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先锋评论08年4月号

十字路口

朱晔

朱晔，独立艺术家与策展人，《城市中国》执行主编。

    1937年，由赵丹、白杨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深受当时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喜爱。影片讲述了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几个好朋友的故事：小徐企图自杀被老赵相救返回了家乡；老赵在报馆认识了小杨，写出了反映女工现实遭遇的报道；阿唐靠给商场布置橱窗糊口度日； 只有刘大哥去北方参加了抗战。最终，这几个徘徊在人生“十字街头”的大学生，在刘大哥的影响下都走上民族抗争的大道。七十年过去，我们从这里引入的是关于“十字路口”的两个要讨论的话题：一是由“街”到“路”的变化，二是对“十字路口”的理解。

    首先是由街到路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由城市街道的社会构成因素变化所引起，即：街道的控制和使用者是谁、建造的目的、以及街道社会经济职能的转变等。自1992年起中国进入了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因为汽车数量的猛增，城市的时空在速度中被压缩。于是，伴随着城市肌理的疏松化，城市的路网体系等级不断递增，它们按照空间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要求在城市中被结构和秩序化。《十字街头》描述的是一个步行体系为主的城市，在行走的途中人们有着观看和交谈的自由，可以把街道当作社交行为的场所叙说家长里短。而“十字路口”所处的时代则是经济流、交通流、信息流作为城市首要需求的时代，机械向这个时代“展示了一个明确的通知特征，一种明确的规训和独特的征服意识”（海德格尔语），随着汽车对步行的替代、电话对见面的替代、网络对现实的替代，加上中国特有的宏大城市意志，十字路口最终发展并蜕变为成功能至上的被结构单元。

    “十字街头”被沈西苓导演用来比喻影片人物必须对重大事件做出选择的境地，而与时俱进地用“十字路口”做同样的表述，那么实际情况将是荒诞的。现实的十字路口由两条垂直交叉的街道构成，同时这里也是人流、车流、管制与信号的集合点。因为多向人流和车流的汇聚，秩序与组织成为需要，这样的组织体现为一系列的交通管制术，包括：发出规训信号的红绿灯、规定行人行进方向的斑马线、负责监控的电子眼、进行人为管制的交警与协警等等。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十字路口，对于行人而言，街道体现为通过马路的行为规训与信号反应。这样的反应系统我们在初中的生物课本中曾经提到过，称之为“条件反射”。根据引起条件反射的信号的类型，条件反射又可分为第一信号系统的反射和第二信号系统的反射。由各种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嗅觉的、味觉的具体信号引起的，叫做第一信号系统的反射，人和动物共有。十字路口的公共管制术就是通过技术对人们行为的集体规训，而这样的规训会首先以教育的方式，以第二信号系统反射的方式出现在小学课本里：“红灯停，绿灯行”。

    自由就意味着别无选择，这是现代性的悖论。因为具体的个人对于社会的庞大巨构系统而言，其主动选择往往与被动的规定甚至是管制结合在一起。于是在这组十字路口的影像中，我们看到的是近乎于条件发射的匆匆而过的人群，他们茫然而尽可能快速地通过面前的路口，离开照片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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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的主要功能在于对城市交通进行组织。广州江南大道昌岗路口，200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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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十字路口附近的突发事件（图片右侧房屋因施工基地开挖过度而倒塌），自发围观的行为使得固有的交通机械管制系统失效，不得不增加交警进行人为疏导。广州江南大道江南西路口，200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