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序，是诗，是散文，也是评论
——赏析茅盾的一篇序文
吴甸起
茅盾为茹志鹃短篇集《草原上的小路》所写的序，是一篇精粹隽永，风格独异的序文。一气读竟，有如干渴中呷了一口醇厚的美酒，满嘴清香，沁人心脾，余味无穷。
这篇序文不足七百字，言简意赅，蕴意丰邃，具有较强的浓缩性和容括力。全文形象地描述了阅读茹作的具体感受，明晰地概括了小说的艺术特点。
“静夜箫声”，这是生活中不可多见的雅趣美境，也是茅公慧眼独识地对茹作艺术风格的生动比喻。仅仅四字，有声有色，有景有情，形神兼备，境界全出。茅公用独异逼真的艺术氛围，形象活脱地烘托出了茹氏短篇集肃穆、沉郁、幽邃、蕴藉的艺术格调。诚如茅公所言，茹氏之作那交织着生活颤音的生活剪影，那包蓄着今昔对比和人世哲意的心灵历程的轨迹，难道不是有如“静夜箫声”一样如怨如诉、触心动魄、发人深思吗?“静夜箫声”，这是对茹氏近作艺术风格“这一个”的诗意概括，是凝结着批评家睿智卓识的独到发现，是用形象情境表达美学观点的有益开拓。古人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白石诗说》)。茅公此序可谓要言不烦，切中个性，逼肖其作，言“人所难言”，见人所未见，不啻给了读者一把开启女作家小说艺术宝库的金钥匙。
茅公序，颇类传统诗话。古典诗话是别具特色的文学批评形式。它讲究语言的韵味和论证的意境，常常融景、情、议、诗为一炉。每论又多喜赋、比、兴，即景生议，蕴意于境，“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主张“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斯为至矣”。(欧阳修《六一诗话》)
茅公此序深得古诗话的奥妙精髓，开篇没有那种常规俗套的闲言赘语，也不作枯涩聱牙的议论，而是起笔即景，缘景入境，描绘了生活与艺术两种不同的“经验”：
如在暑天，火伞高张。居斗室者，挥汗如雨，坐立不安，忽然，乌云蔽日，而闷热更甚；俄而狂风大作，电雷交加，沛然下雨，终于是倾盆大雨，刹那之间，暑气全消。这是人人都有过的经验。我以为小说也有像这样的。
又如静夜不眠，忽有箫声，自远而来，倾耳听之，箫声如小儿女絮语，又如百尺高楼，离人怀念远方的亲人，又如千军万马，自近而远。这不是人人经常都有，但偶然会有的经验，我以为小说也有像这样的。
作者采取情境描述法和象征比喻法，浓墨重彩勾画了“暑天雷雨”与“静夜箫声”两种自然境界，于细腻隽永的景语中生发出精粹质朴的生活艺术感受，并以情景逼真的自然之象比拟神驰意走的创作之境，构成了急骤与舒缓、外露与内涵、浅直与深沉、短暂与久远的艺术对比，从而表现了作者虽然无意于贬低“暑天雷雨”的变幻倏忽，但却一往情深地对“静夜箫声”深邃悠远的由衷赞美。序文从两种景物、两种境界、两种体验、两种魅力的映衬比较中，熔铸了批评大家对艺术美内蕴力和生命力的深刻理解和热烈喜尚，而且由景而境，由境而议，水到渠成地拓出了对茹氏小说“静夜箫声”艺术特色褒誉和茅公风格美学的精义。
