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本书是伊格尔顿向英国普通读者系统介绍和评论西方世纪文学理论的一本专著。作者将起自俄国形式主义的纷繁复杂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革命梳理出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现象学、诠释学到接受美学以及精神分析理论三条主要的发展脉络，对其产生和流变、问题和局限进行了深入分析。

特雷·伊格尔顿，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批评家，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教授，著有《新左翼教会》、《莎士比亚与社会》、《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等。伍晓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硕士、(1986)、英国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ofsusser)博士(1996)，现任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UnivertyofCanterbury)语言暨文化研究学院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传统及比较哲学。中文近著有《吾道一以贯之：重读孔子》、《有(与)存在：通过“存在”而重读中国传统之“形而上”者》，译著则包括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及马丁·华莱士的《当代叙事学》等。

目录

中译本新版译者前言

第二版序

序

导言：文学是什么？

1 英国文学的兴起

2 现象学、诠释学、接受理论

3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4 后结构主义

5 精神分析

结论：政治批评

后记

参考书目

索引

中外人名对照表

中译本初版译后记

读书笔记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既是一种建构，也是一种解构：全书梳理了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同时也解构了其中那些看起来似乎坚不可摧的理论神话。然而“破”是为了“立”，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敌视理论通常意味着对他人理论的反对和对自己理论的健忘。”他提倡一种融会贯通的批评模式，而这种批评的对象最终落脚在更宏观的“话语”而非所谓“文学”之上。 

导言：文学是什么？ 

文学是什么？这似乎是讨论文学理论之前必须先回答的问题。有人将文学定义为虚构意义上的“想象性”写作，但是这一区分却已被历史证明是无力的。随后，伊格尔顿将我们带入了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的定义：文学是一种写作方式，它代表着一种“对普通语言所施加的有组织的暴力”。然而以一种“偏离”或“暴力”来定义文学，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即我们很难界定什么是“普通语言”，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形式主义的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们拈出了“文学性”这一概念。“文学性”是由一种话语与另一种话语之间的种种差异性关系所产生的一种功能。这样，对文学的定义就转移到了对“文学性”的定义之上。文学性在于其陌生化的效果，或者说“疏离性”的效果。但是，“疏离性”却在具体到个人生活体验的时候变得含混起来。这是形式主义学说不可克服的矛盾。 

关于文学的另一种看法是：文学是一种自我指涉的语言。由这一定义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不可能给文学下一个“客观的”定义，问题转化为人们如何去阅读的问题。不过，用人们拿来评判作品的“好”与“坏”来界定文学却并不妥当，因为这其中涉及到了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是在历史、社会中不断变化着的。因此，我们最终来到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把文学看做一个“客观的“、描述性的范畴是不行的，那么把文学说成只是人们随心所欲地想要成为文学的东西也是不行的。实际上，作者想说的是，根本没有一个叫做“文学”的东西。 

我认为，这一部分伊格尔顿写得很精彩，里面充满了种种观点的不断交锋，假如用柏拉图的对话体来写，一定更有意思。提问者可以叫做“Mr. Wile（what is literature）”， 而那位循循善诱的回答者是Mr. E。不过我倒认为伊格尔顿对马克思关于希腊文化的追问表现出了一种过于悲观的相对主义。 

1. 英国文学的兴起 

在18世纪的英国，文学意味着社会中被赋予价值的全部作品，其中包含了诗、哲学、历史、随笔和书信。使得一部作品成为文学的并非其虚构性，而是意识形态。“文学”一词的现代意义直到19世纪才真正出现。首先发生的情况是文学范畴被缩小到“创造性”或“想象性”作品之上。到了浪漫主义时代，文学实际上变成“想象性”的同义词。随后，在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语境下，浪漫主义文学具有了深刻的社会、政治和哲学含义。现代美学也在这一时期兴起。 

19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研究出现增长态势，这与宗教的衰落有着紧密联系。当宗教融合社会的安抚力量衰落之际，英国文学被构建为一个可以培养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学科。阿诺德、詹姆斯、以及利维斯是这一活动的关键人物。战后，英国文学因其民族性而得到正统的学院派的关注，而最早的英国文学研究者是由“孤陋寡闻的小资产阶级的后裔们”形成的。他们把英国文学变成了一门严肃的学科，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日。他们的学术阵地是一份名为《细察》的批评杂志，它“坚忍不拔地专注于英国文学研究的道德重要性以及英国文学研究与整个社会生活的质量的相关性”（p30）。然而，尽管英国文学研究呈现出严肃的社会关切，它仍旧是一种知识分子内部的知识传承，并没有成为改变社会的动力。作者评价他们信奉着一种“理想主义/唯心主义的‘解决方法’”（p33）。因此，说到底，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研究仍然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它终究无力承担起改变社会意识形态的重任，它所宣扬的价值也变成不了普世价值。 

