、上海、澉浦多处市舶机构并直属于中书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