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每年一次的发放奖教助学金的时间，也到了基金几个助学主任头痛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发钱、领钱这么简单，这么好的事情，大家高兴还来不及呢、你们发什么愁？

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基金那么简单的要求，很多人就是都做不到。

奖教金即将流于形式。起不到应有的鼓励作用。

助学金多是学校提供的。我们真正了解的只占少数。这可能是我们工作做得不扎实，我责怪那些写的太少的之言片语，那些太过忙碌的学生，让地区的助学主任感觉无助。

有的同学们一封E-mail只是一行字，两行字。一个学期只有一两封信。有的就只是来一封几行字申请信，既不写家庭情况，也报告学习情况。

这都没有关系，我们义工再去几封信和他联系，可是都再也没有了下文。看着这样的情况，你说我们的助学主任是不是很着急。

最近我回到香港静一静，也和一些慈善组织交换一下情况，每当谈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有同感。

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我们的要求太过分? 是不是我们不给人家留有私隐?（其实我们网上的学生日记几乎全部用的都是假名。）

其实我们只是要求申请助学金的同学要和我们有些沟通，让我们知道你们的需要，你们的困难，你们的一些想法。大家互通才可以分享，给予帮助。

昨天我突然接到一个远在东北朋友的电话投诉，他说；“你们的学校怎么可以一下子就找不到人了呢，校长答应好好的事情，正在进行的事情怎么能够这样子突然间的停顿下来呢？他们这种意识不改正，根本脱不了贫”

我和他说；你不要急吗，他们已经进步了好多了，学校好容易放假，老师校长也要透透气吗？事情慢慢来，不要急。他说；我也被同化了。

是这样，朋友说我说的对；我已经改变了很多。

我也经常的在质疑自己。

困惑和思索。

昨天偶尔在clud看到了这篇文章，更坚定了我的信念；想和我的同仁分享。

我们没有错， 我们是对的。

“培幼会”几十年的经验，众多的杰出人士的成长故事告诉了我，我们的要求的不过分，我们要更加严格的坚持基金的助学标准和信念。

年轻人要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成长，要有社会责任，　要有感恩的情怀。我们义工就是捐助人与受助人的桥梁，是慈善教育与责任的执行者。

下面请看看我转载香港SPLOWS杂志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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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先要寻根，国际计划因此开展了名为《五十年，忘不了》的寻人行动，呼吁当年与《培幼会》有关的人士，包括职员在内，一起现身分享他们的故事。

    詹文利先生说：“1960年代是香港历史上独特的一章。国际计划重返香港让所有香港人重温这段容易被人遗忘的历史。香港人以拥有建议不屈的精神见称，经过多年奋斗，当年很多的新移民现在肯定在香港或世界其他地方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们很希望听听他们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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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助人名字：张坚庭

　　　１９６５年，我跟妈妈和姐姐从宁夏来到香港，与３５人挤在油麻地一个９００尺的公寓。有一天妈妈着我站在官涌街市菜档之间拍照，之后我就多了一对谊父母。

　　　每个月，他们逼我写中文信，让姑娘翻译成英文，寄予谊父母。我会写的感人一点，嘻嘻，希望多点零用钱，有幻想富裕的谊父母有一天会把我接走。

　　　１０岁那年，我患了沙眼，医生说可能会失明，我怎么知道揉眼睛会盲呢？谊父母资助我接受手术，才得痊愈。母亲又惊恐症，他要见到医生才觉得舒服，常常突然要去急症室，我半夜多半在那里度过，遇上人家下班时，我便要急招培幼会提供的家庭医生回诊所。

　　　暑假，培幼会安排我们到将军澳宿营，度假的费用也是来自谊父母，他们不是送礼物给我，象文具、球鞋和毛毯。

　　　回想小时，我一年级逃学、四年级留级、六年级到百货公司偷窃、中一开始在报档偷公仔书、中二学抽烟（抽了几天就扔掉），知道升上中三，搬上公屋，培幼会不再资助我了，那年开始替别人补习挣学费，才明白每月额外供养一个陌生小孩，不是轻松的负担。第一次，我的人生设立了目标，孤寂时想起远方素未谋面的谊父母的问候，顿觉人间有情。

二十年来，我一直在找我的谊父母，希望能亲身说一声多谢。

张坚庭，香港著名导演、演员和编剧，在国际培幼会的帮助下，

或得加拿大Great　Lakes Fabricating公司，一直到他十五岁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