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自1985年被提出以来，一直是我国实施的资源要素分配原则。多年来贯彻此项原则，政府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从1978年到2010年，我国的GDP增长了108倍，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笔者却认为，是时候来考虑逐步调整这一方针了。我们先观察如下一组数据：

　　1985年到2010年，我国GDP从9,016亿到398,000亿，共增长了44倍，国家财政年收入增长了41倍，各项税收从2,000亿到73,000亿增加了36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从749元到21,000元仅增长28倍，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从547元增长到7,100元还不到13倍。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大幅落后于GDP和税收增速。

　　在效率优先、经济增长速度优先的国策下，政府的财力得到空前的提高，于是我们看到了两大骄人成绩：

　　首先，在二十多年的巨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日新月异：十几年时间我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7.4万公里，稳居全球第二；高速铁路以更快的速度达到1.6万公里，一举超过目前全球高铁里程总和；此外还建成了全球最强大的三峡水电站，最强的超高压输变电网络等……成果不胜枚举，经济和社会效益斐然。

　　其次，我们看到在国家高额的投入、行业准入垄断以及资源配置的倾斜下，截至2010年已有以30家央企为代表的54家中国企业昂首跨入了全球500强的行列，其中中国石化、国家电网和中国石油分别位列第7、第8和第10位；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更一度包揽全球十大市值银行前两名。国有企业在金融、能源、石化、钢铁、交通、冶金、电信等国民经济命脉中分享到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效益，以“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快速壮大。

　　但如今，环顾四下，我们在建完全球第一的高铁网络后，万亿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还将投什么？继钢铁、水泥、家电等行业后，在汽车方面，我们如今也已成为全球第一大产销国，再拿万亿投资去生产什么？面临超过90%的行业产能存在过剩，面临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面临汇率如火如荼的争端，我们新增的产品能出口到哪里？ 再看长一些，我们目前每年20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速难以为继的时候，我们靠什么来拉动经济增长？靠什么来新增就业？我们是否是时候该认真考虑“分配公平”和“机会公平”的资源配置国策了？

　　笔者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策略是造成目前高产能、低消费，大国企、弱民企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策略确实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拉动内需”也好，“家电下乡”也罢，在中西部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已经高达70%以上的情况下，已经不是延长一年补贴就能根本解决的问题。

　　人民富则国家富。因此，需要在一次分配比例中，把居民收入占比，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占比迅速提高，用“公平分配”弥补过去的欠账，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民的消费能力；同时，增加财政的转移支付，提供覆盖全民的社保、医保和教育，才能让让大家安心消费，拉动内需。

　　企业强则国家强。只有推行减税，鼓励创业的措施，并且打破行业垄断，切实落实“非公三十六条”，扶持非公经济的先进代表以“公平机会”参与到国计民生的各行各业中，才有可能解决社会投资出路，创造就业机会。而在引入行业竞争，推进大胆创新之后，或许能出现金融领域的“阿里巴巴”， 电信领域的“腾讯”，高铁行业的“三一”，军工行业的“华为”……

　　从这次两会上，我们看到了“十二五”规划的GDP增速从8%调减到7%，看到了总理第一次提出“十二？五”期间让居民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我们也看到了调整“公平与效率”的开始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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