作者写道：“收到茹志鹃同志的近作，就像是静夜箫声。这也许是我的偏见，虽是偏见，愿述其所以然。我以为，小说的风格倘如暑天雷雨，淋漓尽致，读者抚掌称快，然而快于一时，没有回味。小说的风格倘近于静夜箫声，初读似觉平凡，再读则从平凡处显出不平凡了，三读以后则觉得深刻，我称这样的作品是耐咀嚼，有回味的。”这番精辟独到的论语，是在艺术意境上对“暑天雷雨”“静夜箫声”的合理迁移，是对自然之境的真切感受的巧妙发挥，是从生活体验向艺术体验的升华和飞跃，是现实主义风格论的科学概括。
纵观序文，开篇即景，缘景生情，由情濡境，议从境出。景与情交融，议与境呼应，诗与理一体，给人浑然天成的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趣美旨远的短序，亦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静夜箫声”。
茅公序，是诗，是散文，也是评论。全文如行云流水，畅达圆熟，情趣横生，文采斐然。读之亲切平易，有如夏夜树下几旁与人促膝谈心，态度和蔼，情辞恳挚，既无冬烘先生的八股气味，亦无好为人师的说教面孔。而其行文“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钟嵘《诗品》)，平易中藏奇巧，通达中出跌宕。
比如，开篇“如在暑天”云云，突兀而起，出语不凡，有如横空出世，磅礴文气扑面而来。其遣词用喻极尽精妙，一个“火伞高张”便见功夫。把无形无边的暑气比拟为硕大无朋的火伞，暑热之盛、之烈、之逼人尽出矣。如果说写“暑天雷雨”，是采取的白描大写意，健笔挥洒，浓墨濡染，勾画了一幅雄伟凌厉的“雷雨图”；那么，写“静夜箫声”，便颇类工笔镂刻，细腻入微地捕捉心灵的颤动，把优美的诗情联想描绘成多层次、多色彩、多情状的风物长卷，以形象的画幅增强了意境的真实感和立体感。
尤应称道的是，茅公运用艺术对比出神入化、老到精熟，从首至尾，一而贯之。开篇处，雄浑激越的“暑天雷雨”与婉约雅致的“静夜箫声”构成了映衬比较，而“暑天雷雨”一段又有“火伞高张”之闷热与“暑气全消”之凉快的逆向对比，“静夜箫声”中又有小儿女絮语、高楼怀念亲人、千军万马奔腾的正向衬托，构成了描写上的回环摇曳，增强了语言的音色美和节奏感。接着，循境而论，所论亦是对比美学，分析了淋漓尽致与萦回含蓄两种艺术风格的短长优劣。最后，又从两种风格推及两种写法，从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的对比中，肯定茹氏的匠心。全篇运用对比方法，纵向呼应，横向映衬，层层铺垫，贯彻始终，把推崇含蓄蕴藉风格美的主旨表现得格外鲜明、深刻，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和知人论作的严肃批评态度。
茅公序言简意远，雅秀玲珑，堪称序文的精品之作。品味之余，偶念及近年书刊蜂起之某些序文，或挥挥洒洒，洋洋大观，语不涉旨，所论泛泛，令人读之不得其要领真义；或不肯悉心研读原作，敷衍成文、东拉西扯，无语辞中肯的精到见地；或晦涩枯瘪，诘屈聱牙，无思想的锋芒，无语言的韵味，无运墨的色彩；或请人序和为人序，沽名钓誉，溢美吹捧，染上“不正之风”。倘上述种种作序者，读了茅公此序，又作何感想?宁有不思、不愧、不学 、不改乎?
