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情书

           文/王晓渔  本文刊登于2007年7月号<先锋中国评论>杂志

　　福楼拜在给情妇的一封信里这样说：谁要能熟读五六本书，就可成为大学问家了。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的开篇引用这句话，为自己的作品鸣锣开道。他探讨了奥斯丁、狄更斯、福楼拜、斯蒂文森、普鲁斯特、卡布卡、乔伊斯的七部作品，从数量上说，已经超过福楼拜的指标，算得上“大大学问家”了。
　　非常惭愧，虽然我也曾试着“熟读”五六本书，但常常浅尝辄止，所以这里只能谈谈自己“不求甚解”的五六位同志。作为诗歌爱好者，我最初受到两位诗人的影响，他们是布罗茨基和希尼。但他们影响我的不是诗歌，而是诗论。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刚刚重印，这本书收入了细读曼德里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奥登、弗罗斯特五位诗人的文章，他们也正是布罗茨基在诺贝尔奖受奖演说中提到的五个身影。按照福楼拜的说法，布罗茨基完全符合“大学问家”的指标。他还曾说过，诗歌应该干涉政治，直到政治停止干涉诗歌。关于这个话题，希尼这样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诗的功效为零……从来没有一首诗能阻拦坦克。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诗的功效又是无限的。”那本《希尼诗文集》（作家出版社，2001），我基本上是从后面开始读起，因为诗歌在前、随笔、评论在后。
　　1972年6月4日，布罗茨基被迫离开苏联，在一座举目无亲的城市呆到第三天，意外地接到一个电话，伯林邀请他去俱乐部喝茶。伯林和阿伦特帮助我这一代中的很多人建立了世界观、人生观。中学时代流行一些格言，什么“天生我才必有用”，什么“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后来，伯林的句子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诸如“我总是生活在表层”、诸如“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这句话是康德的原创）。但是，这位温和的绅士，一旦提到阿伦特就忍不住金刚怒目，并且痛斥“钦佩她的人只不过是会摆弄字母的‘文人’”。非常对不住伯林的是，我经常一边阅读他的著作，一边阅读他极为不屑的阿伦特。借用崔卫平的说法，阿伦特的作品使我从消极自由走向积极生活。
　　说了半天，都是国际友人，把本邦人士排除在外无疑是不负责任的。钱穆先生在苏州西山的墓地，是我每次去太湖必去拜谒的地方，但最初只是慑于他的盛名，并没有超出“到此一游”的境界。一般而言，我总是先读作品再读传记，这次颠倒过来，先是被一些精深的书名吓跑，读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才知道好在何处，赶忙搜罗他的著作，即使一些专业的论述也不再视若畏途。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5）里，钱穆提到：“中国历史所以能经历如许大灾难大衰乱，而仍然绵延不断、隐隐中主宰此历史维持此命脉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无表现的人物上。”看到这段论述，倍感欣慰，成为“二不一无”人员，应该要比成为“大学问家”容易一点吧。除了钱穆，书架上还有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2002）和《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但在它们把书架压弯之前，自己能否走马观花，我心里不太有数。
　　福楼拜在情书中大谈如何读书，仿佛暗示他打算熟读的五六本书，也是他的“情妇”。我一直为自己从来没有收到过情书而遗憾，但布罗茨基、希尼、伯林、阿伦特、钱穆的著作是另一种“情书”，弥补了我的这个创伤。当然，要做到“熟读”谈何容易，还好我没有打算成为“大学问家”。