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他的日子都是为贫苦、操劳和忙碌准备的。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一年了，我也从为人子到做父亲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里，我才逐渐领会父亲的爱。

关于父亲，最早的记忆，是那时候母亲常和我唠叨的两句话：“你们弟兄五个，姊妹七个，你爹就只抱过你自己。”还有一句是：“你很小的时候，你父亲给供销社里拉地排子车（运送货物）。拉糖，一定要给你弄块吃；拉蜜，一定要想办法给你一口喝；就是拉盐粒子，他也得给你弄个大的让你漱啦一下子。你爹就是疼了你自己了。”然而，这些事在我来说一点儿印象也没有。现在母亲也已经离世九年了，再也没有人和我唠唠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了。

我不记事的时候父亲对我有多好，我没有留下印象；但我记事以后，父亲的很多不好却使我对他很有看法，更重要的是他经常酒后和母亲闹别扭甚至对母亲动手而有点恨他。

我小的时候，家里穷而且多事。父亲是好几代单传，家里有大事难事又没个亲的近的商量商量，急需钱物的时候也没有亲的近的帮衬帮衬，所有的事情都是父亲一个人扛着，但他从不叫苦叫累。他既要管饱一家老小的肚子——这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已经是个很重的担子，更要为四个接二连三的到了婚育年龄的哥哥们的亲事操劳——作为父亲，他要给每个儿子盖上房子，娶上媳妇——这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义务。父亲是一个憨厚勤奋的农民，他从未想过推脱或逃避，他总是不停地想办法省钱、攒钱、借钱（我觉得父亲很喜欢听收音机里播出的评书《骆驼祥子》，其实他何尝又不是一个现实版的骆驼祥子），除了一天到晚地在地里刨cha，哪里有什么办法和地方去挣钱呢（那时候国家政策也不允许呀）？一天的忙碌劳累下来，父亲只能喝点酒来打发身体的劳累和心里的焦急——老大要分家，出去盖房子家里得给他出木料，出工钱；老二媳妇那边的媒人又来催了，日子都订好了，彩礼折了六百；老三女方那边说了，结婚必须得要靠街的房子；老四正在谈，说先要一辆大金鹿的自行车……父亲的苦恼、烦闷和无奈就像火山熔岩一样在心里憋着，在肚子里奔突。有时候喝了酒控制不住，就要摔盘子打碗，冲母亲发火。有很多次我放学回家后，都是看着母亲哭着收拾摔碎的碗碟，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到了我上高中的时候。每一次看到这种情形，我都有一种要和父亲理论一番的冲动，但是每一次我都放弃了。母亲固然挺难，父亲他也不易呀。现在想起来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觉得很有道理，父亲爱孩子的最好方式，就是爱他的妈妈。

我七岁那年的年底，父亲的把兄弟，老木匠“有子”大爷来我家喝酒。这人五天一个水寨集，集集不落地来我家喝酒吃饭，可是像铁公鸡一样，总是一毛不拔——我就没见过他买着东西来过一次。父亲出去买菜了，我想着不能每次都让这人白吃白喝，总得找个借口让他出点血吧，就和他商量说，“大爷，快过年了，你给我五毛钱我去买挂鞭炮放放吧。”我也忘了他是用什么借口搪塞我的了，总之是没给我。但是他走了之后，父亲把我叫到跟前，狠狠地训了我一顿——怎么能随便跟人家要东西呢？虽然那一年父亲给我买的鞭炮比往年多，但是我在心里很瞧不起他，甚至也瞧不起父亲——这是交了些什么朋友呢？从那以后好几年，过了年我不上他家里去看他。

父亲留给我的记忆，当然更多的是慈爱。

我应该还没上学的时候，家里有大事了，或者父亲的朋友来了，总要买点酒肴来招待客人。闻着荷叶或草纸包里散出的肉香，在那个肉食极度贫乏的年代，我怎么能经得住那样的诱惑，也早就忘了父亲“别讨人嫌，得有规矩”的教导。装着找东西的样子，眼睛盯着桌子上的肉，故意到屋里转一圈。父亲就常常要夹起一大块肉，放到我的嘴里，“别过来讨人嫌，得有点儿规矩！”然后郑重其事地说。我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含着那肉就往外跑，像叼着奶酪的乌鸦一样骄傲，我要到哥哥们跟前去炫耀一下子的。这样的事情当然只有我自己“敢做”，哥哥们在这个时候是不敢到父亲跟前去的。父亲一边喊着“过门槛小心点”，一边坐在椅子上看着我笑。

我上一年级的时候（1977年），写完作业就把语文课本放到院子里的小桌子上出去玩了。回来后发现家里养的老母猪，领着小猪们拱开圈门，把我的语文书撕烂了。我哭呀，我怎么去上学呀？我拿棍子打老母猪，父亲怎么哄我都不管用。后来他到新华书店去问了好几次，可那时候根本没有卖课本的。后来父亲买了一张白纸，裁的和书本一样大小，拿线缝在课本后面；又让我从邻居家借了语文书来，让我一页一页地抄上。我终于又有了语文书了，还养成了一个认真抄书的好习惯。

