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汪“伪满小说系列”的力作：长篇小说《孤城残夜》

《小说双月刊》83/3

吴甸起

一

   《孤城残夜》是以“八·一五”东北光复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它在表现人物的社会命运和人生遭遇时，把艺术描写的笔触伸向伪满和民国时期，反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一座半山区小城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引起的深刻变化，勾勒了伪满十四年的风云变幻的轮廓。这部小说的发表，对于开阔文学创作的领域，恢复和建立东北沦陷时期生活题材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具有不可泯灭的现实意义。

  五十年前，鲁迅在《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中说：“……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揽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

    鲁迅热情地赞扬了以《八月的乡村》为代表的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爱国主义主题和地方色彩，但是，历史的曲折道路常常会造成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的“空白”状“九·一八”事变后，像《八月的乡村》一类的作家先后流亡，中断或停止了东北沦陷区生活的文学创作；留在“满洲国”里的作家或者升迁，或者归隐，或者沉沦，或者投笔从戎。在日伪的反动文化钳制政策下，不可能诞生真实反映现实的“暴露文学”；而解放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那些本来熟谙伪满生活的作家有的又被打成“汉奸”文人，失去了创作的机会和权利。这样，在现代或当代文学史上，描绘艰苦卓绝的抗联生活和凄切悲壮“九·一八”流亡生涯，虽然不乏动人心弦的成功之作。但是，正面而详尽地反映伪满时代，描绘东北沦陷区斑驳独异的社会生活图画，表现所谓“满洲王道乐土”之中各类人物的生活命运，涉笔成趣而自成一格的作品却不多见，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类题材的创作竟成了“禁区”。而王汪

的《孤城残夜》，恰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反映伪满生活的作品。

  顺便还应指出，《孤城残夜》写于1980年冬至1981年春。这正是我国文学界兴起一股诗情澎湃地讴歌绚丽樱花的创作热的时期。表现中日两国人民的深情厚意，也是开阔创作领域的需要。但当时出现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创作倾向。有的作品以编造的故事和抽象的人性，抹杀和掩盖了日寇侵略中国的罪行。王汪从自己的亲身生活积累和严肃艺术构思出发，没有让自己的艺术琴弦奏出那种反历史主义的不谐和音。《孤城残夜》恪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通过对一个半山区小城的沦陷生活的描述，浓缩了伪满时期东北生活的历史变迁和民族恶运。

二

  王汪注重创作的生活化，追求浓厚的生活气息，生动地描绘了伪满时期一座县镇的社会风俗画，作家熟谙半山区古城的风土人情，又十分善于捕捉带有地方特点的生活特征。

    作家对衙门后身小胡同里的甜水井的勾画就十分精妙，那“辘轳把的

噜噜声”和“柳罐里清清亮亮、明光照眼的水波”以及由此兴起的“挑水的”行业，不仅透散出了边远山城独异生活的风味，表现了山城人古朴自然的生活美，而且甜水井还像一面镜子一样，清晰地反映了这座小城经历的沧桑变化。“九·一八”炮声“震得甜水井翻起了水花”，青砖砌成的“城门楼子挂起了膏药旗”，“踩得大街咔咔直响的”“勾子皮鞋”伴随着“带有海水腥味的尖耳朵狼狗”，打破了小镇积习多年的生活节奏和表面平静。如潮水般涌进来的东洋货迅速改变着以“挑水行业”为代表的自然古朴的经济状况和生活形式。人们的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无不与“洋”字联在一起，以至连女主人公的老父亲也因为买来了七块洋铁，送到洋铁匠那里钉制一个能装二十担水的水箱，由民国时的“梁挑水的”变成了“满洲国”的“水车子梁。”一口井，一个“挑水人”的生活道路，折射了时代变化的浓重投影；而时代变化主要是“九·一八”事变后的所谓“日满协和”又为古老小镇涂上了一层殖民地斑驳怪异的色彩。