在1915年艾略特来到英国之后，英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的重新定位成为对英国历史一种全面的政治解读的象征。艾略特主张诗不应该吸引读者的心智，因为他感到中产阶级自由理性主义的语言已经枯竭。这一时期意象主义运动的兴起也同时宣告了语言与个人情感的分离。本章的最后篇幅献给了新批评这一流派。其代表人物有艾略特、利维斯、理查兹等等。这一学派的突出特点，是将文本与理性话语和社会语境分开，不过，作者提出，新批评本来是作为技术专制主义社会的人文主义补充或替代物提出的，却在它的方法中重复了技术专制主义。而后期恩普森的出现，则开始对这一套操作方法进行了反思。 

2. 现象学、诠释学、接受理论 

一战动摇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所依赖的种种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价值标准，胡塞尔德现象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在现象学看来，思想行为与思想对象是内在联系、相互依存的。通过现象学的还原、类型的抽象，我们揭示意识本身的结构，并且在这同一活动中揭示一切现象本身。现象学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保证了一个可知的世界，另一方面，它确立了人类主体的中心地位。将现象学方法运用于文学批评，有着如下几个特点：文学作品中的实际历史语境、它的作者、创作条件被置之不顾；相反，现象学批评的目标在于对文本进行全然“内在”的阅读。这种批评模式强调要去把握“作者体验他的世界的方式”，以及作为主体的他与作为对象的世界之间的种种现象学关系。对于现象学批评来说，一部文学作品的语言不过是其种种内在意义的表达。这种看法暗含着“意义先于语言”这一观点，而这与20世纪语言学的主流观点——“意义产生于语言”是背道而驰的。 

相对于胡塞尔的“本质主义”，海德格尔的学说是一种“存在主义”。海德格尔对于语言的看法也与胡塞尔不同。在他看来，语言是人生在其中活动的层面，是语言首先把世界带入存在。海德格尔的哲学是对西方自苏格拉底之后出现的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哲学思想的一种反拨。作者在这里评价道：“这一哲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坚持理论知识始终是在一个实际社会利害关系的语境中出现的。（p62）”海德格尔学说下的文学批评则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我们必须向作品被动地开放自己，使自己屈从于文本那神秘的不可穷尽的存在，让自己接受它的询问。 

美国诠释学家赫希受胡塞尔现象学的启发，提出了作品的“会解”与“意义”问题。在他看来，会解在历史中变化，意义却经久不变，作者放进种种意义，读者决定种种会解。这种对作者意义的捍卫具有某种权威主义的意味。他之所以这样看待作品，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如同胡塞尔一样，不承认意义是语言的产物，而含混正是后者的一大特点。因此，截然区分“文本所意味的”与“文本对我所意味的”是不可能的（p68）。 

相较之下，海德格尔的后继者伽达默尔在对待意义这个问题上要比赫希显得不那么“权威主义”。在伽达默尔那里，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从未被其作者的意图所穷尽，新的意义可以在新环境下诞生，而作者和他同时代的人可能从未预料到。这种不稳定性被伽达默尔解释为作品自身的特性之一。然而伽达默尔的学说也并非完美无缺。作者批评了他在考虑传统这一问题时的自负和狭隘。除此之外，其偏颇之处还在于它无法面对意识形态的问题，以及对文学作品是一个有机统一体的错误假定。

