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9日在陕西省文学评论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谈三点。

一，面对当下的态度。新时期以来，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批评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批评由相对一致的批评维度和批语话语向着多样维度、多种话语转化，大家看到的最为突出的变化是，由文学——社会学模式或文学——历史——审美维度向着文学——文化学转化，而文化更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几乎是一个无边的概念，无所不包，几乎是一个可以包容天下的概念。过去相对一致的批评队伍/群体也发生了变化、分化乃至价值取向上的对立。比如有的批评家至今仍然坚守着知识分子的启蒙姿态和批判意识，我们陕西，老一辈批评家中，畅广元先生为其典型代表，有的评论家则向着文学——艺术——文化方向拓殖，更多的变为文化学者，萧云儒先生可谓典型代表，有的则向着文艺与权力机构或文艺与商业文化结合的方向进军，淡出或退位于知识分子角色，而以知道分子的面目出场，以知识为资本，独资经营或参股经营，以获取现实的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为目的，这一类人以中青年为多。佛教徒相信来世并为来世忍受现世的苦难，而俗众更愿意享受现世的快乐。彼岸与此岸，永远是人的两个不同的追寻目标，当然，也是人与人的一个分野。人各有志，人以群分。也许，在更为遥远的地平线上，我和你，我们和他们，将殊途同归。我认同以赛亚·伯林的多元价值观和自由选择思想。我的看法是，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另一方面，我也相信，凡是不合理的都将不存在，在未来或遥远的未来，一切都将接受历史的检验和选择。所以，我的认识是，我选择，我也将被选择。基于此，我的态度是，你弄你的，我弄我的。面对权力如此，面对资本如此，面对文化/价值异己也是如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绝对不要求你，你也别想让我屈服于你。

二，关于批评姿态。对于批评，对于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我的看法是，我不赞同批评者当教师爷（这与有没有资格无关），也不赞同一帮一或一帮多地当辅导员（当然我也不反对别人这样），批评家只是选择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对象或文本，自说自话，听者自听，不听者你强迫他也不听。既无要求（强迫）的权力，也无此必要。以陈忠实为例，当年蒙万夫先生对陈忠实比较具体的帮扶性评论对陈忠实的艺术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李泽厚谈美学、哲学的思想对陈忠实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蒙万夫与陈忠实的文学关系之形成，是因为两者互相信任，陈忠实信任蒙万夫的艺术判断力，蒙万夫信任陈忠实接受批评的雅量。此种关系，如同“运斤成风”这个成语的出处《庄子·徐无鬼》中讲的那个故事一样，已成绝响，今已不复存矣。现在的作家，无论大小，都更喜欢批评家给他抬轿子、吹喇叭。谓予不信，请看一看今天所有评论报纸和刊物的版面。阁下倘能见到一篇两篇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文章，那么，这个批评家与被批评作家之关系，或者遥不可及（空间或时间上的），或者紧张，或者很快会紧张起来。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批评者的话只是批评者的观察和发现，他只是说给听者听的，说给不在场（文学小圈子之外）的听者听的，说给未来的听者听的，说给大地和流云听的。要关注全国和世界的文学态势和文化状况，要参与一些全国性的甚至一些世界性的话题讨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是有准备有自己思考的发言，而不是简单地人云亦云。更要紧的是，我们还应该有自己发现的问题，有自己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或领域，从社会板荡和生命体验中获得的学术思想成果更为可贵，这样的发言或研究才可能是有深度的。不同角度、不同方法、不同对象、不同领域包括不同观点的发言和研究集合在一起，才是可供听者与读者纵横比较与自由选择的批评景观，也才能真正起到交流和促进的作用。

三，坐而论道，退而结网。既为同志，批评同道，最为要紧的是，整合各方力量，做一些实事。在座的大都执掌一方，甚至有自己的文化阵地，大家可以协同合作，做一些事情。我们有《小说评论》《延河》，也有《白鹿论丛》和《秦岭》，《白鹿论丛》和《秦岭》也是大家的阵地，欢迎大家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