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1980年代（第三阶段）被告的隐瞒行为

（1）731部队真相急速暴露

进入1980年代以后，731部队的残酷真相更快地暴露出来。

首先，约翰·帕威尔在美国的公文记录中发现了占领期间GHQ的资料，并且将其公开（甲52），使731部队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以及日本的隐瞒行为浮出水面（甲29·12页，甲48之1·2）。1981年。森村诚一又在《恶魔的饱餐》（甲30至32）一书中将731部队的真相向世人揭露。1981年，常石敬一发表《消失的细菌战部队》（甲25），731部队从事人体实验的事实完全暴露出来。

（2）昭和57年国会答辩上的隐瞒

昭和57年4月6日，众议院内阁委员会对731部队问题提出了相关质疑。神利夫议员要求日本政府对731部队问题作全面调查。被告出示了一些证明731部队存在的资料以及由厚生省保管的“留守部队名册”及“部队简历”，并就部队的概况作了答辩。但是，其中根本没有任何与细菌战研究和人体实验相关的资料。外务省否决了开展全面调查的要求，继续隐瞒事实真相。

（3）昭和57年对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有关细菌战记录资料的不公开处理

战后，与旧军队相关的资料都被集中保管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1950年代后半期开始公开。但是，昭和57年12月，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根据昭和55年5月27日题为“关于情报提供的改善措施” 的内阁会议精神和“防卫厅关于情报提供的改善措施”（昭和55年9月18日防官总第4518号），制定了《关于战史资料一般公开的内部规定》。同时，防卫厅还在当天的《公文公开审查计划》中对审查的实施要领作了详细的规定。被告通过这些条理对保管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的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作了不允许公开的规定，以使其事实得到隐瞒。

（4）昭和58年家永教科书审定时对731部队内容的删除

昭和58年，文部大臣对于家永三郎的修改审定教科书申请中关于731部队的记述提出了全部删除的修正意见。在第三次关于家永教科书的诉讼中，最高法院在平成9年8月29日的判决（民集51卷7号2921页）中认为：“关东军中确实存在着以实施细菌战为目的的名为731部队的军队，他们进行人体实验、杀害中国人的行为在当时的学术界已经成为不可反驳的定论”，认为文部大臣提出的全部删除的提议是违法的。

在昭和58年审定之前，731部队的真相已经日益清楚，其存在已经成为定论。但是，被告还是一意孤行，将731部队的相关记录从教科书中全部删除，妄图隐瞒731部队存在的事实和犯下的战争罪行。

5  1990年代（第三阶段）被告的隐瞒行为

（1）细菌战真相进一步明朗化

1989年，中国刊发了汇总着中国方面所掌握资料的《细菌战与毒气战》。其中对日军散布细菌与中国各地鼠疫流行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了论证（甲105之1·33页）。进入1990年代以后，伴随着苏联解体时的情报公开，发现了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的起诉准备材料和原日军牡丹江宪兵队的报告书，并且确定了日军731部队人体实验牺牲者的名单。

1989年7月，在日本东京都新宿区户山的原日军军医学校遗址发现了100具以上的人骨，被怀疑与731部队有关。另外，以平成5年7月开始的731部队展览为契机，大部分原731部队队员开始坦白，使真相的公开得到了很大的进展。平成8年，原部队成员的证词集《细菌战部队》出版发行。

（2）井本业务日记的发现、公开和被告采取的不公开措施

平成5年，吉见义明中央大学的教授们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井本日记（甲1，2）。但是，令人震惊的是，被告对这一证据也采取了不公开措施，继续隐瞒细菌战事实。

（3）与对随军慰安妇、毒气等战争罪恶进行谢罪赔偿的行为背道而驰的细菌战隐瞒行为作为本案被告的日本政府，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开始就随军慰安妇问题及遗弃的毒气弹问题等战争责任进行调查。

