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创造十年》,主要是记叙1918至1923年间创造社从酝酿到成立,以及创办《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的经过。1932年,现代书局初版6000册,1933年1月20日再版3000册。本人所得的为再版毛边本。可惜本书失了封面。

    本书《发端》一节，作者特特叙明因为读了鲁迅那篇《上海文艺一瞥》，才决心来做这部“十年”。那么，《创造十年》不啻是向鲁迅反攻的战具。

   《创造十年》1958年编入《沫若文集》时,作者进行了一定的删改。对不同年代的两个文本加以对比分析,呈现出作者对他人他事,对社会的认识和态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变化的背后隐含着作者不同时期对自我的不同指认,在历史的变化之中对自我进行不断的重建和改写。版本的删改折射出个人与社会时代发生互动的复杂关系,也显示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和冲突。

    本书的难得之处是还保存有这样一个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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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香港汇文阁书店1968年版封面。（图片采自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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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香港汇文阁书店重印时保留的现代书局再版本的信息。该书此版未单列香港重印的版权。

    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这种情况郭沫若当年也是结结实实地遭遇过。

    虽然从1919年起，凭着《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天狗》、《炉中煤》等诗作的发表，郭沫若已经暴得大名；但他的真实情况是——名头足够响，在经济上、生活中，却每况愈下。从1921年到1924年，郭沫若总计四次在中日间来返，而四次遭遇几乎同出一辙——四处碰壁、货而不售，从没有找着一个固定的职位、领到一份固定的薪水。有其本人诗作为证：

  　阮嗣宗，哭途穷。

　　刘伶欲醉酒，挥袖两清风。

　　嵇康对日抚鸣琴，

　　腹中饥火正熊熊。

　　一东，二冬，人贱不如铜。

　  讨生活难啊。外饱名士冷眼，内聆河东狮吼。郭沫若近十年时间的穷偃不起，不特造成了生计的艰难，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性格和心理，令他充满屈辱。郭沫若开始变得富于敌意，以致“自卑”。1921年7月，郑伯奇“很有意思把我引去访问厨川白村”，郭沫若一口谢绝，还就此发了一通议论：

　　我总有点怕见上人。凡是所谓大人名士，我总是有点怕。外国的大人名士不用说，就连吾们贵国的，我也是只好退避三舍的。在这些地方或许也就是不能受人抬举，十年如一日地只能当着“流氓痞棍”的原因。

    所谓“怕”，自惭形秽也。自己混成这样，形容卑微，与名士结交岂不自取其辱(想想当时与田汉的相见怎样“侮蔑”了他)。他不是不愿与名士为伍，实际上他才真正自视名士，比那些洋洋得意的名士更配成为名士，但现实偏偏这样待遇他，所以他的“怕”，除了形迹上的自卑，更是心理上的不平与抗议。“流氓痞棍”这几个字，是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对“创造社”的讥刺，郭沫若对此没齿不忘，以后写《创造十年》及其续篇，时不时反唇相讥地提上一句。其原因，鲁迅此语深深触到了郭沫若过去“十年如一日”屈辱生涯的隐痛。只是他这隐痛，鲁迅未必知情；在鲁迅，可能只是舒畅一刺，在郭沫若，却会当成“大人名士”的高高在上的蔑视。

    后来，已经再度退往日本的他，得到郁达夫从国内来的消息，说《周报》将由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办，也就是日后那个与左翼文人势若水火的《现代评论》。郭沫若为此大哭了一场，并说：“那位可怜的姑娘夭折了，还受了一次尸奸。”这感受，大概不单单适用于那份刊物，也是他自己结局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