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中的鸟巢

写作说到底其实是一件个人私事，什么人都可以写。如此说来，官员当然也可以写。古之官员，由于是“学而优则仕”，本身就是文人出身，写作如同写毛笔字一样，顺手即来。但写作这事，关涉颇多，才情，思想，境界，阅历，艺术感觉与艺术功力，等等，却又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写好的。古往今来，写作之人多了去了，可让人记住的作家和作品又有多少呢？杜甫做过工部员外郎，文学史上也称之为“杜工部”，可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工部员外郎”是干吗的呢？苏轼做过低级的地方官，还不是一把手，比如“凤翔府判官”，也做过高级的朝廷大员，什么“翰林学士知制诰”，什么“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可除了个别研究者，又有谁能弄清苏轼到底做了多少官做过什么官呢？可是，杜甫的诗，苏轼的诗、词、文，我们都能背上一些。想起杜甫，苏轼，我们只记住他们是诗人、文人。爱新觉罗·弘历，就是那个被称为“乾隆皇帝”的，号称“十全老人”， 一生著文吟诗，笔墨留于大江南北，其诗作竟达四万二千余首，几与《全唐诗》相埒（清编《全唐诗》，收录诗人二千余人，诗近五万首），可是，乾隆爷这四万余首诗，知道其中一首的人，这世上又有几位呢？说到爱新觉罗·弘历，我们只知道他是皇帝，没有几个人觉得他还是诗人。所以说，凡是让人记住作品的，那是文学家，凡是让人记住官员身份或其他身份的，那只能是文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