关于随军慰安妇问题，虽然日军政府起初坚称没有资料证实当时的日军与此有关，但但最后在三名韩国原慰安妇向日本政府提出谢罪、赔偿要求并正式起诉后，日本政府不得不接受并展开调查。平成5年8月4日，发表了第二次调查结果与官房长官谈话。在这次官房长官谈话中，完全推翻了这之前的政府见解，承认日军与此事有关。

另外，毒气弹问题也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战后问题。1980年代末之后，虽然中国多次要求日军对遗留在中国境内的毒气弹进行处理，但日本只是做些肤浅调查来应付了事。可是，随着化学武器禁止条约（1993年签定，1995年批准，1997年开始生效）的签定，对遗弃的毒气弹的处理被作为义务被规定执行，日本政府才不得不对遗弃在中国大陆的大量毒气弹进行处理，于是才开始在中国各地进行了正式的调查。

就这样，被告在不得不对其他的战争责任进行调查，并开始对各方的声讨作出回应和赔偿的同时，仍然继续隐瞒他们的细菌战罪行。

（4）无视最高法院对731部队活动认定而作出的判决，继续隐瞒的行为

A  如前所述，最高法院已经于平成9年8月的判决中认定了731部队的真实存在，那么立法府与行政府理应有义务对细菌战进行调查。

B  在最高法院判决前夕审定完毕的日本历史教科书（复数）中，对原日军军队中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的存在，以及731部队对中国人和俄罗斯人进行人体实验及屠杀、在中国发动细菌战的历史事实，都作了详细的记载。

C  尽管日军的细菌战事实已经到了如此众所周知的地步，但被告还是拒不承认。

（5）平成9年国会答辩上被告的隐瞒行为

从平成9年12月至平成11年2月间，共进行了四次国会质疑（甲37至39，129），但被告均用“因为没有资料，所以我们不知道”等借口来搪塞。但这种行径，正好证明他们的隐瞒和狡辩又犯下了新的罪行。

A  被告的答辩——“并没有能证明731部队活动状况的资料”

“到目前为止的政府调查中，并未在政府保存的文书中找到任何可以说明731部队活动状况的资料。”（平成10年4月2日村冈官房长官答辩。甲40）“731部队的具体活动以及阁下所指的人体实验的资料并没有得到证实。”（平成11年2月18日野吕天防卫厅长官。甲129）尽管如此，井本日记等四份日记的存在，却仍然能证明这些答辩分明就是谎言。

B  关于井本日记的答辩——“一切无可奉告”

平成10年4月7日的国会答辩中，井本日记的内容在质疑时被提出。被告故意将话题岔开。尽管被告知道井本日记的存在，但偏偏不正面回答“知道”或者“不知道”，却用昭和34年以来自己保管的《战史业书》编撰时使用的“个人日记”来狡辩，对井本日记则以“无可奉告”来回答。面对证据，而用“无可奉告”来对待，对于一个国家的政府来说，是何等不知羞耻的行为！被告的这种行为，是新的国家罪行，不仅亵渎了细菌战死者，还给幸存者及家属造成了新的精神痛苦。

C  被告答辩中对哈恰证言（美国归还材料的记录）的否认

哈恰在美国下议院听证会上作证说：“与731部队有关的文书在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装箱，归还给日本了。”在平成9年12月17日的国会质疑中。栗原议员质问被告：“这些文件现在保存在哪里？”但被告却却又将话题岔开，大谈“美国归还我们4000多份材料”，并坚决否认哈恰的证言。

D  被告在答辩中表示很难断定731部队的活动内容

被告政府表示：“我们认为目前很难判断原731部队作为政府行为而实施的具体活动的内容。”（平成10年4月7日村冈官房长官答辩。甲41）被告的答辩，是在731部队细菌战事实水落石出的情况下负隅顽抗的行为，只是为了将细菌战罪行隐瞒到底。

