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故事］
“我恨‘爱’这个字眼，因为我在每一个地方，每一种语言中都能轻易找到它……我的确不知道我是否爱你。我不想通过爱来想你，我想用生命来想你。” 

                       ——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1929-2006）

文：韩松落

        1973年，《欧洲人》周刊记者的奥莉娅娜·法拉奇，从同事手中抢来了去雅典采访希腊抵抗运动领袖和政治活动家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的机会，当时，他获得特赦仅仅两天。
       这一年，法拉奇43岁 ，已是著名记者，经历过二战、越战，采访过众多政要，包括基辛格、英迪拉·甘地、亚西尔·阿拉法特，后来还曾采访过**。她的采访后来汇集成册，以《采访历史》为题在1974年出版，这本书使她成为“国际政治采访之母”。这位“母亲”曾这样看待爱情：“事业是可爱的，爱情是可笑的。”
        帕纳古里斯依约出现，他34岁，脸上有疤，目光灼热，并不高大，却结实有力，他手捧玫瑰花，前来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据说，法拉奇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人的含义是什么？”帕纳古里斯作了回答，但法拉奇说：“帕纳古里斯，我说人应该是像你那样。”
        毫无意外，这两个灵魂里有电和火的人开始同居。她甘冒生死之险帮他转移，帮他筹款以竞选议员，但他对生活琐事满怀怨怼，不屑于解决自己的困窘，他曾要她送自己一辆小汽车，要她一小时内准备好一艘游艇。在他听到法拉奇怀孕的消息后，先是沉默，然后用嘶哑的声音和法拉奇商议，按照AA制分摊打胎的费用。但最后的结果是，在一次争执中，帕纳古里斯踢了法拉奇的肚子一脚，胎儿流产了，这次流产，让法拉奇写下了那本著名的《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但她始终和他在一起。这是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战士之爱，越过了世俗规定的那些条件，也冲破了通常的爱所具有的形态，她明白他的伟大与卑琐，愿意以灵魂去拥抱他的灵魂。
        直到1976年5月1日。他在一场有预谋的车祸中当场死亡，1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法拉奇依靠每天60根香烟度过艰难时期，并开始写一本以帕纳古里斯为主人公的纪实小说，三年多后，这本40多万字的书出版，题为《男子汉》，有些译者，将它译作《人》。
        晚年的法拉奇在政治态度上变得保守，但战士的作风始终没变，在最后的那次乳腺癌手术中，她坚持要看从自己身上切除的肿瘤组织，并大声地咒骂它。
        2006年9月17日，她死了。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某处，一定有两道飒飒的电光，以忽而碰触忽而迸开的姿态，走向宇宙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