    小说开卷处对县公署大楼后面假山的描写，可以说是匠心独运的精彩之笔。这座假山是太平洋战争之后由劳工突击施工修建起来的。山上站着手持盾牌、握着短剑的日本武士石像，假山四周广植杨、柳、松、柞树木，而其中栽上了日本上野移来的一棵樱花。长篇卷首从象征着“日满协和”“武运长久”的假山园景写起，不仅以寓有政治含义的假山之景濡染了浓烈的时代氛围，而且这不伦不类、十足“日化”的假山园景与这座古镇的城垣、水井、店铺、房屋的古朴民族风格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深刻地反映了“九·一八”事变给这座小城社会风貌带来的变异。

三

     把反面人物做为贯穿长篇情节结构始终的最主要的人物，努力使反面人物性格个性化，并且在描写反面人物人生道路和社会命运时，反映了作家鲜明而正确的政治倾向和唯物史观，这是《孤城残夜》现实主义艺术开拓最突出的成就。

  敢于把反面人物做为长篇结构的主要人物，标志着作家艺术积累独特的生活侧面和反映角度，表现了作家艺术开拓的胆识和勇气。当然，更深刻的美学意义还在于对反面形象塑造所达到的现实主义的水平。可以说伪县长张雪樵是个达到相当典型化程度的反面形象。

    有的评论工作者认为张雪樵不太像伪县长，做为伪县长又似乎不那么坏。其实，这两点“不足”恰恰是作品独具的优胜之处，也是张雪樵典型性格“这一个”的生动体现。反面个性是错综尖锐的社会矛盾在恶的方面的人格化和形象化，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内容决定了反面个性包蕴的复杂的内涵和多棱角的外在特征，成功的反面典型总是千差万别、丰富多彩、各具个性的。王汪同志正是出于对反面形象典型意义的深刻理解，没有把张雪樵模式化、脸谱化，没有在伪满洲国县长的政治身份上更多地铺陈笔墨。这个伪县长不同于某些作品中那种一出场就面目可憎并且满篇恶行秽迹的反动营垒的角色，

    他有着“自我性格”丰富的内涵性、多面性、复杂性。他一方面在出狱后有着“读书人忍气吞声活着，有什么意思”的人生喟叹，一方面在客栈“荒唐之夜”后竟急转直下，书写“武运长久”字画心领神会地向日本高参卖身投靠；他一方面出则高马长车、威势显赫，摆出一副尊严高贵的县长的架势，一方面又对日本鹿儿岛人三浦太郎形影相随、唯命是听，怀着一种诚惶诚恐的奴才心理；他一方面从内心深处诅咒憎恶与黄美秋结下的“啼笑姻缘”，把黄氏视为捆缚自己爱情生活的绳索，一方面又不得不把自己升迁腾达的命运风筝系在黄家兄妹身上，自食十几年同床异梦、虚情假意的婚姻苦果；他一方面为了表示“忠诚报国，支援大东亚圣战”，竟不惜将恩师亲赠的铜质笔筒墨盒和笔架悉数献出，一方面又在恩师变为“靠变卖字画度命的潦倒者”时，常常拿钱委托属下去买字画以此赈济其生活；他一方面避烟酒，不为闲花野草所动，总是做出一种儒雅清正、洁身自好的姿态，一方面又承受不住女打字员——“一道奇异的闪电”，对他灵魂的强烈震撼，寻其慰藉，暧昧日深，甚至利用谣言迫使其屈服舆论的压力。作家正是从伪县长张雪樵的政治生涯、社会活动、精神境界、家庭生活的不同侧面和不同角度，生动地揭示了他言与行、内与外、才与德、理与情的尖锐矛盾，深刻地刻画了其虚荣、伪善、钻营、机变的性格特征，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典型形象。

  应指出的是，作家在塑造张雪樵丰满而复杂的性格时，还特别善于把握人物意识流动的轨迹，探其幽微，洞其隐秘，以精锐的艺术雕刀剖析了张雪樵驳杂多色而又浑然一体的精神生活。追逐权力的政治野心，攫获显位的踌躇满志，被迫奇姻的苦恼痛楚，怀念发妻的忧思断绪，“国”破“家”亡的恐惧绝望，孤城残夜的困兽犹斗，和谐有机地构成了他灵魂的整体图画，有特色、有层次、有交织、有立体感地表现了一个反面人物的内心世界。