（6）被告对细菌战受害者赔偿立法的不予理睬

尽管1990年代后细菌战真相越来越清楚，但被告的国会议员，至今未对此作出任何赔偿的立法。

第7    原告们受到的损害

1  衢州原告们受到的损害

浙江省衢州的原告为后面所附的《原告及其死亡亲属一览表》中1——14号共14人（这一编号是七个地区汇总后的编号。因为原告均为20世纪出生。所以只用西历后两位数表示出生年份。死者均为原告的三代内直系亲属。以下同）。

以上14名原告，其家属在因日军细菌战而引起的衢州鼠疫中染病，出现高烧、头痛、鼠蹊腺肿大、呕吐等症状，最终死亡，致使原告遭受了难以承受的精神痛苦。而且，由于被告自战败后至今的彻底隐瞒行为及立法上的拖延，使原告们又遭受了新的精神损害。

以上14名原告因被告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战而遭受的精神痛苦，如果用金钱来计算，每个人应该获得不少于1000万日元的赔偿；而因为被告的隐瞒而遭受的精神损害，每个人至少是500万日元；因为上述的被告在赔偿立法上的拖延而遭受的精神损害，每个人至少是500万日元。

2   义乌原告们受到的损害

浙江省义乌市市区的原告为后面所附的《原告及其死亡亲属一览表》中15——58号共44人。

以上14名原告，其家属在因日军细菌战而引起的义乌鼠疫中染病，出现高烧、头痛、鼠蹊腺肿大、呕吐等症状，最终死亡，致使原告遭受了难以承受的精神痛苦。而且，由于被告自战败后至今的彻底隐瞒行为及立法上的拖延，使原告们又遭受了新的精神损害。

以上44名原告因被告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战而遭受的精神痛苦，如果用金钱来计算，每个人应该获得不少于1000万日元的赔偿；而因为被告的隐瞒而遭受的精神损害，每个人至少是500万日元；因为上述的被告在赔偿立法上的拖延而遭受的精神损害，每个人至少是500万日元。

3   东阳市原告们受到的损害

浙江省东阳市的原告为后面所附的《原告及其死亡亲属一览表》中59、60号共2人。

以上2名原告，其家属在因日军细菌战而引起的东阳鼠疫中染病，出现高烧、头痛、鼠蹊腺肿大、呕吐等症状，最终死亡，致使原告遭受了难以承受的精神痛苦。而且，由于被告自战败后至今的彻底隐瞒行为及立法上的拖延，使原告们又遭受了新的精神损害。

以上名原告因被告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战而遭受的精神痛苦，如果用金钱来计算，每个人应该获得不少于1000万日元的赔偿；而因为被告的隐瞒而遭受的精神损害，每个人至少是500万日元；因为上述的被告在赔偿立法上的拖延而遭受的精神损害，每个人至少是500万日元。

4   崇山村原告们受到的损害

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的原告为后面所附的《原告及其死亡亲属一览表》中61——90号共30人。

除原告王新林、原告王福元、原告王选、原告王俊豪、原告郑冬妹之外的25名原告及原告王新林的父亲王化吉、原告王福元的父亲、原告王选的父亲王容海、原告王俊豪的父亲王良琴、原告郑冬妹的丈夫等5人，其家属在因日军细菌战而引起的崇山村鼠疫中染病，出现高烧、头痛、鼠蹊腺肿大、呕吐等症状，最终死亡，致使原告遭受了难以承受的精神痛苦。而且，由于被告自战败后至今的彻底隐瞒行为及立法上的拖延，使原告们又遭受了新的精神损害。

以上30名原告因被告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战而遭受的精神痛苦，如果用金钱来计算，每个人应该获得不少于1000万日元的赔偿；而因为被告的隐瞒而遭受的精神损害，每个人至少是500万日元；因为上述的被告在赔偿立法上的拖延而遭受的精神损害，每个人至少是500万日元。

此外，原告王新林因父亲王化吉的死亡、原告王福元因父亲的死亡、原告王选因父亲王容海的死亡、原告王俊豪因父亲王良琴的死亡、原告郑冬妹因丈夫的死亡，也具有请求赔偿的权力。