诠释学后来发展出“接受美学”这一学派。它考察读者在文学中的作用，在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把读者置于与作者同等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人物有伊赛尔、茵加登、巴尔特、萨特、姚斯、菲什等。伊赛尔强调“代码”在阅读过程中的重要性，因而他认为最有效的文学作品是迫使读者对于自己习以为常的种种代码和种种期待产生一种崭新的批判意识的作品。从这个角度上讲，阅读作品就是在阅读自己。但是伊赛尔却偏执地认为读者必须建构作品，使它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这在面对意义含混的现代主义小说时是如此无力。与伊赛尔相比，巴尔特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作者评价道，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忽视了读者在历史之中的位置。姚斯在接受美学学派中显得较为开明，他力图把一部文学作品置于历史视野当中，并探索作品本身的历史视野与它的种种历史读者的视野之间的转换关系，这样，便能写就一部关于“接受”的文学史。萨特提出接受是作品自身的一个构成层面。而对于菲什来说，阅读不是一个去发现作品的意义问题，而是一个去体验作品对你做了什么的过程。真正的作者是读者（p83）。因此，批评的对象就转移到了读者的经验结构上来。不过这又落入了与伊赛尔正好相反的客观主义。 

通过对现象学、诠释学、接受理论的回顾，作者最终来到这样一个结论：根本没有纯粹的“文学”反应，所有这样的反应……都与我们是哪种社会的和历史的个人深深交织在一起。

俄国形式主义只注重语言形式，认为文学性就在于对日常语言的偏离。但是，如果只从形式上理解文学作品，那意义该怎么定义？阐释学说里，意义产生于对作者意图的不断解读和理解，而且这是一个不断循环，永无休止的过程，那么阐释者只能无限接近文本的意义，那语言的形式又在这个过程中起什么作用？

3、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本章以结构主义的经典批评家弗莱开篇。弗莱认识到了新批评注重孤立文本、忽视文学结构的局限性，因而试图以一种更加客观的系统来界定文学与文学批评。在他看来，一切文学作品都根据种种模式、原型、神话以及文类组织起来，并且可被归结为四种范畴：叙事范畴，喜剧的、传奇的、悲剧的和反讽的。弗莱在这一基础上将文学视为文本之间的封闭性生态循环。而严格意义上的结构主义包括了在弗莱那里所找不到的一个明确原则：相信任何系统的种种个别单位之具有意义仅仅是由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像形式主义一样，结构主义在文学批评方面，用括号括起了小说的实际内容，而完全集中于它的形式。结构主义是分析性的而非评价的，它对人们的常识进行了有意识的冒犯。这种分析方法产生的背景是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建立。 

俄国学者雅各布森连接起了形式主义与现代结构主义。他认为，诗性主要存在于被置于与其自身的某种自觉关系之中的语境之内。语言的诗性活动是提高符号的具体可触性，让人去注意符号的种种物质特性，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交流的筹码使用。雅各布森很重视隐含在索绪尔理论中的有关隐喻性和换喻性之间的区别，并将其发展为对文学的定义：“诗性活动乃是将对等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合并轴上。”捷克结构主义者比形式主义者走得更远，他们坚持作品的结构统一性。 

与“结构主义”这样一种研究方法相比，“符号学”则指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即通常会被看做符号的种种系统的那个领域。符号学的美国创立者皮尔士区别了三种基本符号：有图像的符号、索引的符号、以及象征的符号。在符号学的研究当中，劳特曼较有代表性。他把诗文视为一个分层的系统，意义在这个系统中仅语境性的存在着，为一组组的相似和对立所支配。差异和类同是相对而言的，只有在相互关系中才能被感觉到。因此，对劳特曼来说，诗歌是最复杂的话语形式，值得一再回顾。与雅各布森等语言学家所不同的是，劳特曼并不认为诗或文学可以依据它们的种种内在语言特性来定义。文本的意义与社会语境以及读者有着密切关系。结构主义改变了诗的研究，因而也使得叙事研究革命化了，它创造了一门新的文学科学，即叙事学。现代结构主义的叙事分析始于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研究。他认为，在研究一个神话时，我们主要不是在注意它的叙事内容，而是在注意结构着这些叙事内容的普遍精神活动。 

结构主义代表着对文学毫不留情的非神秘化。它对于人类意义的“被建构性”的强调代表了一种重大的进步，即意义既不是私人经验，也不是神所命令发生的事件，它是一些共享的表意系统的产物。这就强调了意义的社会和历史性。然而结构主义忽视了语言所牵涉的人类主体和他们的种种意向，这是它的一个理论缺陷所在。索绪尔语言学最重要的批评者之一是巴赫金。他既强烈地反对索绪尔的客观主义的语言学，也批评那些想代替它的主观主义的语言学，他重视的是语言的“相对自主性”：语言既不应该被视为“表现”和“反映“，也不应被视为抽象系统，而应被视为一种物质生产手段。藉此，符号的物质实体通过社会冲突和对话的过程而转变成意义。巴赫金的语言理论为一个有关意识本身的唯物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 