    尤为可贵的是，作家不是对张雪樵的精神生活与个性特征做静态的素描，而是将个人的喜怒哀乐、荣辱沉浮与国家的兴亡盛衰、风云变幻缀为一体，在纷纭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中，深刻地表现了人物性格发展与形成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法，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反面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和人生道路的历史。张雪樵终生信奉的人生哲学“时势造英雄，乱世出豪杰”，在某种意义上说，倒是逼真准确地道出了这个反动人物人生命运的真谛。张雪樵决不是生来与俱的恶煞怪物，他幼年时聪颖、敏慧，在与领弟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情谊中敞开了纯挚的心灵，在端出“全部积蓄”为病倒的岳父赶制水车一事上表现了急人之难的善良，甚至在“九·一八”炮声刚刚响起之时还怀着一腔热血参加了“爱国青年反日铁血队”。

    如果仅仅孤立地从个人的气质品性的角度来看，他不一定非要扮演后来他已扮演的反动角色。恩格斯说过，人物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里，而是从那把他们浮在上面的历史潮流里汲取来的。”《孤城残夜》现实主义深化的力量，正在于作家通过张雪樵的形象深刻地表现了逆向的历史变异和邪恶的社会势力，在疯狂地蹂躏玷污社会肌体的同时，是怎样剧烈地改变、扭曲、异化人们的心灵，怎样残酷冷峻地违背一些人的初衷而把他们推上丑角的政治舞台。临江客栈的污秽一夜，是张雪樵命运之路上发生的“人生事变”，它从一个变节者“荒诞的梦”折射了“九·一八”事变的阴暗投影。在日本宪兵队特务汉奸的精心导演下，张雪樵尽管经受了心灵的煎熬搏斗，还是慑于敌人的淫威和死亡的恐惧，而终至从道德堕落走向政治沉沦，从此开始了罪恶的“人生新纪元”。我们有理由说，没有“九·一八”事变，没有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傀儡政权“满洲国”，也就不会有张雪樵“这一个”。张雪樵那半主半奴、又阴又阳、似真却假、色厉内荏的心理特征和伪善面目，恰是畸型“国体”产生的畸形性格，是“日满协和”、日伪杂交的“混血儿”。

    当然，张雪樵能够机敏地将个人命运适应时事的变异，从被迫到自觉地把自己的身家命运拴在日伪反动政权的战车上，有着他深刻的“自我”原因。作家在描写客栈丑恶一幕之前，就对张雪樵思想品性上的致命弱点做了针脚细密的铺垫。做为生意兴隆的天一布庄的少爷，张雪樵虽有真诚善良的一面，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没有成为他憧憬的社会理想，野心勃勃的拿破仑倒成了他膜拜顶礼的英雄。他在学校里有意取悦于声望显赫的教师，羡慕留学东洋的的黄家油坊大少爷的风度气魄，毕业任教之后又或明或暗地巴结一校之长，甚至在抗日铁血队里为刘老师没给个“秘书之类的头衔”而认为是“徒劳一场”。他这种追逐名利、贪图虚荣、奉迎权势的恶习劣性，一旦得到适宜的社会土壤和时代条件，就如同毒菌的萌芽一样迅速的成长起来，终至成为为害人民的豺狼豸虫。所以，张雪樵能够适应逆向的历史变异而走上反动的道路，有着他思想气质、品格个性方面的内在原因，或者说他人性“恶”的方面顺应社会“恶”的方面而得到了长足充分的发展。作家描写他被捕之后的软弱、动摇、变节，是符合他这个人性格发展逻辑的。变节是他堕落的开始，却不是性格的最后完成。在客栈之夜后。张雪樵也不是在一朝一夕就将早年尚存的那点“人性善”泯灭尽净。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结发妻子梁领弟怀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心理和离愁别绪，甚至出狱后还曾萌生过托人营救刘老师的念头。但这种隐隐约约、闪闪烁烁的一点火苗，终于为时代的邪风恶雨扑灭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名尊位显的政治地位和灯红酒绿的寄生生活，使张雪樵和反动势力的利益、命运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他从与黄美秋结成“政治”婚姻始，经过向高参题字自荐、“金属收回”率先垂范、“红烧王八”夫人外交、征集“文化米”独出创举，终于在“日满协和”的社会环境中，完成了他伪官吏、伪君子典型性格的自我塑造，成为日伪反动统治的政治代表人物和中坚分子。在日皇颁布了无条件投降的“圣诏”，小个子鹿儿岛人把短剑插进肚子之后，他还不甘心失败的结局，纠集残余的反动势力，成立维持会，建立治安团，并在内困外围的孤城残夜进行了灭亡前的垂死挣扎，这就更深刻地揭示了这个死硬分子的反动性和疯狂性。有人说他在兵败势危时鞭笞恩师、强奸杨颖、射杀似是而非的梁领弟，有些不符他一贯的性格。但我以为，这里作家的艺术构思和立意是正确的，在人物性格整体描写上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笔。它的意义就在于盖棺论定张雪樵这个反面人物时，抓住契机揭开伪君子的庐山真面目。欺骗是不能持久的，在严峻的历史面前，一切假相都要现出原形。张雪樵在势穷境危之时的行凶肆虐，不仅活画出了反动人物濒临灭亡的空虚恐惧、垂死挣扎和全面的精神崩溃，而且以赤裸的丑行与先前的伪饰假相构成了尖锐的对比，深化并完善了伪君子的典型性格。

