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改编的话剧《家》，文化生活出版社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渝一版。这应该是曹禺改编的《家》的最早版本，又是土纸本，本人认为应该有着一份特殊的版本价值。书有多页破损，但基本不影响阅读。

    “土纸本实价国币二十五元，白报纸本实价国币五十元。”比上一年（1941年）出版的《北京人》价格高了四倍，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第二次物价波动就从这一年开始。

    曹禺的四幕话剧《家》，是他为中国剧坛奉献的一部力作，是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之后的第五部经典。但许多论者往往对《家》略而不提，原因可能是，《家》是一部改编之作。
    其实，对于改编之作，也要分两类看。一类确实是“剪刀加浆糊式”的改编，这类改编，改编者没有或较少有自己的人生体验，它只是将小说或长篇叙事诗原著，用戏剧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类改编，往往昙花一现。典型的一例是抗战时期吴天改编的《家》。这个戏从１９４１年春节，在上海辣斐花园剧场上演，竟一直“热了”近三个月，客满了１７６场，是上海剧艺社职业演员最上座的戏。当年导演胡先生有一个生动的描述：

　　“这个改编本‘在情节编排上’更接近于原著，或者说，他从一个编剧的角度，筛选地保留了原著中最具感染力的情节和最具戏剧性的场面，并基本按原著的分章时序把它们加以贯串，因而也可以说吴天是把小说按话剧的舞台予以了‘剧本化’，让观众坐在剧场里看巴金的小说《家》，直接感受巴金原著的美，为之激动、流泪、神伤……”这大概是吴天的《家》之所以轰动一时的第一个原因。吴天《家》轰动一时的第二个原因是表、导演艺术家成功的二度创造。也正如胡先生所指出的：当时参加《家》演出的演员、导演，不少人就来自那个《家》那样的家庭，或与那样的“家”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排戏时，演员们完全自发地把那样一个“家”的生活风尚、习惯、礼数都很自然地带到了舞台行为中。自然，一切也就再现得很真实……

　　然而，当这些特定的条件消失之后，吴天的《家》很快就消失在舞台上。根本原因是改编文本本身缺乏改编者独特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

　　在小说《家》的改编史上，只有曹禺改编的《家》才真正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不是匠艺式的改编，而是一种真正创造性的改编。剧作家以自己的生活体验、人生感受和艺术才华创造性地改编了原著，其成就丝毫不亚于创作一部作品。



　  曹禺本人曾经谦逊地说过，《家》这个剧本不大忠实于原著，他觉得这一点是对不起原作者的。《家》的改编是在一九四○年开始的。他和巴金是好朋友，他喜欢巴金的小说，所以决定将他的小说改编成剧本。改编，他觉得剧本在体裁上是和小说不同的，剧本有较多的限制，不可能把小说中所有的人物、事件、场面完全写到剧本中来，只能写下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他读巴金小说《家》的时候，引起思想上共鸣的是对封建婚姻的反抗。当时在生活中对这些问题有许多感受，所以在改编《家》时就以觉新、瑞珏、梅小姐三个人物的关系作为剧本的主要线索，而小说中描写觉慧的部分，他和许多朋友的进步活动都适当地删去了。觉慧的朋友张惠如等人都没有出场。小说中兵变和学潮的描写，在剧本中也是作为背景来处理的。因此《家》原著着重描写觉慧这个人物对封建家庭的反抗，写他的革命热情；而剧本《家》着重突出反封建婚姻的这一方面，描写觉新、瑞珏和梅小姐这三个善良的青年在婚姻上的不幸。改编《家》时没有把小说中所有的人物、事件都写在剧本里，没有写觉慧和他的朋友们的进步活动，除了因为考虑到戏剧体裁上的特点之外，也是因为对这些生活不熟悉。

    在桂林，巴金读完曹禺《家》手稿后评价说：“他写出了他所有的爱和痛苦，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的台词，是他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那里面有他的家，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泪，有他的灵魂的呼号，他为自己的真实感情而奋斗。”他充分肯定了曹禺改编的《家》具有独立的生命。作为小说《家》的创作者，巴金对改编的《家》的见解比任何人的任何文章都更具有说服力。

    当然，像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蜕变》、《北京人》问世后总有争议一样，对于话剧《家》的评价，围绕演出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意见。戏剧界著名人士田汉、周钢鸣、孟超等人均曾撰文给予严厉批评，他们认为曹禺改编的《家》“在剧作的本身上，对反封建问题有着严重的错误见解”，“不过是对于封建家庭各种景象的一个陈列，客观上与其是对旧家庭制度直面的控诉，不如是满足了市民层对旧家庭怀旧的感情。”从理论上否定《家》影响最大的还是诗人、文艺批评家何其芳写的《关于〈家〉》。

    不过，用“社会学”的观点生搬硬套复杂的创作现象，是同实际生活、同作品、同演出的实际状况相违背的。社会生活本身是无比丰富广阔的，创作题材也应该是多种多样。即使是改编，改编者所截取的生活面也可以而且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他必须是熟悉什么、感受什么，写什么，这样的作品才可能具有生命力。曹禺不熟悉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对这方面的生活没有真切的感受。如果硬要他写“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必然会弄巧成拙。
    当然，对曹禺改编的《家》的误读、误导，还仅仅是评论家个人的失误，它还是一种社会思想、文艺思潮的反映。

    曹禺改编的《家》问世后演出的盛况，反证了话剧《家》的艺术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