4. 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建立在对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质问之上。后结构主义认为，语言之中的能指层和所指层之间并不存在着和谐的一一对应，意义并非直接存在于一个符号之内，而是飘忽不定的。这样，语言就远离了结构主义者所假定的那种稳定性。对于解构主义，作者伊格尔顿做了如下评价：“解构批评抓住了这样一个要害，即经典结构主义愿意用以进行工作的二元对立代表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一种典型的认识方式。”（p131）在文学批评方面，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意味着从视诗或小说为种种确定的意义的封闭实体，转向视他们为不可还原的多元体。罗兰巴特对巴尔扎克小说《撒拉辛》的符号学分析便是一例。他认为，与其说文本是一个结构，不如说他是一个开放的“结构”过程，而进行这一结构工作的正是批评。后结构主义的批评模式也在这种观点下明朗起来：“批评”与“创作”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分，两种模式都被纳入了写作本身。后结构主义的产生于其时代的政治有着紧密联系。而德里达更是把解构当做了一种政治实践，以用来摧毁特定思想体系及其背后的那一整个由种种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形成的系统借以维持自己实力的逻辑。后结构主义与政治批评和女权运动的联系影响深远。 

5. 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是一项医疗业务，也是有关人类心灵的一种理论。精神分析的文学批评可以被大致分为四种：注意作品的作者、内容、形式构造、或作品的读者。大部分精神批评是前两种。精神分析指导下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去揭露“潜文本”的情况，它就文学作品实际上是怎样形成的而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并且揭示有关这一形成过程的意义的某些东西。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从心理角度对人的意识构成、性格形成以及确立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力比多的升华不直接以社会所反对的形式来表现，而成为推动崇高目的的动力。所表现的行为既有益于社会，也使自己无意识的欲望得到满足。俄狄浦斯情结是我们作为主体得以产生和构成的关键。作者认为，弗洛伊的理论有如下几个缺陷：其假说难以确认、对男女两个性别的高低之见、以及它贴标签式的分析方法。不过，作者并不同意弗洛依德是一位“泛性论者”,也不认为他是在用“一己的”心理原因和解释来代替种种社会和历史原因。这是伊格尔顿的独到之处。 

拉康力图用结构主义的和后结构主义的关于话语的理论来重新解释弗洛伊德。他认为，婴儿在最初阶段，并未意识到自己与外界的区分，与母亲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这是“想象的”阶段，随后，婴儿在“镜子阶段”虚构出一种统一自我感，然而这种感觉随着父亲的出现被打破，俄狄浦斯情结的克服标志着主体的形成与象征秩序的建立，文化便形成了。拉康从语言角度重新阐释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使我们探索到无意识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即无意识不在我们之内，而在我们之外。阿尔都塞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隐含支持下，试图阐明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活动方式。他认为，意识形态就是我在其中经历着我与社会之关系的那个媒介，即种种符号和种种社会实践这样一个领域，这些东西把我与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并且给予我一种统一的目的感和身份感。 

在梳理过精神分析学派的种种流变之后，作者总结道：如果弗洛伊德主义是一门科学，一门关系着如何对种种心理力量进行非个人性的分析的科学，那它乃是一门致力于使人类从阻挫他们的满足于健康存在的东西中解放出来的科学。它研究的是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幸福问题。 

结论：政治批评 

作者在本章中强调：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文学理论有意无意地帮助维护和加强了政治制度。与此相对应的是，高等教育机构的各个文学系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的组成部分。文学批评根据某些制度化了的文学标准来挑选、加工、修正和改写文本。不过这些标准都是变化着的。文学—文学制度与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利益有着紧密的对应关系。既然没有本质上的“文学”其物，“文学理论”也无所谓统一性和同一性，作者因此认为更有研究意义的是把“话语实践”当做研究对象。而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借鉴修辞学。假如有一个彻底的批评家，他将把研究什么完全取决于他的意图，以及置身于何种情况之中；他对种种理论也持有开放的心态，随时准备将前人智慧为己所用。基于对文化的关切，作者也建议高等院校加强对有关文化分析的种种不同理论和方法的教育。当然，更大范围上的文化研究正在向未来的研究者发出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