  还要指出的是，作家对反面人物思想与感情的倾向始终是鲜明而正确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中外古今的名家，创造了许多独具个性的反面人物，但他们在深刻揭示反动人物没落命运时，总是流露出一种哀惋凄恻的挽歌的味道，巴尔扎克、曹雪芹等艺术大师莫不如此。肖洛霍夫在表现哥里高利人生悲剧时，也渗透了一种浓重的感伤情绪。王汪同志塑造了反面人物张雪樵，虽说还够不上世界文学中的大典型，但在我国初兴的“关东文学”中还是颇为瞩目的，可以说作家初步取得了塑造反面人物不丑化、不美化、注重个性化的创作经验：写人性变异而不陷入“人性论”，写“复杂性格”而不导致二元或多元论，写污秽生活而没有自然主义，写人物坎坷际遇而不乱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分野。塑造梁领弟、刘国屏形象，固然有对张雪樵构成对立面进而表示作家批判态度的作用，但更深刻的还在于通过对反面人物人生道路和性格历史的真实描绘，充分展示历史丑角的反动性、腐朽性、必亡性，将作家的憎、贬、诫、警之意融入情节发展和个性刻画之中，于作品的字里行间溢荡着一种明朗、健康的感情的潜流，从而给人以探索人生和追求光明的力量。

四

《孤城残夜常于叙述或对话中迸射出哲语佳句，亦庄亦谐，蕴藉深邃，饶有意趣。而谚语、歇后语及“满洲”方言土语恰到好处的运用，更增添了作品的地方色彩。至于卷尾杨颖告别红尘的短信则凄恻沉凝、哀怨动人，而梁领弟冒雪急驰时的内心抒情，更是诗意澎湃，文采斐然，似有果戈理《死魂灵》结尾处“三驾马车”颂歌的味道，发于肺腑的温暖之情与昂然激荡的时代精神，给人以鼓舞、启迪和美的享受。

  王汪的《孤城残夜》采用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表现方法，写了一生三旦。生者，伪满洲国县长张雪樵。三旦者为：梁领弟，是他结发的妻子，八路

军的民运科长；黄美秋，是他不爱的老婆，“满洲妇人会”的县副会长；杨颖，是他追求的少女，伪县政府的打字员。作家以缜密的构思和细腻的笔致，描写张雪樵与这三个女性曲折跌宕的关系，一树而生三枝，三枝花开三朵：由张雪樵与梁领弟联织“九·一八”事变前早年幸福的爱情婚姻和“八·一五”东北光复后革命反革命的两军对垒；由张雪樵与黄美秋联织伪官吏家庭内史和“日满协和”的上层社会；由张雪樵与杨颖联织古城县府轶事及苦闷愚氓的“满洲青年”的一隅。这样，由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爱情纠葛和命运为贯穿通篇的情节线索，将民国、伪满、光复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绘成了一轴回环曲致斑斓多彩的画面，构成了一个悲欢离合、风云变幻、沉浮兴亡的人生世界，从而增强了作品的广度、厚度和对生活的艺术表现力。此外，采取一生三旦为“全本纲领”的写法，还收到了人物性格刻画上相互映衬、对比深化的艺术效果。黄美秋丑陋刁蛮，俗不可耐。张雪樵学生时代面对黄家油坊的求婚，曾鄙夷地说她“蠢如狗熊”，讥其“也不对着镜子照照自己”；然而无情的生活逻辑却恰恰将他与“蠢熊”结成了“啼笑姻缘”。张雪樵在十几年的家庭生活中，所以不得不对黄克己忍让、委曲求全，就因为在黄的身上维系着日伪反动政治势力和他终生富贵荣华的仕途命运。张对黄始拒终纳的过程有力地刻画了他虚荣、钻营、机变的性格特征。杨颖是个纯洁、孤傲、虚无、乖僻的少女，她与张雪樵之间于无声处、默化潜移中滋生的暧昧感情，对于她来说，这是从言情小说中寻找忠贞爱情和精神寄托的未曾自省的另一种形式，是她受伤心灵希冀温暖的饮鸩止渴的悲剧；对于张雪樵来说，则是通过“奇异的闪电”对“笑姻缘”的无力惩罚，是他精心演出的觅求婚外异性和灵魂慰藉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一