作序，当如茅公。
魅力：单纯明净与蕴藉含蓄的艺术统一
—— 散文《香市》赏析
《名作欣赏》83、6
吴甸起
《香市》是茅盾写的一篇独具江浙农村生活气息的“乡土文学”。全篇通过“我”真切的见闻感受，描写了别有异趣的家乡“香市”。
关于“香市”，作者在《陌生人》一文中说：“镇上有一座土地庙。如果父老的传说可信，则‘该’庙的‘大老爷’原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忠臣，三四百年来享受此方人民的香火……乡下人迷信这位土地老爷特别关心蚕桑，所以每年清明节后‘嬉春祈蚕’的所谓‘香市’一定举行在这土地庙。”作者在《故乡杂记》中又云：“‘香市’就是阴历三月初一起，十五日止的土地庙的‘庙会’式的临时市场。乡下人都来烧香，祈神赐福，-------蚕好，趁便逛一下。”从这些详尽而生动的说明中不难看出，“香市”是带有封建宗教色彩和地方风情的古老乡村习俗，是反映农村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和农民质朴单纯精神生活的“乡场”活动。“香市”像一扇赫然敞开的窗子，人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广阔而久远的农村乡情乡俗。作家通过细致观察和真切体味，生动传神而又蕴藉含蓄地描写了“香市”今昔的历史变异。
开篇处，作者在风暖日丽、春和景明的诗情画意的氛围中，以浓墨重彩、繁弦密管烘染描摹了“幼时所见”的“香市”景象。
只见社庙前“临时茶棚，戏法场，弄缸弄甏，走绳索，三上吊的武技班，老虎，矮子，提线戏，髦儿戏，西洋镜”，诸种杂艺，各占一方，相互兢技，会集成阵，“将社庙前五六十亩地的大广场挤得满满的。”可见戏之多，人之众，势之盛。作者对诸家杂艺并没有精雕细缕，只是采取并述法将其一一点出，但却像走马灯一样把诸般艺技倏忽间尽呈于人们眼前，不经意中抖开一幅喧腾热闹的“香市百艺”图，给人以方位感、格局感和立体感。
接着，作者艺术描写的镜头，由外景转为内景，庙里所见是色彩斑斓的糖果花纸，“各式各样”玩具，“泥的纸的金属的”，应有尽有，而其“烛山”“灿如繁星”，檀香烟“熏得眼睛流泪”，“木拜垫上”则是“成排的磕头者”。笔笔皆是传神的白描，既反映了庙会的景物特点，又写出了儿童独具的心理感受，并由纸、糖、烛、烟及拜佛者和谐有机地濡染了“香市”神秘热烈的气氛，使读者仿佛看到农民“祈神赐福”的虔诚和孩子们“借佛游春”的欢乐。作者由外而内、由物而人，有步骤、有层次、有色彩地描绘了在“香市”的“所见”；
“所见”是循着游赏者足迹的推移，采取分述法表现的。
在详尽生动地铺排了“香市”盛况的“所见”文字后，作品又峰回路转、水到渠成地采取综述法，写下了一段虽则简省但却十分精采的“香市所闻”：“庙里庙外，人声和锣鼓声，还有孩子们手里的小喇叭、哨子的声音，混合成一片骚音，三里路外也听得见。”古人云“蛙鸣十里”，那不过是诗句的艺术夸张，而此处的三里路外也听得见“香市”的喧闹之声，却是极为真切的实情。选取“所闻”之声以总括“香市”庙堂内外的热烈繁闹的场景，其构思运墨确实是精妙的。
作者绘声绘色地描写了童年记忆中的“香市”之后，笔锋陡然一转，又记叙了“革命”以后所见到的“香市”：“庙前的乌龙潭一泓清水依然如昔，可是潭后那座戏台却坍塌了，屋椽子像瘦人的肋骨似的暴露在‘光风化日’之下”。昔日喧腾的场景消失了，神奇的色彩暗淡了，美妙的骚音沉寂了，“往常‘香市’
的主角------农民，今天差不多看不见”了。
“香市”今之凄清与昔之热烈构成了强烈鲜明的艺术对比，深刻而凄惋地表现了“香市”-------古老风习发生的急剧的历史变异。如果说关于童年时“香市”的动人描述，虽则也映照出了小生产者封建宗法的意识，但更多地还是熔铸了纯朴农民“父与子”两代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憧憬；那么，以反差性的对比和沉郁的笔墨所勾画的今日“香市”寂寞情景，则是通过“庙会”这个窗口展示了农村经济衰落凋敝的现实趋势，暗示了在农民中发生的悲剧性遭遇。
