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用系统科学的方法，从宏观视角分析和探寻支撑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延绵发展的社会结构的学术专著，作者是有理科背景的文化历史学者。之前没看过这样的“历史”书，也许因为我也是理科生吧，书中的方法、观点和结论于我虽然新颖，却很容易理解和接受。摘录一些，以作储备。

    对社会机构而言，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子系统都在发展变化当中，长期的变迁必然会导致它们之间的不适应，从而出现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和危机。此时，必然要求社会变革甚至以革命的形式来调整社会结构。调整可能由两种可能：一是旧结构瓦解，失去恢复能力，在原有社会机构中形成一个性的相互适应和调节的新结构，代替旧结构，社会演化到新的型态。二是旧结构崩溃，但同时也消除了各子系统中互不适应的因素，同时也压抑和消除了尚未成熟的新机构的萌芽，大系统又回到原有的适应状态。后者，恰恰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情况，通过周期性震荡的调节机制，消除了引发旧结构崩溃的无组织力量，旧王朝覆灭新王朝诞生，但社会结构不变，三个子系统恢复相互适应，从而实现了社会结构的超稳定。

    二、儒家国家学说与一体化结构
     农民是和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小生产者。农民不能成为封建大国的组织力量，只有农民、农奴、地主、商人、贵族和皇室所组成的社会一般是封建小国，秦汉帝国壹仟的中国封建社会会就曾出现过这种分裂割据的型态。但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土地可以买买了，政治结构中出现了郡县行政管理制度，并逐步形成了“士”这样一个阶层。“士”是一个不强调身份等级、以受教育服务社会为主要特色的知识分子阶层，是秦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官僚机构成员的最主要走来源。
    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士，通常称为儒生，占人口比例并不大，但他们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超越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而处在全国范围的广泛流动和交往之中，组织能力也相当强。秦统一以后，中国有了统一的文字，有了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有了完善的驿站和邮传制度，为国家跨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提供了畅达的通道，而执行这种联系功能，组成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就是儒生阶层。
   中国封建社会利用儒生来组织官僚机构和基层社会，实现统一的独特历史现象，我们称之为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一体化。一体化意味着意识形态结构的组织力量和政治结构的组织力量耦合起来，让意识形态为政治结构提供权威等组织要素，从而形成一种超级组织力量。国家利用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的儒生来建立官僚机构，执行管理国家的功能，并且，以一定的方式遴选并源源不断地把儒生输送到官僚机构中，使国家观原无论在职位上还是在地区上都处在流动之中，防止了官僚演化为贵族，保持了官僚机器的运转、也防止了分裂割据的倾向。
    这种组织方式很符合大系统的分层次调节的组织原则。在儒家国家学说的指导下，各级官员都要受到“忠君保民”信条的约束，分处各级机构，但执行统一的中央号令，同时在执行过程中又不需事事请示，而往往是按照统一的国家学说来处理大量的日常事务，“强干弱枝，大本小末”。
    但官员的数量毕竟有限，一体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凭借大量官僚体系之外、但认同这种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来实现对县以下基层社会的乡村自治。取得功名的文人，享有国家赋予的特权（往往是免役权），成为结合官与民的中间阶层，他们也是自觉遵守儒家规范的知识分子，因此能和官僚机构实现有机协调。缙绅自治组织基本上是从属于官僚机构的，“不仅是国家，连社会会本身也是官僚化的”，而实现这一点的，正是靠“官于朝，绅于乡”的儒生。
    士阶层、儒家学说、郡县制这几点在春秋战国时代就逐步形成了，但直到秦汉才最终建立起来。两次重要的最高级会议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次是秦始皇颁布实施郡县制，一次是汉武帝问道、董仲舒提出了“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成为正统思想。
    世界历史上，封建大国不能维持长久的主要原因就是分封制导致的农民对领主依附关系的加强并强化了军事割据的贵族化趋势。汉初高祖也大封天下，一度引发七国之乱，至文帝削藩、景帝击败七王叛乱，加强郡县制遏制割据，到汉武帝夺去了106个贵族爵位，并实行独尊儒术，一体化得到了巩固。同时，一体化的加强，通过官僚机构括户括民，向地主豪强争夺生产者，地主和农名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不断减弱中。在抑制军事割据方面，一体化结构下的带兵者都是被皇帝和中央政府控制的武官，他们往往只有军队的管理权，而指挥权和统帅权则掌握在皇帝手中。

    
     图. 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结构的对比

    欧洲的封建社会为什么是领主分裂规矩的状态？欧洲社会不是在存在着统一信仰的知识分子阶层- 教士吗？首先基督教的教士实际上无异于贵族，他们中很多人本身就是领主。另外，基督教虽然是统一信仰，但它着眼于人的赎罪和被拯救，它的国家学说相当薄弱的。
   
     一体化最大的魔力在于“家国同构”。在中文里，国家包含着国和家，它是地域、民族和家庭组织的总和。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在儒家的国家学说中，把宗法家庭和封建国家高度地协调起来了。这在世界历史中是独特的例外。从社会组织的一般规律而言，宗法家族是由血缘关系的人组织在一起，具有强烈的自闭性，与组织广大地域的国家是相对立的，罗马帝国的建立、伊斯兰教统一阿拉伯，都是以瓦解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为前提的。但在中国，封建大国建立以后，随着一体化的不断完善，宗法制度不但没有减弱，反而不断强化，这一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一体化是利用儒家意识形态认同来组织国家的。孔子学说中“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它是联系宗法组织和国家组织的桥梁。在宗法组织中，儒家强调对家长的“孝”，认为它是“为仁至本”；进一步把这种道德要素推广到社会组织中，就是臣民对君的“忠”，以及君的“仁政”。“仁”又要合乎“礼”。这样，宗法关系就不仅是维系血缘集团的组织力量，而且不再是自闭的了，它被推广成为社会组织的原则。不仅皇帝被视为“父”，官僚也被称作“父母官”。家国同构，是一种观念力量，一旦用儒家学说来组织社会，再由儒生来实行国家管理，观念的力量就转化为组织的力量了。

  在董仲舒那里，儒家家国学说披上了“天命”的色彩。“君臣父子夫妻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而“王道三纲可求于天”，这就进一步消除了家庭家族可能与国家社会组织之间的不协调，于是“子孝妇从父慈”伦理观念建立的家庭关系，正是“民顺臣忠君仁”的缩影，家庭成为国家的基本单元，是国家的一个同构体。同构效应对中国封建制度的长期延续起到十分中重要的作用。

   
    图. 家族结构与国家结构的同构

    一体化结构要求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都必须保持在相互适应的平衡状态，其中任何一个偏离适应态都会造成整个社会的瓦解，也就是说中国封建社会缺乏弹性，或者说是一种脆性较大的结构。比如，足够数量的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的存在，是供养官僚机构及乡绅县以下自治的物质条件，一旦经济结构过分偏离了这种状态，自耕农大量沦为佃农甚至流民，维持大国所必须的税负便落到啥书劳动者头上，使得农民可能不得不为了生存而造反，官僚机构也随之瓦解，后果将是崩溃性的；在比如，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封建官员的流动性很大，必然需要跨地区的商业活动，同时，商业流通对领主经济也是一种瓦解力量，可以起到一定的遏制贵族化趋势的作用，但是商品经济过于发达又会危及地主经济结构，造成小农经济的衰落，所以，封建大国总是试图使经济结构保持在商业比较发达又不至于破坏地主经济结构的脆弱的平衡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