5  义乌市塔下洲原告们受到的损害

浙江省义乌市塔下洲的原告为后面所附的《原告及其死亡亲属一览表》中91——95号共5人。

以上5名原告，其家属在因日军细菌战而引起的义乌市塔下洲鼠疫中染病，出现高烧、头痛、鼠蹊腺肿大、呕吐等症状，最终死亡，致使原告遭受了难以承受的精神痛苦。而且，由于被告自战败后至今的彻底隐瞒行为及立法上的拖延，使原告们又遭受了新的精神损害。

以上5名原告因被告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战而遭受的精神痛苦，如果用金钱来计算，每个人应该获得不少于1000万日元的赔偿；而因为被告的隐瞒而遭受的精神损害，每个人至少是500万日元；因为上述的被告在赔偿立法上的拖延而遭受的精神损害，每个人至少是500万日元。

6  宁波原告们受到的损害

浙江省宁波的原告为后面所附的《原告及其死亡亲属一览表》中96——104号共9人。

以上9名原告，其家属在因日军细菌战而引起的宁波鼠疫中染病，出现高烧、头痛、鼠蹊腺肿大、呕吐等症状，最终死亡，致使原告遭受了难以承受的精神痛苦。而且，由于被告自战败后至今的彻底隐瞒行为及立法上的拖延，使原告们又遭受了新的精神损害。

以上9名原告因被告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战而遭受的精神痛苦，如果用金钱来计算，每个人应该获得不少于1000万日元的赔偿；而因为被告的隐瞒而遭受的精神损害，每个人至少是500万日元；因为上述的被告在赔偿立法上的拖延而遭受的精神损害，每个人至少是500万日元。

7   常德原告们受到的损害

湖南省常德市的原告为后面所附的《原告及其死亡亲属一览表》中105——165号共61人。

以上61名原告中，除140号和147号之外的59人，其家属在因日军细菌战而引起的常德鼠疫中染病，出现高烧、头痛、鼠蹊腺肿大、呕吐等症状，最终死亡，致使原告遭受了难以承受的精神痛苦。带有﹡标记的8名原告，曾经患上鼠疫，从死亡线上逃脱得以幸存。他们经受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而且，由于被告自战败后至今的彻底隐瞒行为及立法上的拖延，使原告们又遭受了新的精神损害。

以上61名原告因被告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战而遭受的精神痛苦，如果用金钱来计算，每个人应该获得不少于1000万日元的赔偿；而因为被告的隐瞒而遭受的精神损害，每个人至少是500万日元；因为上述的被告在赔偿立法上的拖延而遭受的精神损害，每个人至少是500万日元。

8   江山原告们受到的损害

浙江省江山的原告为后面所附的《原告及其死亡亲属一览表》中166——180号共15人。

以上15名原告，除174号之外的14人，其家属在因日军细菌战而引起的江山霍乱中染病，出现腹痛、呕吐、脱水等症状，最终死亡，致使原告遭受了难以承受的精神痛苦。带有﹡标记的2名原告，曾经患上霍乱，从死亡线上逃脱得以幸存。他们经受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而且，由于被告自战败后至今的彻底隐瞒行为及立法上的拖延，使原告们又遭受了新的精神损害。

以上15名原告因被告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战而遭受的精神痛苦，如果用金钱来计算，每个人应该获得不少于1000万日元的赔偿；而因为被告的隐瞒而遭受的精神损害，每个人至少是500万日元；因为上述的被告在赔偿立法上的拖延而遭受的精神损害，每个人至少是500万日元。

第8  细菌战引起的对原告们的名誉侵害

细菌战不仅仅象前面陈述的那样对人的身体造成直接侵害，它造成的细菌恐怖将永远笼罩在受害者的心灵上。另外，被告迟迟不肯承认细菌战事实，无限期得拖延对被害人的赔偿，使原告们的精神痛苦持续至今，人格也受到严重侵害，这种人格权利的侵害，其严重性与名誉权的侵害，都是不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