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深谙艺术描写的辩证法，于通篇“今不如昔”的整体对比结构中，又巧妙地变演出“今胜于昔”的局部艺术对比：在“我”
期冀“重温儿时的旧梦”而深感“山河犹在，世情皆非”之时，竟“出乎意料”
地看到了技艺超绝的“现代马戏”。作品在此处一改前文的并列法、排比法的粗放点染，细腻而详尽地专写“马戏”一技。诸如武术班的名声、主角、节目，甚至戏团演员的神态语言，都一一写到了。这有着在“上海良友画报六十二期揭载的‘卧钉床’的大力士”名角的武术班，确非“从前‘香市’里的打拳头卖膏药的玩意”可比，而且他们表演的又何等认真、卖力，“把式不敢马虎”；然而，这反映现代文明技艺水平的表演，也只“售票价十六枚铜元”，“第一天也只得二百来看客”，“要是放在十多年前，怕不是挤得满场没个空隙儿么？”技艺高了，看客反倒少了，“今胜于昔”的“南洋武术班”遭际的冷场悲剧，就更加有力地衬托和深化了农民物质精神生活“今不如昔”的悲剧。
本文不足一千二百字。开篇便点题，旋即简洁明晰地交待了“香市”的地点、时间、人物、内容，接着便以对照性的二部结构，生动有情地记叙了“香市”的今昔变化，篇终又点题与开篇遥相呼应，全文结构语言给人一种单纯明净的美感。但单纯明净并不意味浅白直露，恰恰相反，它与含蓄蕴藉取得了辩证的统一。确切些说，文章对“香市”景物风习的描写是单纯明净的，而对景物风习变异所包孕的社会意义的揭示是含蓄蕴藉的。“我”的三位堂妹子为何“出世以来没有见过像样的热闹的香市”？先前那些在“木拜垫上”成排的祈神赐福的农民为什么不见踪影了？作品对造成“香市”悲剧性历史变异的原因，没有做正面的、直接的、翔实的交待，只是在勾勒今日“香市”面貌时，做为景物描写的构成部分，采用深有寓意的象征手法，叙说了“‘革命’以后”，“社庙的左屋被‘公安分局’借去做了衙门”，“社庙的左偏殿上又有什么‘蚕种改良所’的招牌。”此处用字虽少，但却语涉政治：“公安分局”者象征着反动的军阀势力，“蚕种改良所”者象征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小小的一座封建宗法式的庙宇，被涂上了一层强权化、殖民化的斑驳怪异的色彩，象征着、预示着素有“桃源”之称的江南“蚕丝之乡”必然走向衰败贫困的社会命运。
我觉得，孤立地阅读“香市”一篇，因为它微言大意，尽在景物风习描写之中，对其创作宗旨是很难有更加深切感受的。茅盾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写了一批反映中国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这些作品情节人物尽管有所不同，但所选取的生活素材和表现角度都是农村经济的破产。因此，这些作品在时代因素和思想内容上存在着某种一致性、联系性、互补性。比如，短篇名作《春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可以看做《香市》景物风俗描写所蕴含的思想社会意义的一个绝妙的“详注”。《春蚕》写于一九三二年，《香市》发表于一九三三年。《春蚕》中有关于茧子“蚕种改良所”云云，两篇的社会背景基本相同，而故事又都是发生在浙江农村的“清明过后”。倘把两篇作品作为“互文”来读，就不难理解在今日“香市”庙会上，为什么看不见农民的真正社会原因。像老通宝一家那样忍饥挨饿，东借西赊、拚死拚活，获得了蚕花丰收却遭致了破产欠债的悲惨结局，他们日日夜夜挣扎在死亡线上，哪里还有闲情逸致来“借佛游春”？即使“祈神赐福”赢得“蚕花二十四分”，岂不酿成更大的悲剧？因此，先看看《春蚕》中关于老通宝一家及“二三十人家的小村落”，为“收蚕”所经历的“大紧张，大决心，大奋斗”和大破产，然后再看《香市》，就可以更加具体、更加明晰、更加深刻地理解“香市”发生的历史变异及深邃的寓意。
此篇当属写景类散文。独具特点的民俗风习，构成了景物描写的地方色调。作者信笔写去，娓娓而述，不加雕饰。无论庙宇、烛山、香烟、杂技，乃至百草梨膏糖的小食及木拜垫上的磕头者，都给人以风物独异的新鲜感受。而笔笔景语又尽是情语，或喜或忧尽在图画之中。此篇文字固然有为村俗乡习------“香市”