幕。张对杨始慕终淫的过程深刻地揭示了他空虚、阴暗、龌龊的心理特征。梁领弟是作家倾注热情和希望的人物，她正直、善良、美好，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她与张雪樵早年结成了青梅竹马的情缘，后来却变为意外遭遇的两军对垒的敌人。张对梁始和终分的过程无情地揭露了他对人民和民族的可耻背叛与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这样，一生三旦，三种关系，三类对比，三组图画，多色彩、多角度、多侧面地塑造了反面人物的性格特征，构成了丰满而复杂的张雪樵的形象整体。

  《孤城残夜》全篇凡十四章。在一章二节前，张、杨、黄三个人物便陆续登场，并简洁明晰地交待一男三女四个主要人物的关系；而在全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三个女性又以不同的方式，同时出现在张雪樵的墓地及附近的大道上，艺术地概括了作品的基本情节和主要人物的相互关系的历史结局，以四个人物、四条道路

、四种命运的深刻寓意和鲜明对比收尾。此外，全书的叙述方式也颇为别致，它打破了张与梁、黄、杨三个女性关系的先后顺序，反正为倒，先近后远，形成了杨、黄、梁的倒叙层次。而写每个人物，也不是平铺直叙、径行直遂，而是有起有伏、跌宕有变。比如，杨颖在第一章第一节便先出场，作品只是点染张杨之间特殊感情而不做细致地交待，到了第五章才以倒叙的方式为其暧昧关系做了颇具曲致的小传，而最后一章描写杨罹难出走确实出人意外而又尽在理中。黄美秋在杨颖之后出场，先是在第三章第三节的倒叙中写其两年前对日本人三浦的夫人外交，接着是在第三章的倒叙中写其十三年前与张的奇异婚配。然后从倒叙的昔日回到正叙的现实，在第六、第七章描写张、黄出逃及黄的被杀，第八、第九章写张对黄移坟安葬的准备及黄的尸体被盗。至此，黄虽然有棺无尸，也该盖棺收场了。然而，在卷尾已经“死”去三月之久的黄又突然出现在张雪樵的墓前，这确是埋有伏线而不易为人察觉的绝妙之笔。全书的女主人公梁领弟出场最迟，但在第二章浓重的乡土乡情的氛围中，却十分动人地回叙了张、梁两家简史及青梅竹马的姻缘。在“九·一八”事变远走他乡后，在整整的七章中，作家虽时时不忘点上一笔，但其出走及人生命运，在读者面前却始终是个迷，直至第十章才回叙她月夜逃亡的经历和参加革命的归宿。总之，每个人物写得都不平直，可谓摇曳多姿，悬念系之，引人入胜。而作家在联织三组人物关系并形成全书整体艺术结构时，又注意避俗避平避单一化，或是人物先后出场，互不交插，纵向串联；或是同台演出，相互映衬，横向交结。并以人物的心理活动为契机，由现实而引向历史，由正写而转为倒叙，正叙中有灵活的穿插，倒叙中有精妙的补笔。这样，就使全书的结构布局回曲交错，富于变化。但全书又变而不乱。作家以张雪樵为线，以梁、黄、杨三女性为珠，长线串珠，珠联璧合，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