有一年，我们都在场院里玩。田华子不知道怎么钻到牲口棚里去了，被一匹高头大马踢了一脚，眼眶和大半个额头上血呼漓啦，田华子哇哇的哭，在场的人都惊呆了。父亲抱着田华子就往医院跑，后面田华子的爹和其他邻居空着手在后面跟着跑，也没有一个人能追上他。

我上高一的时候（1985年），父亲得了脑血栓。我觉得即便自己将来考上了大学，家里也拿不出钱来供我，不如回家养点蘑菇呀鸡呀兔子呀猪呀什么的——做个养殖专业户也许是条很不错的出路。我节衣缩食的省出伙食费来，买了很多养殖方面的书，然后卷起被褥就回了家。很多人劝我，替我惋惜——我可是我们班中考的第二名呀。但是谁的话我都不听，我觉得自己认准了的路无论多么困难都得走下去。那一次父亲真的生了气，他像一头暴怒的狮子，赶着我“滚”，并且一巴掌把我从大门里扇了出去，我的腮上火辣辣的，倒退着出去五六米还站不稳，一屁股蹲在地上。“你小安子叔家五个闺女，都上了高中；你们弟兄五个，不管家里多困难，都让你们上学了，不成器的也就罢了，你考上啥（学校）了就得把啥念完。你拿不了高中毕业证来，就别进这个家门。我丢不起这个人！”这是父亲第一次打我，也是他给我上的最重要的一堂人生课：人不能自己想咋着就咋着，还得承担起为一个家庭增光添彩的任务——在父亲的思想里，这么多孩子都念书，连个高中生都没有，实在是件太让人瞧不起的事。也正是父亲这一巴掌，把我打回了学校，打进了济南大学的教室，直到成了今天端着“铁饭碗”的“教书先生。”

到我参加工作的时候（1990年9月），父亲的病已经复发了好几次。这种病每复发一次，都要加重一次。父亲的右手已经完全抬不起来了，说话也不清楚，很多话只有母亲一个人听得懂；但他越来越执拗，不但不大吃药，还要天天喝酒，家里人怎么劝也没有用，就只好限制着让他尽量少喝点。我回家的时候，就从高官寨那里买只老寇扒鸡（当地的名吃，那时候五六块钱一只），捎瓶酒回来，陪着他喝点。母亲说：“吃完了，一霎霎给你爹铰铰胡子，铰铰手指甲，洗洗脚，铰铰脚趾甲。”我借机说，“那咱先少喝点，一会儿我还有事呢！都给你留着，以后慢慢喝！”父亲抬起脸来看看我，“哦哦”的答应着。我订了婚以后，领着对象回家，他正在喝酒，她过去给他收拾了，“别喝了，对身体不好。”他却不生气也不发脾气了，只是“哦哦”的答应着。

1992年12月21日，阴历11月28，我结婚还差一个月就一年了，62岁的父亲终于不再喝酒，他停止了自己操劳疲惫的一生——他早就该歇歇了。

前两天，我岳父（83岁，和我父亲同岁，父亲的搭档，曾经父亲是生产队长，岳父是会计）住院，我去陪床，又说起我父亲来：“你爹年轻的时候，身高体壮，细腰乍背，一米八多的个头，就说吃饭吧，一顿能吃一担杖（扁担）窝头（把窝头一个个的摆在扁担上）。十里八村哪里有这么大饭量（壮）的人？在场院里碾场，青石的大碌碡，大家喝声彩，一弯腰就举起来。大伙一块上埠村（离我们家90来里地）推炭的，别人推六百斤，到城北山那个崖头上得一个推的一个拉的，他自己推八百斤，一个人一气就拱上来了。喝酒也是好样的，酒量大呀，60度的白酒，嘴对嘴咕噜咕噜一瓶子就下去了，啥事也没有。就是一辈子不得闲，忙啊，累呀，铁打的汉子也架不住呀！心情不好的时候，一喝就醉了，有一次在九队里老夯家，我亲自眼见的，二两酒不到，他就醉得不省人事了。”说到这里岳父顿了顿，“嗯，不过他吃亏（身体毁坏）也就吃在这个酒上，尤其是后来，酒对他的身体伤害太大了。”

其实，伤害父亲的又何止是酒呢？贫困，操心，劳累，儿子们一个接一个的要盖房子、成家，尤其是成家以后繁琐的家务事，都像走马灯一样催促着他，不给他一点喘息的机会；都沉重得像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前几年，逢年过节，父亲的生日忌日，我都常常要梦到父亲；最近几年做梦也很少见到他了，但我却更想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