做记的美意，但作者更深远的旨趣乃在于表现“香市”的今昔剧变，用以勾画农村衰败贫困的趋向。所以，前半部的胜景喜情的描写虽有佳妙之处，而后半部的凄境忧意的记叙则尤为发人深思。“弦弦掩抑声声思”，这是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一句诗，把它拿来可以概括《香市》后半部艺术描写的特点。关于今日《香市》氛围场景的笔笔描述，无不深含着凄恻之情，尤以结尾处“往常‘香市’的主角-----农民，今天差不多看不见”一句最为沉痛哀切，在这看似寻常平直的话语背后隐藏着农民多少辛酸和不幸？并且溶进了作者对农民命运多少深厚的关注和同情啊！没有直接的抒情，没有生发的议论，全篇集中笔墨描写景物风俗，并且紧紧扣在“香市”“这一个”的历史变异上，而其意、其情、其境在“香市”
历史变异的图景中尽出矣！这与那种即景生情或者情景交融的散文相比，岂不是自成一体，别具一格？
附:原文 《香市》 茅盾
“清明”过后，我们镇上照例有所谓“香市”，首尾大约半个月。赶“香市”的群众，主要是农民。“香市”的地点，在社庙。
从前农村还是
“桃源”的时候，这“香市”就是农村的“狂欢节”。因为从“清明”到“谷雨”
这二十天内，风暖日丽，正是“行乐”的时令，并且又是“蚕忙”的前夜，所以到“香市”来的农民一半是祈神赐福（蚕花二十四分），一半也是预酬蚕节的辛苦劳作。所谓“借佛游春”是也。
于是“香市”中主要的节目无非是“吃”和“玩”。临时的茶棚，戏法场，弄缸弄甏，走绳索，三上吊的武技班，老虎，矮子，提线戏，髦儿戏，西洋镜，
-------将社庙前五六十亩地的大广场挤得满满的。庙里的主人公是百草梨膏糖，花纸，各式各样，泥的纸的金属玩具，灿如繁星的“烛山”，熏得眼睛流泪的檀香烟，木拜垫上成排的磕头者。庙里庙外，人声和锣鼓声，还有孩子们手里的小喇叭，哨子的声音，混合成一片骚音，三里路外也听得见。我幼时所见的“香市”，就是这样热闹的。在这“香市”中，我不但赏鉴了所谓“国技”，我还认识了老虎，豹，猴子，穿山甲。所以“香市”也是儿童们的狂欢节。
“革命”以后，据说为的要“破除迷信”，接连有两年不准举行“香市”。社庙的左屋被“公安分局”借去做了衙门，而庙前广场的一角也筑了篱笆。据说将造公园。社庙的左偏殿上又有什么“蚕种改良所”的招牌。然而从去年起，这“迷信”的香市忽又准许举行了。
于是我又得机会重温儿时的旧梦，我很高兴地同三位堂妹子（她们运气不好，出世以来没有见过像样的热闹的香市，）赶那香市去。天气虽然很好，“市面”却很不好。社庙前虽然比平日多了许多人，但那空气似乎很阴惨。居然有锣鼓的声音。可是那声音单调。庙前的乌龙潭一泓清水依然如昔，可是潭后那座戏台却坍塌了，屋椽子像瘦人的肋骨似的暴露在“光风化日”之下。一切都不像我儿时所见的香市了！
那么姑且到唯一的锣鼓响的地方去看一看罢。我以为这锣鼓响的是什么变把戏的，一定也是瘪三式的玩意了。然而出乎意料，这是“南洋武术班”，上海的《良友画报》六十二期揭载的“卧钉床”的大力士就是其中的一员。那不是无名的“江湖班”。然而他们只售票价十六铜元。看客却也很少，不满二百（我进去的时候，大概只有五六十）。武术班的人们好像有点失望，但仍认真地表演了预告中的五六套：马戏，穿剑门，穿火们，走钢丝，大力士……他们说：“今天第一回，人少，可是把式不敢马虎，-------”
他们三条船上男女老小总共有到三十个！在我看来，这所谓南洋武术班的几套把式比起从前“香市”里的打拳头卖膏药的玩意来，委实是好看得多了。要是放在十多年前，怕不是挤得满场没个空隙儿么？但是今天第一天也只得二百来看客。往常“香市”的主角-------农民，今天差不多看不见。后来我知道，镇上的小商人是重兴这“香市”的主动者；他们想借此吸引游客“振兴”市面，可是他们也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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